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盛极而衰的“盛唐操盘手”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公元762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戏剧性的帝王。他以少年英气铲除韦后、太平公主势力，终结武周以来的宫廷内乱，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局面；却又在晚年沉迷享乐、用人失察，亲手引发“安史之乱”，让大唐从巅峰跌落深渊。他的一生，是“盛世”与“乱世”的分界，是“英明”与“昏聩”的交织，成为后世反思王朝兴衰的经典样本。
一、临危受命：终结内乱的“中兴之主”
李隆基的登基之路，始于武周政权崩溃后的政治乱局。武则天去世后，唐朝陷入“韦后专权”“太平公主干政”的恶性循环，皇权旁落，朝堂动荡，亟需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稳定局面。
1. 铲除韦后，初试锋芒
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韦后毒杀中宗，效仿武则天临朝称制，试图扶持傀儡皇帝掌控政权。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虽无显赫兵权，却暗中联络禁军将领与心腹（如刘幽求、葛福顺），趁夜发动政变，率禁军冲入皇宫，斩杀韦后及其党羽（如安乐公主、武延秀），拥立父亲李旦（唐睿宗）复位。此次政变，李隆基以“弱势身份”一举粉碎韦氏集团，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胆识与谋略，也为自己赢得了政治资本，被册封为皇太子。
2. 智斗太平，巩固皇权
睿宗复位后，太平公主（李隆基之姑）凭借拥立之功，权势日盛，“宰相七人，五出其门”，甚至公开提出更换太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的矛盾逐渐激化，双方形成“太子党”与“公主党”的对峙。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李隆基先发制人，率三百骑兵突袭太平公主府，诛杀其党羽，太平公主被迫自杀。随后，睿宗禅位于李隆基，次年改元“开元”，李隆基正式执掌大唐政权，终结了武周以来近三十年的宫廷内乱，为“开元盛世”扫清了政治障碍。
二、开元盛世：铸就巅峰的“治国明君”
登基后的李隆基，以“励精图治”为信条，任用贤相、改革弊政、发展生产，将唐朝推向经济、文化、军事的巅峰，创造了“开元盛世”的辉煌局面。
1. 任贤用能，刷新吏治
李隆基深知“治国先治官”，开元年间，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贤相，形成“贤臣满朝”的政治格局：
- **姚崇“救时宰相”**：姚崇入相后，提出“十事要说”（如“息兵戈、轻赋税、禁宦官干政”等），直击武周以来的政治弊端，李隆基全部采纳；他还以果断手段平息蝗灾、整顿吏治，为盛世奠定基础。
- **宋璟“刚正宰相”**：宋璟以“刚正不阿”著称，敢于直言进谏，坚决反对权贵贪腐，甚至拒绝李隆基为亲戚求官的要求；他重视人才选拔，主张“量才授职”，杜绝“任人唯亲”，让朝堂风气更加清明。
- **张九龄“文学宰相”**：张九龄不仅文采出众，更有远见卓识，他曾多次提醒李隆基“提防安禄山”，主张加强边防、重视民生；其主持的科举改革，进一步扩大了寒门子弟的入仕通道，推动了文化繁荣。
同时，李隆基还改革官制：精简冗余机构，裁汰冗官（开元年间裁撤冗官数千人）；完善考核制度，以“政绩”作为官员升降的标准，避免“尸位素餐”，让官僚体系高效运转。
2. 改革经济，富国强民
开元年间，李隆基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让唐朝的财富积累达到顶峰：
- **整顿户籍与土地**：针对武周以来“逃户增多、土地兼并”的问题，李隆基下令清查全国户籍，将逃亡农民重新登记，分配无主土地（推行均田制的延续），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保障了农民生计。
- **兴修水利与农业**：他重视水利建设，开元年间全国修建水利工程超过100项（如关中的三辅渠、江南的镜湖），极大提升了农田灌溉能力；同时推广曲辕犁、筒车等新农具，提高农业产量，至开元末年，唐朝粮食储备充足，“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洛阳、长安的粮价长期稳定在低价水平。
- **繁荣商业与交通**：李隆基取消“关津税”（关卡税收），鼓励商业发展，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成为国际性商业大都会；他还修缮丝绸之路，保障商旅安全，使唐朝的丝绸、瓷器、茶叶远销西域、欧洲，而西域的香料、珠宝、骏马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形成“胡商云集、贸易繁盛”的局面。
3. 文化繁荣，盛世气象
开元年间的文化发展，堪称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这与李隆基的重视密不可分：
- **推崇文学艺术**：李隆基本人精通音律、擅长书法，他设立“梨园”（宫廷戏曲、音乐机构），培养艺术人才，推动了唐诗、书法、绘画、音乐的发展；此时，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诗人辈出，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崛起，吴道子、阎立本等画家传世，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化格局。
- **重视教育与典籍**：他扩建国子监（中央官学），学生人数从武周时期的数千人增至万人，还在地方设立州县学，推动教育普及；同时组织学者整理典籍，编撰《群书四部录》（中国最早的大型目录书），保存了大量文化遗产。
- **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李隆基延续唐太宗“华夷一家”的理念，接纳西域文化（如胡旋舞、琵琶、骆驼俑等），甚至将西域音乐融入宫廷乐舞，让唐朝文化既有中原底蕴，又有异域风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中心。
4. 军事强盛，疆域鼎盛
开元年间，唐朝军事力量也达到顶峰：李隆基改革府兵制为“募兵制”，选拔职业军人，提升军队战斗力；同时任用郭子仪、王忠嗣等名将，先后击败突厥、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收复安西四镇，设立北庭都护府，将唐朝疆域拓展至最大范围——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抵越南，北至贝加尔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史称“开元之治，比于贞观，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天宝昏聩：引爆危机的“误国之君”
开元后期，随着政绩卓著、国力鼎盛，李隆基逐渐骄傲自满，从“励精图治”转向“沉迷享乐”，尤其在天宝年间（公元742年—公元756年），他用人失察、宠信奸佞、荒废朝政，最终引发“安史之乱”，让大唐由盛转衰。
1. 宠信奸佞，朝政腐败
李隆基晚年最严重的失误，是罢黜贤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
- **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擅长“伪装忠诚”，实则嫉贤妒能，通过“诬陷、排挤”等手段打压异己（如陷害张九龄、李适之），甚至提出“重用胡将”（以避免边将入相威胁自己），为安禄山等胡人将领的崛起提供了机会。
- **杨国忠“恃宠专权”**：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关系入相，毫无治国之才，却极度贪婪专权，不仅大肆搜刮财富，还与安禄山矛盾激化（双方争夺权力），最终成为“安史之乱”的直接导火索。
同时，李隆基沉迷后宫，专宠杨贵妃（杨玉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长恨歌》），将朝政完全交给李林甫、杨国忠，导致朝堂乌烟瘴气，腐败丛生。
2. 纵容安禄山，埋下祸根
安禄山是营州（今辽宁朝阳）胡人，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李隆基的宠信：李隆基先后任命他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掌控北方近20万大军（占唐朝边防军的三分之一），还允许他自行任免官员、收取赋税，使安禄山成为“国中之国”的割据势力。
张九龄曾多次提醒李隆基“安禄山有反相，不可重用”，但李隆基不以为然，甚至在安禄山入朝时与其结为“兄弟”，赏赐无数。安禄山利用李隆基的信任，暗中囤积粮草、打造兵器、拉拢部众，为叛乱做足准备，而李隆基对这些隐患视而不见，最终酿成大祸。
3. 安史之乱：盛世崩塌的“转折点”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以“诛杀杨国忠，清君侧”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叛军迅速占领洛阳、长安，史称“安史之乱”。李隆基在叛乱初期惊慌失措，听信谗言斩杀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在潼关之战中强迫哥舒翰出战，导致唐军大败，潼关失守。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李隆基被迫逃离长安，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时，禁军将士以“杨国忠谋反”为由哗变，要求处死杨国忠与杨贵妃。李隆基无奈之下，赐杨贵妃自缢，随后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公元755年—公元763年），虽最终被平定，却给唐朝带来毁灭性打击：人口从开元末年的900万户锐减至300万户，大量农田荒芜，经济濒临崩溃；边防军内调平叛，导致西域、河西走廊被吐蕃占领，疆域大幅缩水；更严重的是，叛乱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中央集权名存实亡，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开元盛世的辉煌。
四、历史功过：兴衰之间的永恒反思
唐玄宗的一生，是“功”与“过”的极端对比：他早年英武，终结内乱、开创盛世，将唐朝推向巅峰，其“开元之治”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标杆；晚年却昏聩，宠信奸佞、纵容叛乱，让大唐从巅峰跌落，“安史之乱”成为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后世对他的评价，始终充满矛盾：杜甫在《忆昔》中歌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怀念他开创的盛世；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则感叹“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同情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也暗讽他的误国。
事实上，唐玄宗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晚节不保”，更是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必然：当权力失去制约、帝王沉迷享乐，再辉煌的盛世也会崩塌。他的一生警示后世：“创业难，守业更难”，帝王的“初心”与“自律”，是王朝长治久安的关键。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李隆基从成都返回长安，被软禁于兴庆宫，晚年凄凉，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逝。他去世后，唐朝虽仍延续百余年，却始终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困境中挣扎，再也无法重现“开元盛世”的荣光——而唐玄宗李隆基，也永远被钉在“盛世开创者”与“乱世引爆者”的双重历史坐标上，供后人反复审视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