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北宋理学的奠基者与思想巨擘
程颐（1033年—1107年），作为北宋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以深邃的哲学思辨、系统的教育理念与深远的学术影响，成为理学体系的核心创立者之一。他的思想不仅塑造了宋明儒学的发展轨迹，更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架构与文化心理产生了千年回响。
一、生平：在仕与学的交织中坚守道统
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其人生轨迹始终围绕“治学”与“行道”两大主线，既历经朝堂的起伏，也坚守讲台的深耕。
1. 早年治学：拜师问道，奠定根基
程颐出身于洛阳官宦世家，家族世代秉持儒学传统，父亲程珦曾任黄陂县尉、兴国军知军等职，良好的家学氛围让他自幼浸润于经典之中。十四五岁时，他与兄长程颢一同拜入理学先驱周敦颐门下，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孔颜之乐”思想，为兄弟二人打开了哲学思辨的大门——这一经历不仅让程颐确立了“以理释儒”的学术方向，更奠定了他一生追求“内圣外王”的精神底色。
十八岁时，年轻的程颐已展现出强烈的经世抱负，他直接上书宋仁宗，痛陈时弊，提出“任贤、黜奸、纳谏、薄赋”等治国主张，虽因资历尚浅未获召见，却显露出超越同龄人的政治远见。此后，他专注于儒学典籍的钻研，尤其在《周易》《论语》《孟子》等经典的解读上深耕，为后续构建理学体系积累了扎实的学术储备。
2. 中年讲学：以教传道，桃李满天下
嘉祐元年（1056年），程颐因学识出众被太学主管胡瑗赏识，授予“学职”，负责教授太学生。在太学期间，他打破传统经学“重训诂、轻义理”的局限，以“穷理”为核心解读经典，引导学生从“文本”走向“心性”，其授课风格严谨而深刻，很快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嘉祐四年（1059年），程颐参加廷试落第后，并未执着于科举仕途，而是选择“退而讲学”——他先后在洛阳、涪州等地开设书院，主张“教育为王道之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只要有志于学便接纳为徒。他的学生中，既有谢良佐、吕大临、杨时、游酢等后来成为理学中坚的“程门四先生”，也有朱光庭、卢焞等推动洛学传播的重要学者。其中“程门立雪”的典故（杨时、游酢为求见程颐，冒雪侍立门外，待其睡醒），不仅成为尊师重道的典范，更彰显了程颐讲学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3. 晚年宦海：党争起伏，坚守学术气节
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吕公著等旧臣掌权，程颐因学识与声望被举荐为“崇政殿侍讲”，负责为皇帝讲授儒学经典。他上任后直言敢谏，主张以“天理”规范君主行为，甚至在讲学时批评哲宗“玩物丧志”，虽获哲宗一时敬重，却也因过于刚直得罪了朝中权贵。
当时朝堂上，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党”（推崇洛学）与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侧重文学与实务）因学术理念与政治主张分歧，爆发了“洛蜀党争”。程颐主张“以理治国”，强调道德教化优先；苏轼则主张“务实致用”，反对过度强调抽象义理，两派争论激烈，最终程颐被弹劾“迂阔近名”，罢去侍讲之职，外放涪州（今重庆涪陵）。
在涪州期间，程颐并未因贬谪而消沉，反而在当地“钩深堂”潜心著述，完成了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周易程氏传》（又称《伊川易传》）。这部著作以“义理解易”为核心，将《周易》的宇宙观与儒家伦理结合，首次系统构建了“理—气—物—人”的哲学逻辑链条，成为理学的标志性典籍。
宋徽宗即位后，程颐曾短暂恢复官职，但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等新党掌权，将程颐列为“元祐奸党”，下令焚毁其著作、禁止其讲学。即便如此，程颐的门人仍冒着风险保存其文稿与讲学记录，让洛学得以延续。大观元年（1107年），程颐病逝于洛阳伊川，享年75岁，临终前仍在为学生讲解《论语》，真正践行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儒者精神。
二、思想主张：构建理学的核心理论体系
程颐的思想是对先秦儒学的创造性发展，他以“理”为核心，融合宇宙观、伦理观、修养观，形成了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为宋明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1. 哲学思想：“理”为宇宙与道德的终极本源
程颐首次将“理”（又称“天理”）提升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主张“理是实理，天下万物皆有其理”，打破了传统儒学侧重伦理、轻宇宙观的局限。
- **“理”的本质**：程颐认为，“理”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实体，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与运行的法则——“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理”的“外化”，即“理一分殊”：“理”是统一的终极本体，而具体的事物（如日月、草木、君臣、父子）则是“理”的不同表现形式，如同“月映万川”，一轮明月映照在不同的江河中，虽形态各异，本源却同为一月。
-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为了让人认识“天理”，程颐提出“格物致知”的方法论。这里的“格物”并非“研究客观事物”，而是“穷究事物之理”，且重点在“道德之理”——他认为，人要通过观察日常事物（如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推究其中蕴含的“天理”，进而达到对终极“理”的认识。他强调“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即“穷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顿悟。
- **“体用一源”的辩证思维**：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其中“体”指“理”（本体），“用”指“事”（现象）；“显”指可见的事物与行为，“微”指隐微的“理”。他认为，“理”与“事”并非割裂的——“理”是“事”的本质，“事”是“理”的表现，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一行为（用）的背后，正是“君臣之理”（体）的体现。这种思维既避免了玄学“重体轻用”的空疏，也批判了功利主义“重用以弃体”的短视，让儒学兼具了形而上学的深度与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
2. 公私义利观：“存公去私”的道德准则
程颐将“义利之辨”推向极致，主张“义”是“天理”的体现，“利”是“人欲”的产物，二者本质对立。
- **“公”即天理，“私”即人欲**：他认为，“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而“仁”的本质是“公”——“公则仁，私则不仁”。例如，君主以天下为念、官员以百姓为念，便是“公”（符合天理）；若君主贪图享乐、官员谋取私利，便是“私”（违背天理）。他直言“天下之害，莫大于私”，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源在于“人欲横流”，因此必须“克己复礼”，通过克制私欲来回归天理。
- **义利的辩证统一**：程颐并非完全否定“利”，而是强调“利”必须服从“义”——若“利”是从“义”出发（如为赡养父母而谋生、为救济百姓而兴利），则这种“利”符合天理，可称为“义中之利”；若“利”违背“义”（如损人利己、贪赃枉法），则是“私欲之利”，必须摒弃。这种观点既坚守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又为合理的物质追求留下了空间，避免了道德绝对主义的极端。
3. 人性修养观：“变化气质”以达“仁”的境界
程颐结合“理”与“气”的概念，提出了系统的人性修养理论，解决了“人为何要修养”“如何修养”的核心问题。
- **“性即理”与“气质之性”**：他认为，人的本质（“性”）是“理”的体现，因此“性本善”——“性即理也，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即无论圣人还是普通人，其本性（天理）都是相同的。但人出生时会禀受“气”（物质材料），“气”有清浊之分：禀受“清气”者，本性易显，成为“贤人”；禀受“浊气”者，本性被遮蔽，成为“愚人”。这种“气质之性”的差异，正是人需要修养的原因。
- **修养路径：“存天理，灭人欲”**：程颐提出，修养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这里的“灭人欲”并非否定所有欲望，而是指克制“超出天理范围的私欲”（如贪婪、嫉妒、奢靡）。具体路径有三：
1. **致知**：通过“格物”穷究天理，明确道德准则，避免因“无知”而陷入私欲；
2. **主敬**：保持内心的敬畏与专注，不被外界诱惑干扰，做到“心不放肆，心不放逸”；
3. **力行**：将“知”转化为“行”，在日常行为中践行天理（如孝亲、敬长、守信），即“知之深则行之必至”。
- **修养的终极目标：“仁”**：程颐认为，“仁”是天理的最高体现，是修养的终极境界——“仁是理，是爱”，既包含对他人的关爱（爱人），也包含对天理的敬畏（循理）。达到“仁”的境界，便是“圣人”，此时“人心纯乎天理，私欲尽去”，能自然地“从心所欲不逾矩”。
三、教育理念：以“育人为本”的儒学教育体系
程颐不仅是思想家，更是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念以“培养符合天理的儒者”为目标，强调德育优先、因材施教，对中国传统教育影响深远。
1. 教育的根本目的：“明人伦，成圣贤”
程颐认为，教育不是为了科举做官（“取科第”），而是为了“明人伦”——即让学生明白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伦理准则，进而“变化气质”，最终成为“圣贤”。他在讲学中常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明确将“仁”作为教育的核心目标，主张通过教育让学生“内修心性，外合天理”，成为兼具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的儒者。
2. 教育内容：以儒学经典为核心，重义理轻训诂
程颐主张教育应以“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核心教材，但反对汉代以来“章句训诂”的治学方式，强调“以义理解经”——即引导学生透过文字，理解经典背后的“天理”与“圣人之意”。
例如，他解读《论语》“学而时习之”时，并非简单解释“学习后要复习”，而是指出“习”不仅是“复习知识”，更是“践行所学之理”，如学“孝”后便去践行孝亲之行，学“义”后便去坚守道义，只有“知行合一”，才算真正的“学而时习之”。这种教育内容既保证了儒学传统的传承，又赋予经典以现实生命力。
3. 教育方法：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
程颐根据学生的资质与基础，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对资质聪颖的学生（如杨时），他会深入讲解“天理”“心性”等抽象问题；对基础薄弱的学生，他则从日常伦理（如孝亲、敬长）入手，引导其逐步理解“天理”。他曾说：“圣人之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体现了“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思想。
同时，他强调教育要“循序渐进”，反对“躐等而求”（急于求成）。他认为，学习如同“登山”：“学者须从下学上达，循序渐进，为治己为学之要”，即先学习基础的伦理规范与经典文本，再逐步深入到“穷理”“养心”的层面，最终达到“贯通天理”的境界。这种方法既符合认知规律，也避免了学生因“好高骛远”而陷入空疏。
四、学术著作与历史影响
程颐的著作与思想，不仅塑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方向，更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资源之一。
1. 核心著作：理学的经典文本
程颐的著作以《周易程氏传》为核心，此外还包括《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经说》《程氏遗书》（由门人记录的讲学语录）等，其中：
- 《周易程氏传》：是程颐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全书共4卷，以“义理”解读《周易》六十四卦，将《周易》的“阴阳”“太极”等概念与“天理”结合，构建了“宇宙—伦理”一体化的哲学体系，成为后世理学学者必读的经典。
- 《程氏遗书》：由杨时、吕大临等门人整理，收录了程颐的讲学语录、书信与问答，内容涵盖哲学、伦理、教育、政治等领域，语言通俗却思想深刻，是研究程颐思想的重要史料，与程颢的语录合编为《二程遗书》，后被朱熹收入《四书章句集注》的附录，影响深远。
2. 历史影响：从洛学到程朱理学，再到官方哲学
- **对宋明理学的奠基作用**：程颐与程颢创立的“洛学”，是理学的第一个成熟学派。南宋时期，朱熹继承并发展了程颐的思想，将“理”与“气”的关系进一步细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形成了“程朱理学”。此后，陆九渊、王阳明的“陆王心学”虽与程朱理学存在分歧，但仍以“理”“心”为核心概念，本质上是对程颐理学体系的发展与修正——可以说，程颐的思想是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石”。
- **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从元代开始，程朱理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其“三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准则，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道德规范，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家庭伦理与个人行为模式。
- **对东亚文化的影响**：程颐的思想通过科举制度与文化交流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成为这些国家传统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朝鲜李朝的“性理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日本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成为幕府的官方思想，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3. 后世评价：学界对程颐的多元认知
- 南宋学者胡安国评价：“道学之传，自周敦颐始，至程颐而始明”，肯定了程颐在理学传承中的核心地位。
- 清代学者黄百家在《宋元学案》中指出，程颐的思想“穷极性命之根柢，发挥义理之精微”，是对儒学的“集大成式发展”。
- 现代学者邓广铭认为，二程（尤其是程颐）“把儒家学说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提升到了哲学思辨的高度”，让儒学具备了与佛、道两家抗衡的形而上学体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程颐的思想也存在局限性——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被后世统治者过度解读，成为压制人性、束缚思想的工具；其“重义轻利”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程颐作为理学的奠基者，其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教育与伦理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