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日本学界始终以独特的视角与扎实的考据为全球学术版图贡献力量。青年学者会田大辅以北周史为核心据点，以史料批判为锐利工具，兼及“东部欧亚史”的宏观视野，打破传统研究范式的桎梏，其著作与论文不仅重塑了学界对特定历史人物与时代的认知，更为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兼具微观考据与宏观叙事的新路径。
史料批判：打破正史迷思，还原历史本真
会田大辅研究的鲜明特质，在于对传统正史叙事的审慎反思与多维解构。受《周书》等官方史料影响，学界长期以来对北周权臣宇文护形成了“专权腐敗”的负面认知，将其执政期简单归结为派系对立与政治黑暗。会田氏却敏锐捕捉到正史与墓誌、文集、佛教史料等非官方文献间的记载矛盾，以此为切入点展开针对性研究。
通过对宇文護幕僚人事构成的精细分析——涵盖天官府、中外府及晉國公府三大核心机构，会田氏指出，宇文护的人才选用并非偏頗专擅，而是兼顾西魏元勳及其子弟、关中汉族乃至昔日结怨者，形成了多方势力融合的政治格局。这种用人策略不仅有效维系了西魏北周政权的稳定，其任用人才更与西魏至隋初的政治传承形成紧密衔接，印证了其执政对北周国祚延续的重要贡献。这一研究不仅颠覆了宇文护的固有负面形象，更揭示出《周书》叙事背后的政治意图——为抬高周武帝权威、彰显王朝正统性而刻意贬低宇文护，展现了唐初史家对历史书写的主观建构。
类似的史料批判思路亦贯穿于其对萧詧等人物的研究中。会田氏发现《周书》对萧詧“遣使称藩”的记载刻意模糊，推测这一书写策略既与后梁史臣岑文本的参与相关，也受到唐初重臣萧詧之孙萧瑀的政治影响，本质是为塑造萧詧行为的悲剧性与正当性。这种将史料文本置于具体政治语境下的分析，打破了“正史即信史”的传统迷思，为历史人物研究提供了更为立体的解读框架。
研究视角：从分期论争到欧亚视野的突破
日本学界对魏晋南北朝的传统研究，多深陷“古代向中世过渡期”的分期论争，将该时代视为华夏文明的“分裂断裂期”。会田大辅则跳出这一框架，在其概说书《南北朝时代——从五胡十六国到隋统一》中，将这一动荡时代重新定位为“新中华世界”的重组期，强调其与隋唐统一帝国形成的内在关联性。这种认知并非简单否定分裂的历史事实，而是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捕捉分裂表象下的文明融合与制度积淀。
更为重要的是，会田氏的研究融入了近年日本学界“东部欧亚史”的前沿视角，将南北朝史置于欧亚大陆东部的整体格局中审视。在《南北朝时代》一书中，他巧妙交织胡汉关系、佛教隆盛、地域社会变迁及中国与周边地域的互动等核心议题，不再局限于华夏文明内部的兴衰叙事，而是展现出多民族、跨地域的文明互动图景。这种视野既体现了日本学者将中国史视为世界史一部分的学术传统，也回应了全球史研究对跨区域关联的关注，为南北朝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其研究焦点始终锚定西魏北周这一“连接南北朝与隋唐的关键环节”，从六官制、侍卫制度、地方统治体制等具体制度，到宇文护、周武帝等核心人物，均围绕“北周如何为隋唐统一奠定基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这种“以点带面”的研究路径，既保证了微观考据的扎实性，又实现了与宏观历史脉络的精准对接，弥补了以往学界重制度源流、轻政治动态的研究缺憾。
学术贡献：范式革新与知识普及的双重价值
会田大辅的研究在学术层面实现了双重突破：其一，推动北周史研究的范式革新。通过对宇文护执政期的重新解读、对《周书》叙事意图的深度剖析，他挑战了陈寅恪“关陇集团”学说框架下的传统认知，为理解西魏北周至隋唐的政权更迭、统治阶层演变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其系列论文《北周政治史与六官制》《北周武帝の華北统一》等，构建了更为细致的北周政治史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其二，搭建学术研究与大众认知的桥梁。《南北朝时代》作为一部面向日本读者的概说书，并未陷入晦涩的考据罗列，而是巧妙结合《兰陵王》《独孤伽罗》等热门历史剧，插入作者实地考察拍摄的鲜卑源啤酒照片，以贴近时代的表达激活历史记忆。这种书写方式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又具备极强的可读性，让原本小众的南北朝史走进大众视野，实现了学术价值与普及意义的统一，也印证了东京大学教授佐川英治对其“颠覆传统‘中国史’印象，是必读之作”的评价。
作为荣获第35届东方学会奖的青年学者，会田大辅的研究仍在持续拓展——从北周政治史延伸至《帝王略论》的历史观分析，从制度考据深入到地域统治体制研究。其学术路径所彰显的核心启示的是：南北朝史的研究既要扎根于史料文本的精细解构，打破固有叙事的桎梏；又要具备超越单一区域的宏观视野，捕捉时代变革的深层动力。在东亚史研究日益强调跨区域、多维度的今天，会田大辅的成果为该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也预示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将在史料批判与视野拓展的双重驱动下，不断开辟新的学术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