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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江子:临渊记

因为自己在广东做了官,邓汉黻退休之后,索性就近选址,定居锦田;因为儿子赴湘做官,刘时显跟着去了湖南客居,看着湖南环境不错,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回家与家人商议,举家搬迁至湖南宁乡。粗看起来,邓汉黻与刘时显,离乡的理由都十分堂皇,一点漏洞都没有。

然而仔细分析边溪的刘时显与白石的邓汉黻的出走,他们告别故乡的背影,都多少显得有些冷漠与无情。

我没有翻看金滩白石村邓氏族谱,不知道邓汉黻的出走在他们的族谱上有着怎样的表述。我知道宋时做官一般必读书,邓汉黻首先是个读书人无疑。凭我对故乡的了解,我知道一个村庄一个家族要培养一名读书人,会是如何的不易。如果是商贾之家或地主家里还好些,如果是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是要举全村全族之力来供养的。赣江以西属于丘陵,人口众多,然而每人可供种植的田地面积并不多,平均每人不足一亩地,当时的农业技术远不算发达,是否得温饱都很难说,要从自己的口里省出一口吃食来供养一名读书人,对全村全族来说都委实不易。

而如果供养之事一旦开花结果,那获得功名的读书人,理应铭记全村全族人的恩德,用一生来做全村全族公序良俗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村里的宗祠祖坟修建,他要捐资在前;村里有人不孝敬老人,他要出面教育;村里的地界被邻村无理侵占,他要暗中施援手;村里有人要吃官司,他要疏通打点。他就是举全村全族之力树立起来的一根顶梁柱、旗杆石。他注定要为全村全族而活,就是退休致仕也应该告老还乡,成为守护乡村道统的乡绅,为乡村争权益谋福利的遗老。在赣江以西,身居高位退休之后依然回到乡里的人大有人在。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官至四品(宝文阁待制),退休之后,依然回到离白石村约二十里远的黄桥镇湴塘村,饮酒作诗,养花种菜,“日常睡起无才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酒新今晚醡,烛短昨霄余”,直到八十岁去世;明朝著名外交官陈诚,官至广东布政司右参政(从三品),五次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一生行路最远的官员之一,为国家的边疆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依然回到白石村四十里远的阜田镇陈家村,与当地文人唱和,与乡亲们一起喝茶吃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直到九十四岁而终。邓汉黻怎么可以把全村全族撇下不管,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个人远走他乡,独享个人清静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呢?

再说刘时显。他本是赣江以西的一个农民,按理最应该抱有故土难移的观念。可是,因为跟着做官的儿子刘宝去湖南客居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一候刘宝任期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呼儿唤孙,装车驾辕,把该带上的都带上,头也不回地去了湖南。

说他受制于他的儿子刘宝肯定是不合适的。根据宁乡族谱记载那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孙子。他应该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年富力强,是当仁不让的一家之长。他的一家应该有十余口人,要把这十余口人全部搬迁到几百里外的异乡去,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主只有他才作得了。而要作下这个主,他是要下天大的决心的。那是一股怎样的力量,让他不管不顾,让整个家连根拔起不留余地的?他凭什么就认为,到湖南去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就要比在赣江以西自己生活了多年、有着稳固的社会关系的家乡生活会更好?根据《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记载,刘时显一家在湖南的安居之地也并不见得有多好,“卜筑宁邑南乡距城六十里许之古名六十三都即今五都十二区茅田滩居焉”,不过是长满茅草的河滩之地而已。而且,此去肯定再难回还,如果父母还健在,他怎么安顿自己年迈的他们?怎么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乃至族人乡党们解释?

他有三个儿子。他跟着当官的儿子刘宝去湖南时,另两个儿子应该在老家的。因为明朝中期一个小小的县令,俸禄并不算高,根本安排不了这么多人的生活。据有关记载,刘宝在益阳期间官声不错,颇有政绩,肯定不可能是胆大妄为贪污腐化之徒,更是不可能有条件照顾这么大的一家子。那刘时显从湖南回到赣江以西,他怎么向他在家的儿子媳妇介绍他的举家搬迁之念?他会把湖南夸饰得像天堂一样吗?他会说那里田地多得想开垦多少就多少,想怎么吃饱就怎么吃饱吗?他为什么一定要举家离开故土,为何不可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故乡留一个念想,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留在故乡?元末明初从吉水赣江以东龙城走出去的毛太华(湖南韶山毛氏开基祖),到云南永胜参战有了战功,最后受到封赏到湖南湘潭韶山冲落户,尚记得把他四个儿子的两个(二子清二、三子清三)留在给予了他滋养的云南永胜,以感恩那块并不是故乡但胜似故乡的土地。他怎么不可以学学这个其实离他并不远的乡党,作一份回望之想?

江西填湖广是贯穿整个明朝历史的重大政治事件。我去湖南,经常听人说起自己几百年前的家是在江西。据说湖南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的祖籍来自江西。数百年前,因受朝廷的土地优惠政策或其他政策的鼓励,无数江西人都奔赴因战争人口大幅减少的两湖两广安家落户。我想,刘时显的举家迁徙至湖南宁乡,大概就是受到这个历史事件的裹挟与蛊惑。

迁徙本就是人类的常态。可我怀疑刘时显举家搬迁连根拔起的举动,让赣江以西的故乡并无好感。《南岭粉溪刘氏重修族谱分徙边溪支派》对刘时显“出外,世系不能悉载”的记载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外,世系不能悉载”,里面包含了多少怨恨,多少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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