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想象中，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人生是明亮顺遂、风花雪月的，既有事业，也有爱情，还是旧时代里的“新女性”。然而，在旧的时代里，做一个新女性其实是极其困难的。
因其太“新”，她与自己的母亲一生都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她被婆家嫌弃，梁思成的母亲至死都没有接受她。再加上梁思成身上“旧男人”的一面：沉默、木讷，常泼她的冷水…… 优秀如林徽因，也囿于生活琐碎，只能从一地鸡毛中，弯腰拼捡出才情和诗意。
下文摘选自《被误解的林徽因及其时代》，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01
为婆家的嫌弃而不堪其扰
1923年，梁思成出车祸后，精神恢复得很快，跟林徽因的照顾分不开。林徽因随父亲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培华女子中学上学，全家住在景山旁边的雪池胡同2号。之所以叫“雪池胡同”，是因为这里临近过去清朝的冰窖，林徽因在旅欧期间爱上了吃冷食，住雪池胡同自然开心。可是从这里到协和医院单程就有近四公里，林徽因不辞辛苦每天这样跑，必然是因为跟梁思成感情更深厚了。
接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林徽因没有传统大家闺秀的羞涩和腼腆，她热心开朗，喜欢直接坐在病床边，跟梁思成谈天说地、开玩笑，为他读报纸，说体贴话纾解心情，甚至不顾“男女之隔”帮梁思成擦汗、翻身。
有了林徽因的照顾，梁思成恢复得很快。可林徽因这番不顾男女”礼数“的行为，让本来就对她颇有偏见的未来婆婆李蕙仙愈发不满，李蕙仙认为一个未婚女子在男人（哪怕是未婚夫）面前表现太出格了，有失大家闺秀的风范，损伤梁家的体面，于是坚决反对这场婚事。还好梁思成一直坚持林徽因就是他的终生伴侣，林徽因也忍着委屈，一直照顾梁思成，直到他出院。
可是梁启超却对林徽因的表现非常满意，他在给梁思顺的一封信中说：“徽因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夫眼力不错吧。徽因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
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错过了这一年的留美报名时间，因此，他出国的计划只能推迟一年。而林徽因正好还有一年从培华女中毕业，等她毕业，两个人正好可以因此一起去美国留学，共同前进了。
留学时的林徽因
在林徽因美国求学的这三年期间，梁家和林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故。
首先林徽因为婆家的嫌弃而不堪其扰。大姐梁思顺虽然生活在西方国家，骨子里却是个传统大家闺秀，对林徽因的态度跟母亲李蕙仙不谋而合，一有机会就不停“警告”梁思成。唯有也在美国哈佛留学念考古学的弟弟梁思永颇为理解他们。
但是梁思成似乎天生有一种善于沟通的禀赋，从他不计前嫌和徐志摩做朋友就看得出来。目睹母亲和姐姐对林徽因的排斥，他也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不停写信给梁思顺，努力消除她对林徽因的偏见，还写信给父亲，恳求他劝说姐姐和母亲。他这道沟通桥梁很奏效，1925年4月，梁思顺慢慢地林徽因的态度有所改变，甚至“感情完全恢复”。梁启超知道后，也非常高兴。
然而，又一件坏消息传到美国。梁思成的生母李蕙仙乳腺癌到了晚期，家里已经开始为她准备后事。梁启超发电报给梁思成，希望他回国尽一个儿子的义务。但梁思成此刻刚入学不久，一切都还没有头绪，而且当时中美之间往返至少两个月，他们也不知道何时能动身，一时间，他和林徽因一筹莫展，终日愧疚、自责、烦恼纠结，十分痛苦。不过，最终梁启超放弃了让他们奔丧。但梁思成不知道，此时的梁启超也已经病痛缠身，几次在生死线上挣扎。
祸不单行，梁思成母亲的离世没多久的1925年底，又一个噩耗传来，林徽因父亲林长民，身陷军阀的权势之争，投身素不相识亦非同道的郭松龄，招致杀身之祸，很多人感到痛心和不值。
而已经病重的梁启超担负起了帮忙处理林长民后事，照顾林长民遗孀，安抚远在美国的准儿媳林徽因的重担。虽然此时的他，也已经快病入膏肓。
林长民去世后，林徽因此时才刚刚入学一年多，悲痛之余，担心家里失去经济来源——毕竟她除了学费，家里还有母亲和姐妹兄弟们要生活，加上独立要强的个性，她打算先打工缓解了经济压力再说。
当时的美国，中西部物价较低，生活费勉强与北京持平，但是宾夕法尼亚所在的东部物价却非常高昂，即使是全款补助的中国留学生，也大多会打暑假工补贴生活。因此，林徽因要打工并非难事。但梁启超知道后，当然不答应。他写信给梁思成，要他安慰林徽因，他不仅把林徽因当儿媳，更当女儿，因此“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他希望林徽因鼓起勇气，发挥天才，完成学问，将来和梁思成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做点贡献，才能告慰林长民。
林徽因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他一直惦记着，哪怕病中住院，也不忘写信询问，生怕林徽因又生出休学打工的念头，就连在写给梁思顺等儿女的信中，都让他们劝阻林徽因别打工。当时梁启超政坛失意，经济情况大不如前，甚至准备动用股票利息，他甚至说：“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今年总可勉强支持，明年再说明年的话。”
梁启超连林徽因母亲的去留都想好了，他写信给梁思成说，林长民的遗孀何雪媛也一并由他照料。其实，此时的梁启超知道自己的重病已经时日无多了。因此，他非常急切地给梁思成和林徽因安排工作、未来，也是思考到自己精力和力量越来越有限。这不仅是因为梁启超对未过门的儿媳发自肺腑的疼爱，以及对挚友林长民的尊重和交代，还有对中国未来建筑人才的无比珍惜。
梁家和林家这几年接踵而至的灾难，看似飞来横祸，其实也正是晚清立宪派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逐渐式微，再加上军阀混战、政权不稳的某种必然宿命。仿佛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们探索的那条路，在当时的中国终究还是走不下去的。
不过也正是有了梁启超的慷慨解囊，林徽因才得以顺利从宾大美术学院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她又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 G. 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了半年舞台美术设计，成为在西方学习舞台美术的首位中国留学生。转年，林、梁完成学业，开始了结婚、蜜月之旅。
在美国求学三年，林徽因过得并不轻松，不仅家里不太平，她跟梁思成的恋爱也没那么顺利。梁思成过于沉稳、内敛，不善表达情感，也读不懂女孩的心意，又因为顾忌母亲和姐姐的偏见，还对林徽因多有规范和约束，让林徽因非常压抑却又无人诉说，这种无助和孤独的状态竟让她不时想起徐志摩的满腔激情来。
1927年胡适到费城演讲，她还写信对胡适说：“回去时看见朋友们替我问候，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的不了解。但是路远隔膜误会是所不免的，他也该原谅我。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因为她此时经历了孤独、丧父、失去支柱等各种生活磨练，她自认为“有价值的经验全是苦痛换来的，我在这三年中真是得了不少的阅历，但就也够苦了。经过了好些的变励的环境和心理，我是如你所说的老成了好些，换句话说便是会悟了从青年的idealistic phase走到了成年的realistic phase，做人便这样做罢。”
林徽因和林长民
她理解了徐志摩和自己的处境，但是也更回不去了。因为此时徐志摩也和陆小曼结婚了。但是心情好的时候，她又很快恢复开朗健谈的性格，她喜欢社交，喜欢参加社会活动，尤其喜欢参加华人知识分子的演讲。胡适到纽约演讲时，她还专程前去拜访，听演讲，一起吃饭。
1928年12月中，徐志摩看完病重的梁启超，终于和回国的林徽因和梁思成见面。他发现林徽因变了：她依然风度不改，谈锋尤健，但是，她已经开始吸烟卷、喝啤酒了。谁知道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02
她被淹没在生活的炼狱中
婚后回到北平两个大家庭的林徽因，新鲜感和澎湃的激情很快就遭到了打击，在美国一直不忘追捧传统文化的她，迅速就领教了传统家庭妇女的隐痛。
李蕙仙生前对林徽因的厌弃，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刚刚遇上社会开放风气之初的缩影，即使林徽因拥有良好的家世、精英的教育、现代女性的品格和眼界，却仍始终受到传统社会对女性规范的困扰，这种困扰一直缠绕了她一生，将她从理想的云端拽入家庭和世事纷争的尘埃里。
虽然林徽因回到北平时，李蕙仙已经去世了，但是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对她也颇有偏见。王桂荃本叫王来喜，是李蕙仙的陪嫁丫鬟，因为聪明、勤快，深得李、梁的喜欢。后来，梁启超纳王为妾，并为她起了个新名字叫桂荃。虽然她为梁启超生了六个子女，但是梁启超身为维新派领袖，一直倡导一夫一妻制和男女平等，纳妾之事实在有违自己的体面，于是很长时间内，梁启超对她的身份都很避嫌。
直到李蕙仙去世，她掌握着管理梁家大院和整个家庭的权利，才终于有了梁家女主人的气势，精明而强势的性格一下就锋芒毕露。林徽因以儿媳妇的身份才一登门，就感到了这个“娘”的气势。一年后，梁启超也去世了，他没留下多少遗产，却留给王桂荃九个儿女，最小的只有四岁半，这种当家的权利和责任让她更加强势，和林徽因水火不容。
而梁思顺也对林徽因始终不够信任，虽然她好不容易接纳了林徽因成为梁家媳妇，但林徽因婚后抛头露面的生活让她非常不满，再加上她的女儿周念慈总喜欢到梁思成家玩，她更有挫败感。她抱怨说女儿在学生政治形势紧张的时候也不跟她说就从学校跑到城里来，“她这么喜欢出来找她舅舅和舅妈，那她干嘛不让他们给她出学费”等等。气得林徽因七窍生烟。
后来，周念慈爱上了一个美国人，梁思顺彻底爆发了，她把所有的账都算在了林徽因头上，认为都是林徽因“带坏”的。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她（梁思顺）不喜欢她的女儿从他叔叔和阿姨的朋友那里染上那种激进的恋爱婚姻观，这个朋友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指的是老金。”这么多年，林徽因一直夹在梁思顺母女之间饱受煎熬，直到1936年，周念慈一怒之下去了美国再也不回来。
除了梁家的问题，林徽因自己家还有一大堆麻烦，首先就是自己的母亲何雪媛。 何雪媛虽然恨林长民，但林长民死后，她也骤然失去了依靠。林徽因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尽女儿的责任，把母亲接到北京养老。可因为自小的隔阂，和性格的差异，母女俩总是争吵，而且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愈发严重，尤其是后来在李庄，跟母亲的争吵完全是林徽因的一大苦恼来源，成天消耗着她本就不多的精力。
“极其无能、爱管闲事、没有耐性”，林徽因曾对费慰梅历数母亲的“恶习”。梁家有个喜欢做管家的王桂荃也就算了，自家还有个喜欢争着做管家的何雪媛，总是给佣人乱下指令，让她一点不省心。
平时的磕磕碰碰也就算了，她和母亲真正的矛盾爆发，是1935年弟弟林恒的到来。林恒是妾室程桂林的儿子，1935年从老家福建到北京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便在林徽因家住。可这却惹恼了何雪媛，她想起了自己曾经失宠、受冷落，而林徽因却和程桂林极其子女关系要好，让她备受打击。如今，林长民不在了，她好不容易遗忘了那些早年的委屈，没想到林徽因竟然把“小妾生的儿子”带到家里住。
很快，她便和林恒势同水火，林徽因被夹在中间，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她形容自己简直身处人间地狱。她童年的阴影又出现了，她赌气说：“希望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她何尝不知道，其实何雪媛最大的心病就是：她想做事，却没有能力做任何事，但又想展示家长的权力。林长民去世了，梁启超夫妇去世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唯一所剩的母亲只有她。于是她想交流，想发挥作用，却什么都做不好。林徽因琐事缠身，几乎不和她交流，她似乎仅剩下一个母亲的名头。金岳霖甚至劝过林徽因和母亲分开住，可林徽因又不忍心。这个旧式的母亲似乎成了新式的林徽因一生离不开的枷锁。
总之，从家庭关系看来，总布胡同3号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太太的客厅”，只要没有办沙龙，没有朋友来访，生活就是这样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怪脾气的母亲，六七个佣人，还有来到北京的弟弟，柴米油盐，鸡飞狗跳。此刻营造学社又刚刚启动，梁思成根本无力帮忙。她自小形成的管家性格也喜欢事事亲为，佣人便事无巨细都要让林徽因来做决定，让她很容易陷入琐碎中，不仅是自己家，就连隔壁也是这样。
有一次，佣人陈妈惊慌地跑进来说，隔壁有个租户人家的屋顶裂了一个大洞，可是他们无力修补。林徽因知道后马上去找了这家的房东，才知道，原来房客的先辈在二百年前就租用这房子了，每月付五十个铜板的固定租金，根据当时民国的法律，房东是不能提高房租的，但是这么低的房租还要房东还修房顶，房东又不甘心。
林徽因实在不忍心，于是自己给了房东一笔钱去修理房顶。这种为左邻右舍排忧解难的热心肠性格一直伴随她一生，哪怕她在战火纷飞中逃到了西南小镇李庄的时候，哪怕她当时都已经病得下不了床，都依然常常为当地妇女的家长里短而操心。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林徽因莫大地痛苦，是这些琐碎让她白白流失了大量的时间，她的诗歌，她的浪漫，她的学术造诣和对外出考察的渴望，独立自主的事业心，都无法实现，她被淹没在生活的炼狱中，灵魂和躯体都被碾得很碎。而且这种浪费，对已经有肺结核的她来说，更是对生命的浪费。更不用说，她再想远离政治，偶尔还是会被卷入乱世的旋涡。
工作时的林徽因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心远离政治，但是没想到住在他们家的小弟林恒竟然参加其中了，还遭到了毒打并失踪。林徽因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在家里不停地打电话，运用各种关系，四处探听弟弟的消息，梁思成更是跑遍了北平所有接收了受伤学生的医院。而母亲何雪媛不仅不理解，更是趁机变本加厉、捶胸顿足地抱怨：这个小妾生的孩子竟然还给家里惹祸。可是林徽因非常喜欢这个弟弟，费慰梅夫妇也喜欢他，总叫他“三爷”。
林徽因还没打听到“三爷”的消息，就听说游行学生被赶出城，有的被打得半死，有的受伤四处逃散。直到半夜，林徽因总算接到林恒的电话，她赶紧驱车到西城一个僻静的胡同里找到精疲力尽的弟弟，一腔热血的他游行时走在最前面，于是不免遭到宪兵毒打，但是，在被关押期间，他一个字也没提及与梁家的关系。他从此放弃了在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学习，报考了空军学院，他立志亲自参军抗日。
好不容易安顿好林家的激进年轻人，梁家的年轻人又出事了。王桂荃的女儿梁思懿本来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为了参加革命，1935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一二·九运动中竟是游行队伍中燕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就有外国记者亲眼目睹她被军警用刀鞘狠狠毒打。林徽因第二天才知道此事，思懿是她最谈得来的五妹，她想尽办法偷偷把思懿送去福建。后来梁思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非常活跃。
很快，在渥太华给林徽因当过伴娘的梁思庄又来到北京要投奔她，林徽因崩溃了，屋子已经够挤了，但还是不得不腾地方给她们。原来，1933年，梁思庄和北京大学化学系教书的吴鲁强在北平结婚，林徽因专程为她准备了新娘礼服。刚一完婚，梁思庄就和吴鲁强回广州的吴家了。然而谁知道，婚后才两年，吴鲁强便因病去世，梁思庄只能带着女儿和保姆来到北京，住到了林徽因家。在这里，梁思庄开始了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后来慢慢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拓者。
但是，她毕竟是林徽因，她始终会把生活的苦楚提炼出诗性的成果。比如，她写过一篇散文《窗子以外》，可以说是她在总布胡同的日常生活真实写照，充满了烟火气、琐碎事、小情调、小哀怨以及悲天悯人的观察，这才是一个更真实的林徽因。
她喜欢观察窗外的送煤的、送米的，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街上为斤两吵嚷的妇女，全是被生活逼迫出来的脸孔……生活里充满了奔波和算盘，这样费那样费，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可是一站起来，又被生活中最具体的柴米油盐拉扯着。
然而她又不沉浸在柴米油盐里，她会质问想到社会卫生事业如何还办不好，会回想她在野外考察途中见到的传教士和乡村的有趣相处。她很清楚，作为精英的她和世界始终隔着一层窗子，很多文人也一样，但她却努力透过窗子看尽众生相。
03
“单从性格上讲，两个人很合不来”
林徽因和梁思成是新旧参半的名门联姻，在她和徐志摩惊天动地的浪漫传闻下，显得如普通夫妻生活一样平淡枯燥，其实，这不仅是对他们婚姻的误解，更是对梁思成本人的误解。
她和梁思成婚前两情相悦，留学期间互相照顾、共同成长；婚后共同创立建筑学基业，生育之后共同开创中国田野调查壮举，事业共进；日本侵华后颠沛流亡，互相照顾，守望相助，成为彼此生命的支柱；他们包容了彼此的缺点，克服了家庭的龃龉，度过国家的危难，并创造出不可替代的成就。可能正因为这样，他们之间的诗意与浪漫反而被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生活的琐碎细节盖过了。
林徽因和梁思成
17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14岁的林徽因，应该就理解何为”一见钟情“了。那时候的时髦女郎很多，绸缎衫裤，一条油光大辫子。但她却不是，稚气但成熟，从容但热情，笑靥如花，五官精致，半袖短衫和黑裙，热烈而独特。 在影视剧中，梁思成总被刻画得木讷憨直、不解风情。其实他性格爽直，风趣幽默，多才多艺，会钢琴、小提琴，还会乐队指挥。还是足球健将，全校运动会上跳高第一名。为了讨好林徽因，他还邀请过林徽因和几个表姐妹来清华看他的乐队演出。
关于梁思成的受伤，坊间一直有传言，说梁思成之所以出车祸，是因为林徽因对她的诸多追求者下了一个竞赛，说谁能买到最新上市的苹果给她，就证明谁对她忠心耿耿。于是梁思成为给她买苹果而受伤。可是因为这天是“国耻日”，林徽因的父亲当时还跟北洋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重要的法政要人，她怎么会在国耻日当天做如此儿戏的玩乐？
而且梁思成终生都非常具有民族气节，对国家局势非常敏感，他在国耻日这一天也不会应承如此儿戏的“竞赛”，更何况还带着弟弟。梁思成当天只是怀着一颗拳拳的爱国心跟梁思永去参加游行才受伤的。这个”买苹果“传闻的最早版本好像正出自陆小曼，如胡适所说：私人日记里有些许误忆和情绪，不宜放大。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才华由衷钦佩，他晚年曾对林洙说过：林徽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还是哲学，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他一同到乡间村野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文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者我国的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梁思成无不骄傲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也是老婆的好。”他也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候很累。因为她的思维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的反应敏捷才行。
可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依旧是家庭，或者说旧时代的毒瘤。
梁启超夫人李蕙仙是不喜欢她的。其实李蕙仙是清末礼部侍郎李端棻的堂妹，熟读诗书，堪称才女。按理说，李端棻是个维新派大臣，而李蕙仙也是个坚韧、深明大义的人，思想应该开明才对，但是她思想中的等级秩序、婆媳秩序和宗法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她不喜欢新派女性，看到林徽因照顾受伤的梁思成时，还没过门就如此亲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就连林徽因用毛巾给他擦汗也被视为没分寸。尤其是泰戈尔来华时候林徽因和徐志摩出双入对出现在公众视野，被视为天作之合，李氏更认为有辱门庭，坚决反对林徽因成为儿媳。
她的旧思想当然不得不跟儿女们冲突，总被儿女们嘲笑太守旧，而林徽因的到来加剧了这样的冲突，她当然更视其为“乱源”。1924年李蕙仙去世之前，依然还坚持说自己至死不能接受林徽因成为儿媳。她的态度影响到了女儿梁思顺，因此即使她是外交官夫人，仍然难以脱离母亲的思维。终于在梁启超和梁思成的无数信中，才得以化解。
于是可以想象，在宾大，林徽因本来大肆地呼吸自由空气，放肆地做自己。但梁思成却因为母亲和姐姐们的排斥，夹在中间，很难做人，他不敢让母亲知道林徽因如此奔放，也不敢直接传达母亲的反感，而且他觉得自己作为未婚夫应该对她加以约束，因此在林徽因面前总显得木讷、沉默，甚至会泼她冷水，因此两人争吵不少。
但是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沟通，慢慢在梁启超的信件调试下，他们学会了在不改变自己的情况下相互容忍。但这并非全是好事，按林徽因之弟林宣的说法：“梁思成林徽因结婚以后，家庭生活充满矛盾……单从性格上讲，两个人很合不来，梁思成处处让着林徽因，经常沉默，林徽因对此很反感。”
即使后来母亲过世，姐姐们接受了林徽因，他还是喜欢内敛地表达，或者，面对女神一样的妻子，他不得不端一些丈夫的架子，以和一般仰慕者区别开来。林微因对自己的美丽很有自觉，无时无刻不在乎自己仪态的高雅和优美，就连在香山上养病，也坚持要穿高跟鞋，结果上坡容易下坡难，走下坡时，不得不由林宣和徐志摩左右搀扶托举着下来。
林微因在香山疗养时正是创作旺盛期，写诗常在晚上。清风明月中，林微因身穿白纱睡衣，点一炷清香，采一朵莲花，面对一池荷叶，静思诗作，画面如诗如画。她曾对梁思成说起，如果山中有男子见到，定会沉醉晕倒。谁知梁思成听罢顽皮一笑，回答“我看了就没晕倒。“没等来夸奖的林微因只能嗔怪梁思成不懂得赞赏。
但梁思成真是个不解风情的人吗？他其实对林徽因的照顾和理解深藏于心，始终体恤、包容她所有的情感。不然，多年以来也不会和徐志摩、金岳霖等人坦诚相处，更不会主动把徐志摩的飞机残骸带给林徽因。在李庄的时候，他变着法让林徽因不感觉孤独和枯燥，给她准备唱片、杂志，采集花草和蔬菜的种子。
一静一动不啻为一种很好的组合，更何况，他们在建筑事业上是最好的搭档，共同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事业。再则，林徽因始终不会忘记梁家的“恩情”，父亲林长民去世时，是梁启超一手力挽狂澜，为她解决了学费、生活费，以及对她母亲的赡养。的确，在性格上，梁、林二人差别巨大。但是，经过事业上的彼此成就，逃亡颠沛中的彼此照顾，他们的生命早已连接在了一起。徐志摩无力改变，金岳霖无力插足，只有死亡能将他们分开。
本文节选自
《被误解的林徽因及其时代》
作者：凌怡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2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