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照例是国人喜气洋洋的日子，汴梁城里，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庆祝新春的到来，空气里弥漫着醇酒的气味。踏着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苏轼被押解出城，前往流贬地黄州。陪伴他的，是愁眉不展的大儿子苏迈。路过陈州的时候，苏轼特地到与可表兄的家中去探望。文家的厅堂里，赫然停放着与可的棺木，令他触目惊心。不知何时，表兄才能魂归故里，而自己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是恭恭敬敬地燃上一炷香。苏辙从南都匆匆赶来，在表兄的灵堂里与哥哥会面，二人都百感交集。苏辙有个女儿嫁给与可的老四，和与可是儿女亲家。此次，因为给哥哥替罪，苏辙要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去做监管盐酒税的小吏，两家数十口人又还滞留在南都。哥哥这头囊中无物，弟弟那边更是负债如山，根本无法接济与可的遗属，只能空抱一腔深情。
毕竟是诗人，尽管心事重重，只要放归大自然中，就如同脱钩的鱼儿回到江海。从陈州到黄州，一路上都有些景色，当地人早已熟视无睹，但到了刚刚出狱的诗人眼里，却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一二月间，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洁白的花朵开开落落，星星点点地洒在路边，像是为迎接刚获释的诗人。一路上经过不少水系，河流正在复苏，哗啦的声音听起来相当悦耳。听着听着，苏轼心里就生起了莫名的感激，却不知是感激谁。这一路的景象，都被他收进一首《春风岭梅花诗》里：“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他怎么也想不到，在麻城这个地方，竟然与青年时代的好友陈慥不期而遇。
嘉祐八年（1063），苏轼在签书凤翔府任上，与太守陈希亮相处不恰，却跟其四子陈慥颇为投缘，时常一起骑马出游，奔跑在旷野莽原之上。年轻时候的陈慥，嗜酒好剑，蓄养姬伎，挥金如土，是一个慷慨悲歌的侠士。苏轼亲眼见他带着两名随从，在岐山上驰马游猎，忽然有一只鸟哇呀地从草丛里飞起，二随从立即开弓，均未能射中。陈慥跃马上前，一箭就把那只飞高了的鸟射成了自由落体。陈慥欢喜畅论天下古今，并以当世豪杰自任，大有踏平世界、扭转乾坤的意气。后来，又一度潜心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却始终都得不到施展的机会。自从离开凤翔府之后，苏轼与他就没再见过面。此次重逢，苏轼恍若隔世，他也判若两人，戴着一顶高高的方帽，隐居在光州与黄州之间一个叫岐亭的地方，在木屋茅舍里，像小白兔一样吃着青菜叶子，静心修行，几乎不与外界来往。当地人不知道他的身世，都以“帽”取人，称他为“方山子”。而在洛阳那边，他原本有着富丽堂皇的园林宅院，堪与公侯之家相媲；河北那边，还有辽阔的田地租赁，每年可有上千匹丝帛收入。功勋之家出身的他，若以门荫进入官场，前途也未可限量。但这一切，都被他轻易地抛弃了。
一路上，苏轼寻思，如果不是真的得到什么不为人知的宝物，这位老兄不会抛弃那么多人们渴望的东西，到这个穷山恶水中来。看到他眉宇间仍然透露着一股“精悍之色”，苏轼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是一位蛰居山中的隐者。此次重逢，两个人皆深感意外，彼此都问对方为何到这个地方来？苏轼说出流贬的缘起，陈慥却低头不语。这些年来，自己如何唤醒前身，在明月清风里脱胎换骨，找回本来面目，其间的缘由实在说不清楚，他只好对着天上飞过的一群大雁，放怀大笑，并将苏轼延至家里住下，再慢慢道来。
一排草木结构的房子，家徒四壁，哪里像是家的样子，但陈慥的妻子、奴婢，个个都显出甘之如饴的神色，完全超乎苏轼的想象。于是他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写成了一篇《方山子传》。此时，慥父陈希亮已经逝世多年。应他的恳请，苏轼为自己的老上司作传，借此忏悔自己当年的年少轻狂。贬居黄州时期，陈慥多次前往看望，苏轼有时也到岐亭来走访。他似乎还想不清楚，一个曾经气冲霄汉、一心想着要扫平天下的大丈夫，如何遁入山林，变成与世无争的道人，连自己的贱内都十分惧怕。有时，陈慥与客人谈佛论道，眉飞色舞，忘乎所以，妻子柳氏忽然摔锅砸碗，从厨房里冲出来，叉起腰对着丈夫破口大吼，弄得场面十分尴尬，而陈慥连个响屁也不敢放（洪迈《容斋随笔·陈季常》）。苏轼曾经用诗来描绘这个场景：“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舍尽世间荣华富贵之后，陈慥的修行到底成就了什么？或许从他传世的唯一一首词《无愁可解·光景百年》，可以看出些端倪——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着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此理。
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未有言语分别之前，当下即是，无我无你，超越物理人情之外，无须等到酒喝醉了，才得以开怀解脱。这里本来就没有酒，又哪里来的醉意？这些话语当中，充满着禅意玄机。陈慥真的是个根器不凡之人，难怪他能够悬崖撒手，扯断纷乱的葛藤，舍弃人们如此抓狂的东西；难怪他那么怕老婆！
二月初一，一行人到了黄州府署报到。苏轼虽说是罪臣，却已名满天下，从知州陈轼到办事的小吏，都相当客气，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暂时没有合适的地方，陈轼就安排他们父子到城里的定惠院借住，和寺院里的僧人搭伙吃斋，洗澡则要到城南三里外的安国寺去，饮食起居都像是出家人。五月间，苏辙将嫂夫人及众家眷送了过来。但不知何故，一个叫作凌翠的小妾离开了苏家。家眷以妇孺为多，显然不方便再住在寺院里。于是，在鄂州太守朱寿昌的关照下，他们搬进了长江边回车院里的临皋亭。这里属于水上驿站的设施，房间有限，二十余口住起来相当拥挤，但风景独好，晚间枕着长江的波涛入眠，睡不着觉的时候，还可以起来在岸边走动，仰望繁星密布的天空，怀想大江上游的故乡明月。在给友人的信里，苏轼有这样的描写：“临皋亭下，八十余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书》）按照他的意思，活得过于匆忙的人，世间美好的事物都形同虚设，可谓是损失巨大。
到达贬所，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给皇帝进上谢表。这一次，苏轼下笔十分谨慎，遣词造句，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在深刻检讨自己的罪过后，他感激神宗的宽容：“仁圣矜怜，特从轻典。赦其必死，许以自新。祗服训辞，惟知感涕。”最后，表达了悔过的决心：“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伏惟此恩，何以为报。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反复斟酌之后，觉得鸡蛋里已经挑不出骨头，才交官驿发出。
“乌台诗案”牵动了不少朋友的心，他们为自己担心操劳。到了黄州之后，又陆续收到李常、章惇、辩才、道潜、秦观、佛印等人的来信。现在，尘埃落定之后，自然要逐一回复。老同学章惇刚刚出任参知政事，苏轼给他的回信，写得颇为诚恳，说平时章惇与苏辙对他的规劝“反覆甚苦”，但自己“强狠自用”，不以为然，直到身陷囹圄，才追悔莫及。往日的行为，如今回想起来，“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本来以为必死无疑，想不到还能得到圣主的宽容。今后若是不改邪归正，苏轼我真的就不是人了！在信中，苏轼没有忘记对老同学晋升参政大臣表示祝贺，称这是“士林庆快”的好事。早在长安两人相见的时候，自己就曾说过:“子厚（章惇）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在黄州，苏轼与这位日后冤家的通信往返共有三次。
给皇帝的表书，包括给章惇的复信，未免谦抑有过；但面对好友李常的规劝，苏轼披露了自己的肝胆：“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怜，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信末还特别说明：要不是对着老兄你，我哪敢说这样的话！嘱咐其看完就付之一炬，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在这封短信里，儒者一厢情愿的担当喷薄而出，杀生取义的情怀一点也没有减损。
二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大转折，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具有佛道修养的儒家，其人生价值，体现在投身社会、参与国家治理、改善民生等方面。从鬼门关捡回一条老命之后，四十五岁的他，虽仍然“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但面对浩浩荡荡的长江，他还是收摄魂魄，反省自己的过往，开始了人生的转向。而这种反省，似乎大多是在安国寺的澡池里进行的。在这里，身体的洗濯与灵魂的涤荡是同一道程序。
每隔一两天，苏轼就要到安国寺去一趟，旦往暮还，一待就是一个白天，近五年都是如此。在苏轼的叙述里，有说到“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书韩魏公黄州诗后》四十年前，幼年丧父的韩琦，就是在安国寺西厢房里发奋苦读，才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进士的。看到寺里韩琦读书用过的桌凳，作为门人的苏轼不禁感慨：贤人君子，是上天送给百姓的礼物，是天下所共享的资源，黄州人却将其据为私有，并且宠爱有加，难道这里的人尊德乐道，与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安国寺有幽美的竹篁，在这里，苏轼除了洗澡，还可以“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在院子里漫步，与僧人茶话，甚至可以到法堂里静坐参禅。在这里，他留下了《安国寺记》《安国寺浴》《安国寺寻春》《安国寺谈养生》《宋安国寺大悲阁记》《应罗汉记》等文字。《安国寺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余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招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以得罪者也。”通过对进入社会以来一些事情的反省，他深深感慨自己“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安国寺记》）在袅袅香烟和嗡啊嗡啊的梵音声中，他匍匐下来，虔诚地为自己招魂，舔舐心中的伤口，并希望通过“归诚佛僧”得到疗治，清除肌肤上的尘垢与心底的荣辱，从而变得洁净而轻扬起来。安国寺有专门用来洗澡的池子，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要去做，洗澡和吃饭睡觉，便成为生活最重要的内容。他可以像一条鱼那样，边洗澡边戏水，花上任意多的时间，把身子洗得干干净净。出浴后一尘不染的感觉，让他满心欢喜，忘了自己还是个人。为了给自己赎罪，他还在安国寺旁边买下一个池子，用石头刻上“放生池”三个字，供自己和他人放生鱼鳖之用，以张扬“生生之德”。母亲忌日那天，他专门请安国寺僧众吃了一顿斋饭，作为功德供养回向给程夫人。
在定慧院寓居时写的一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颇能反映苏轼这时候的心境：“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夜深人静之时，自己幽灵一般，在惨淡的月色下徘徊，如同缥缈的孤鸿，拣尽寒枝无处栖落，心里的思绪无人可解，周边惟有浸入骨髓的寒意，挥之不去。此次牢狱之灾，虽然与死神失之交臂，但也让他意识到，死亡随时随地会来的可能性。倘若在生命断送之际，自己内心仍然无有着落，还是一只缥缈的孤鸿，找不到灵魂栖息的归宿，成为荒村野店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在他看来，是最最悲惨的事情。然而，性命归栖何处，仍然是一个茫然的问题，视野所到之处，都是不可栖落的“寒枝”，而没着没落的空中，任何一只鸟都不可能永久停留。在寒枝与虚空之间，他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与了断，结束灵魂的漂泊与浪迹，体现自己对归属于我的生命的担当。
就这样，在内心无法安放的寂寞里，他开始系统地阅读佛学经典，有时还焚香默坐，在窈兮冥兮、恍兮惚兮之中，进入物我两忘、身心双亡的境界，去体验经上所说的般若三昧。在致章惇的信里，他描述了自己刚到黄州的生活：“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冬至来临时，他还借天庆观道堂的三间房，斋戒闭关，将生命存在还原为呼吸这一最简单的状态。一刻也不能中断的呼吸和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事业，通常是同时进行的，但人们往往只关注社会事业的一端，而忽略了呼吸的存在，直到呼吸出现困难，甚至快要停止，才发现呼吸的重要，转过心来关照呼吸的通畅与否。在道家与佛教的修持方便中，不绝如缕的呼吸，可以将人带回到胎儿的状态，从而嬉游于物之初，找回自己的本来面目，但苏轼并没有走得那么深。经过七七四十九天的闭关，他得出这样的体验：“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惟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但闭得百十息，为益甚大。”（《与王定国》）在来往道人的影响下，苏轼甚至以朱砂、白矾、雄黄、磁石为原料，炼起了丹药。
现世的学者，往往把道家与佛家的知见当成客观知识，从书本和课堂上来理解和揣测其中的意义。他们并不清楚，这些知见所依托的经验，已经超越了见闻觉知，玄之又玄，不在普通人的日常经验范围之内。将超越日常经验的东西，拉回到日常经验范围内加以图解，得到的只能是一堆误解。下来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误解，来质疑与否定另一种误解。苏轼之所以有异于别人的悟性，在于他在修为和行持上身体力行，并有所亲证，获得了某种直接给予的经验与证量。
“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苏轼一生都在追求真谛，不轻易接受某种现成的教条，把自己弄成一个教徒模样。对于儒家的某些学说，他仍然有所保留，指出“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与王庠书》）。对于道家玄妙的境界，与云端上的神仙国度，和佛教所言的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真如法性，他还没有身临其境的亲证。因此，他的信仰中隐约存有疑情与余虑，有时甚至觉得“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初到黄州的时候，在回复友人毕仲举的信中，他坦白地说出：对于佛经，我过去也读过一些，“但暗塞不能通其妙”，只是取其中一些粗浅的义理来润心罢了。这就好比农夫锄草，锄掉之后草又会长回来，虽然似乎没什么益处，但毕竟比没锄要好一些。以前，有位叫陈述古的先生喜欢谈禅论道，自以为已经证到至高境界，因而鄙视我的见解。我跟他说：您的高谈阔论，犹如在吃食龙肉；而我所学的，却是在吃猪肉。猪肉与龙肉之间有大差别，然而，您整日空谈龙肉，不如我现吃猪肉来得肥厚甘美，而且能填饱肚子。不知道您从佛经中得到了什么？是为了出离生死与三界轮回，成佛作祖吗？还是与我等俯仰于天地之间？学习佛道的人，期望获得的是宁静和通达。宁静近乎懒惰，通达近乎放旷。当然，求学之人或许未能得到期许的结果，却先得到了似是而非的东西，并非没有害处。因此我也常常怀疑自己（参见苏轼《答毕仲举书》）。言下之意，他还是想将猪肉烹饪好，让自己吃饱了肚子，再来讨论龙肉的吃法。
命运的跌宕，和这个时期的反思与内修经验，无疑对他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精神结构也在冲击中开始重组，这让他得以切换不同的维度，来透视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个体存在与命运，探寻无碍地出没其间的可能性。因此，他的生命有甚深的内蕴被打开，因此才思如泉水喷涌，迎来了一生中文学创作的高峰。
三
在思想不断趋向空寂与高旷的同时，苏轼并没有疏忽人间烟火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忘记对肉身存在的照顾。他的脚跟始终都踏在现世泥泞的土地上，从未想到要拔起头发，飞升云霄之外。刚到黄州，看到到处生长的竹林，还有长江码头上归来的打鱼船，他的肠胃便开始蠢蠢欲动：“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初到黄州》）一缸腌制的酸笋，一筐刚刚出水的活蹦乱跳的鲜鱼，一坛私酿的老酒，都唤醒他对生存的渴望。有时候，做一名食客，竟成了人间最美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当一名美食家是有成本的。此次贬斥，他从州郡太守沦为底层罪吏，以自己的薪俸，要养活二十余口人，就已经十分困难了，何谈什么鲜鱼老酒。在给秦观的复信中，他描述了自己的财政状况：“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答秦太虚书》）在致章惇的信里，他也提到“俸入所得，随手辄尽”、“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的实情。过去，他是不问柴米油盐的，现在却跟一个守财奴似的锱铢必较，钱到手里能捏出水来。不过，他还能够保持“胸中都无一事”的淡定，相信命运终会水到渠成，到时候自有解决的办法。
让苏轼感到欣慰的是，黄州的物价相当便宜，“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十分适合穷人居住。较京师等地相比，最为合算的是肥猪肉。这种肉富人家不愿吃，贫人家又不会做，有时候收市时还卖不出去。苏轼算是君子，却并不远离庖厨。他时常到集市上买回五花肉，配以菜干，用文火慢炖，烹制后来闻名天下的“东坡肉”，早上起来就吃上两碗，酌以亲自酿造的米酒，把罪臣的生活过得滋腻有味。
在宋朝的文化语境中，猪肉与莲花，一浊一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猪肉是尘俗幸福的象征物，最最油腻的食物。与之相反，莲花“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爱莲说》），是超尘脱俗的象征。在周敦颐他们都在歌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时候，苏轼竟然高声唱起了《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并不是他存心要以猪肉来抵抗莲花，而是企图打通猪肉与莲花之间的阻隔，让人间烟火的物质生活，与超尘出界的精神生活重叠起来，实现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通而为一，而不总是顾此失彼。除了《猪肉颂》，苏轼还作《东坡羹颂》。一个雅人士子，给端上餐桌的食物高唱赞歌，尤其是猪肉这么肥腻的东西，实在是件稀罕的事情，但苏轼似乎乐此不疲。
被囚禁在御史台的时候，苏轼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庖厨里的鸡鸭，等待着随时可能的宰杀，对孟子所说的不忍人之心，也有了深刻的体会，认为常事杀害的人，会伤到内心的仁慈，让人变得冷漠与歹毒。从牢狱里出来，他就不再杀生，“每见庖厨有活物，即令人放之”。有人送来鸡鸭，也让其提着回去。据记载，黄庭坚曾经问苏轼：“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有一天到市场，见一只鹅被绑着扔在地上，挣扎叫喊不已，难道它是在哀求于我吗？”苏轼说：“我昨天买了十只斑鸠，其中有四只是活的，便把它们放生了，其余的就下锅炖了羹汤。今日我家里生火做饭，买了几斤鱼，用水养着，活着的就放它一命，死了的就烹来作口福受用。虽然对于腥膻的欲望未能尽断，但也算是一时的权宜。”黄庭坚特别赞赏苏轼的说法，因此作了首颂诗：“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教阎老到，自揣看何如。”苏轼听了却心情抑郁，感叹道：“我还是未免食肉，哪知还能不能逃脱阎罗王的追责？”接着又作了一番发挥：“人一杀生，则五常尽犯，盖屠戮他身，肥甘自己，为不仁也；离他眷属，延我亲朋，为不义也；将他肉体，供献神人，为不礼也；称言食禄，当受刀砧，为不智也；设饵妆媒，引入陷阱，为不信也。”由此，他这样感慨：人生活在尘世，全凭借五常伦理，明知而故犯，又何足为人啊！（参见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七十三《善诱文·黄鲁直谓子瞻语》）
因为母亲程太夫人的行持，苏家人虽不茹素，但家中向来不宰杀牛羊等大型的活物。从大狱里出来后，即便人家送来的螃蟹、蛤蜊，苏轼也要拿去河里放生，不敢投入釜中烹煮。因为：“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岐亭五首·其二》）。在《书南史卢度传》一文中，有这样的叙述：我年少起就不喜欢杀生，但是一直未能戒断。近年来才做到不杀猪羊，但生性酷爱吃螃蟹、蛤蜊，自然免不了杀生。自去年得罪狱，原以为不免一死，后来却得以放生，于是，从此不再杀活物。有人送来螃蟹、蛤蜊，便投入江中。虽知它们很难复活，但也寄托万分之一的希望。即使它们活不成，也比遭受煎烹要好些。这样做，并非图个什么，只是因为亲身经历过患难，觉得自己与厨房里等待宰杀的鸡鸭没什么两样。因此，不忍心为满足自己的口腹，让有生命的物类，遭受无量的苦怖。但还是憎恨自己不能忘记口味，因而只能吃已经死去的动物。受邀到人家里吃饭，他会预先告知主人，不要专门为他宰杀禽畜。把动物杀害，将其尸体肢解剁碎煎熬之后端上来，狼吞虎咽，吃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这种情景让他感到了野蛮、残忍与丑恶。
虽说猪肉与谷米价格低贱，但仅凭苏轼的那份薄禄，仍然解决不了一大家子的生计，何况这些年来也没有多少积蓄。临皋亭景观虽好，但不知道能住到什么时候，且空间狭隘，来了个朋友都无法安排，而他又是一个好客之人。没有别的办法，苏轼就想，要是能找到一块地来耕作就好了，不能靠别人的关爱与怜悯过日子，当个自食其力的农民，躬耕于大江之滨，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经过一番勘察，在州城东门外不远的地方，他物色到了一处地块。正在这时，多年前认识的朋友马梦得，到黄州来看望他，得知他有这样的想法，便代为向州府提出了申请，并且得到了新任知州徐君猷的批准。
这块大约五十亩的坡地较为平整，长着杂草灌木，堆积着垃圾瓦砾，因为位于东边，阳光十分充足。苏轼将全家妇孺动员起来，放火烧荒，清理垃圾，并买来农具，热火朝天地在地上干了起来，种上粳稻和数百棵果树。远在淮南的李常，专门送来了许多柑橘树苗。当地新认识的朋友，也自带农具前来帮忙。皇天不负有心人，种苗入土之后，便给他下了一场透透的喜雨。不出一个月，地上就冒出了一汪汪的嫩绿。他把自己一张书生的脸，也晒成了黑包公。
有了田地，就不能没有耕牛。于是要有牛就有了牛，妻子从市上买回了一头健硕的黄牛。但牛不仅会耕作，还会像人一样生病死亡。有一次，这头牛病得不轻，全身长满了红色的斑疮，大大的牛眼里涌出了泪水，看着就要死去。王闰之忆起早年在眉州乡下见过的情形，说这头牛是因为发痘，才长了斑疮，用青蒿煮粥喝下去就好了。果然如此，牛喝了粥后，很快又爬起来，无声无响地到坡上去干活了。它是苏家最重要的财产，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死了呢！
坡地上的庄稼和果树长起来后，一家人便睡得踏实了。即便有时半夜梦醒，也是不一样的心情，哪怕看到老鼠作案，心里也高兴：“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苏轼《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其一》）当上小地主的苏轼，忽然发现，原来穿着“云蓝小袖”的朝云，已经是一株可以开花结果的海棠，于是在某一个夜晚，将她从侍女升格为小妾：“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一诗，可能是他与朝云圆房的见证。很快，朝云的丹田就有了动静，并于元丰六年（1083）生下了一个儿子。在给幼儿洗身时，看着如此弱小的生命，苏轼心中充满着悲悯，写下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既希望儿子生性愚鲁，又希望能够在世间出人头地，可见苏轼内心还是矛盾，不能免俗。苏轼给小儿子起名苏遁，带有“逃遁”“隐世”的意思，但人间无常之事，不是想逃就能够逃得过去的。
因为地块在黄州城东门外，苏轼联想起白居易被贬忠州时，曾经到东门外的坡地上种树，写下了《步东坡》等诗篇，有“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这样的佳句传世。于是，便把自己这块耕地也称作“东坡”，并且以“东坡居士”自谓（参见《苏轼年谱》508页）。这既有向自己喜爱的诗人致敬的意思，也是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命名。就像一首词分为上阕和下阕，他的人生也分为两个段落：四十五岁之前，是作为儒者的苏轼；四十五岁之后，则是以禅立身的东坡居士。但不论是以儒安身，还是以禅立命，他都兼具儒道佛三家修养，并试图将三者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汇入自己的人格当中，把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交集到一起来品味。
本文写到这里，就应该用东坡来称呼苏轼了，因为他已经以东坡居士自称，完成了对自己的重新命名。坡地上的收成，仅大麦一项，一季就能有二十担之丰（《苏轼年谱》541页）。作物有了收成之后，东坡又在附近找到一处避风向阳的高地，在上面构筑起五间房子。落成的时候，已经是元丰五年（1082）的开春，一场瑞雪正从高天缓缓沉降，天地一片清寂。东坡静静地在缤纷的雪花中伫立了许久，即景将房子命名为雪堂，亲书“东坡雪堂”四个大字，悬挂在大门的额头上。雪堂内部的四面墙壁，也画满了纷纷扬扬的雪花。雪虽然寒，但能够给人带来清寂的感觉，如同月夜一般，是东坡所沉迷的意境。他要让自己活得冰雪一样清白。
入住之后，东坡写了一篇《雪堂记》，将房子建设的缘起与立意做了交代，还特别记叙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客人，与自己展开有趣的对话。客人一上来就问：你有聪明智慧，用在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引申到外面来呢？声名就像风和影子一样，是不能把抓的，这连小孩都明白，可你为什么还留恋它，把自己套进藩篱里？东坡回答：我以为自己脱离藩篱已经很久了。客人反驳道：权势、声名、阴阳、道德都不足以成为藩篱，能够牢笼我们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智。你在这个院子里建造厅堂，是想用来安排自己的身体吧？你在堂里绘画雪景，是想用以安放自己的内心吧？如果身要靠厅堂来安排，形体就已经被束缚起来；倘若心要靠雪景来唤醒，神就无法凝聚起来。这样，雪堂的建造，非但对你无益，反而加深你心智的蒙蔽。东坡回答：我建堂画雪，只是为了将远处的景致收入其中，以怡情适意而已。人性情的舒展，其实就在万物生化、日月升沉之间。你说的是上乘之道，我说的是下乘之理。但我能够做到你所做的，你却做不到我所做的。这个能够说出如此高论的特殊客人，很可能是苏轼虚拟的人物，他思想里的另一个自己。这篇文章，其实是一个人在房子里的自言自语。
这段听来云遮雾罩的对话，道出了东坡此时对佛道的理解。他是以佛道来治心，或者说降伏其心的，无意要弃世绝尘而去，追求方外的秘境；也无意在自然变化与社会生活之外，去寻找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他要的是入世的禅法，可以游刃有余出入于动静有无之间，将无为之法融入有为之中，即色即空，色空不二，于洒扫应对、为官理政、饮酒赋诗、狎妓冶游之中不昧菩提法性；能够做到“遇物而应，施则无穷”，即使在极其局促的角落里，也有回旋的天地，于“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新居》）。这符合大乘佛法的精神，就像《法华经》里所说的：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相的分别与拣择，而在乎心性的塞通。
有了“东坡”与“雪堂”，东坡便过起晴耕雨读的生活，心境也晴朗了许多，这让他想到了数百年前的陶渊明，并将新生活的意境写进了一首题为《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的词里：“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在他的文字里，不止一次地说到陶渊明是自己的前身。若是如此，对五柳先生的阅读，也就成了他对自己身世的重新辨认，以及对湮没记忆的打捞。
四
几乎每天夜里，东坡都会静坐一些时间，作为修行的功课，然后才躺下来睡觉。但在白天，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案头的工作已经结束，要是地里没有活干，也没有客人来访，他会一个人到处漫游。
打水漂，是那个时候小孩子爱玩的游戏，是用瓦片或扁平的石片，使劲往水面上甩，让它擦着水面跳跃飞行，以在水面弹飞的次数最多为胜。这是一种没有什么意义、却让人开心的活动。太有意义的事物，会让人内心沉重或紧张；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会给人带来精神的强迫，时间久了便难以持续；过多的文化教养，也会使人变得拘谨束缚，失去本性的天真活泼。因此，需要有某种无意义的、可做可不做的、做与不做都死不了人的事情，让人从中透脱出来，回归无邪的本心。《论语》里“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没事或什么事都不想干的时候，东坡会拣来一些瓦片和石子，到江边去和牧童们一起打水漂。看着碎瓦片石从手中甩出，如燕子那样在起伏的江面上掠过，激起一朵朵的水花，他就傻子一般地歪歪唧唧地笑了起来，没有了学士的正经。生命的历程不可逆转，孩子总是要变成大人的，但大人要变回孩子，可真的没那么容易。
唐宋时期，文人多喜欢奇石，绘画里也常常有怪石出现，与松竹并列。苏轼也有这个雅好。附近齐安江那边的水里，沉着一些精巧的石子，玲珑剔透，就像玉石一般。大的有几寸，小的则跟枣、栗相仿，红、黄、白色居多，花纹如同人手指上的螺纹。到江里潜水的小孩，经常捡回来玩耍。东坡用饼子跟他们做交易，换得二百九十八枚，浸在透明的水里，插上一二根水草便可以观赏。对着这些温润的石子，他饶有兴趣地格起物来，还有了一番感悟：世间万物都有美丑，其实是互相比较分别的结果，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但这可就苦了天下的石头。恰巧庐山归宗寺佛印禅师的使者来访，他便把这些石子当作供品献上。自己不是个糊涂人，明白在禅师的法眼里，“世间混轮空洞，了无一物”，夜光宝玉与瓦砾又有什么差别？何况是这种小小的石头。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禅师能够接受这份供养，权且当作开心的笑料。在《前怪石供》这篇小品文里，他不无自豪地说：假若今后，山野之人想要供养禅师，又没有能力奉上衣服和食品，可以将石子放入净水中来作为供品。这样的先例，就是从苏东坡我这里开始的。
在东坡的文字里，有一些寻访民间神秘事件的记录。他刚到黄州，入住定慧院，就有一个名为潘彦明的当地人来访，告知他：“上个月，有一个神降灵于一位郭姓官员的家里，对人们宣告：‘苏公将至，但我来不及见他了。’”果然，东坡抵达黄州当日，这个神就不显灵了。第二年春节，潘彦明又匆匆跑来临皋亭，告诉东坡：“去年说过的那位神，又再次降灵于郭家了！”东坡于是和他相携来到郭家。只见大堂里立着一个草木扎成的人，手里还拿着筷子，由两个小孩扶持，在地上写字，称自己为何媚，是寿阳人，生活在唐朝武则天时代，嫁给一个艺人为妻。寿阳刺史见色起意，捏造罪名把她丈夫关进牢狱，强行纳她为妾。刺史正妻是个可怕的悍妇，因为妒火中烧，将她扼杀在厕所里。幸好有天使路过看见，禀报上帝，交代地府安排她来人间管事。世间的人都叫她子姑神。那个迫害她的刺史，后来还当上宰相。她请东坡不要急忙走开，她要为他赋诗。于是，一边唱一边跳，几十首诗“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其中有《赠世人》一首水准不俗：“赠君一术眇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隐贿隐财终是妄，谩天谩地更关情。花藏芳蕊春风密，龙卧深潭霹雳惊。莫向人前夸巧佞，苍天终是有神明。”问起神仙鬼魅变化之理，她的回答让人十分惊讶。东坡问她：“我想放弃仕途，做黄州的一个老百姓，行吗？”子姑神戏赠他一首诗：“朝廷方欲强搜罗，肯使贤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稳，皇书一纸下天河。”东坡接着又问：“我想购置一个庄园，不知如何？”子姑立即回答：“学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
且歌且舞的问答结束之后，子姑神给东坡行礼，请求为她赋诗。东坡回答：“本人不善作诗。”子姑神当即哈哈大笑，东坡这才说出实话：“不是不善，而是不想作而已。”子姑神说：“只要不涉及新法，但作无妨。”这下反轮到东坡放怀大笑了。子姑神又再次提请：“公文名天下，何惜方寸之纸，不使世人知有妾乎？”话说到这个份上，东坡就不好再推辞，于是当场作了《少年游并序》。有感于子姑神身世凄惨，幽怨甚深，还能如此达观开朗，始终不肯说出那位刺史的真名，对于来问事的人，虽能说出人家的生平事迹，却又不言及隐私与过恶，是一个通达义理的生灵，东坡便将扶乩的过程记录下来，写成《子姑神记》一文。后来又以《仙姑问答》为题，做了更为详细的叙述。对于民间志怪之事，东坡饶有兴致，类似的记述还有《天篆记》等。
元丰六年（1083）秋天，一个双目失明、衣衫褴褛的老僧走进雪堂，皱巴巴地出示了苏辙的信函。因为之前弟弟有过介绍，东坡对他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此人本名赵吉，人称赵贫子，平时到处行乞为生。如果后周显德元年（954）是他真实的生年，此时已经是一百三十岁的寿者了。据说，赵吉少年时代在五台山出家，因为守不了寺院里的戒律，便四出云游。他曾与一个姓蒋的人同修，由于举止不为蒋某所容忍，被其下毒谋害，导致双目失明，眼睛里布满了云一样的白色的内障。
三年前，苏辙谪居筠州，陆续听到这位“狂人”的一些传闻。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赵贫子，酒醉之后会在街市上打骂路人，痛斥他们过去所造的罪业。他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会看骨相，从未谋面的人，他当下即能说出其过去得过什么病，做过什么善行或恶事。苏辙曾经多次在街上跟他相遇，都不敢与他接话。没想到有一天，他竟然找上门来，指出苏辙修行存在的偏差：“我知道你这个人好道，但还不得要领，阳气降不下来，阴气升不上去，因此脸上堆着许多浮肉，脸色发红而且还生疮疖。我特地来教你一个办法，静下心来，观想清水洗尘，灌溉四肢百骸，乃至每一个毛孔。只要专心做上十天工夫，各种疾病都可以消除。若能坚持一年，则可受益终生。”苏辙依照他的方法操作，身体状况果然有很大的变化，只是因为未能长久坚持，最终还是不得其妙。
有一天，赵贫子过来问苏辙：“我今晚跟你睡在一个屋子如何？”虽然不明白他的意思，苏辙还是爽快答应下来。可到了晚上，赵贫子并没有过来就寝。第二天，苏辙问他什么意思。他回答：“我本来想夜里带你去漫游一些地方，又担心你会被惊吓到。惊吓了就会伤着你的神识，所以我还是不敢啊。”苏辙问他打算去哪些地方。他说：“我经常到太山下面，所看到的情景，与世人说的地狱相同。那里有很多僧人和官吏，僧人是因为做了非分的事情，官吏则是因为贪污财物的缘故。你要是见到他们，回来恐怕就不想当官了。”苏辙又问：“你到那里去，这些众生也知道尊重你吗？”赵贫子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能看见他们，他们却看不见我。”接着还说：“这也是邪术，而非正道。你若努力修养自身，葆得气性俱全，就能够出入生死之间，到那时不学即会，这才算是正道。”苏辙进而提问：“养气，我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去做；但养性，我该怎么办才好？”赵贫子不作回答。但有一天，他又笑着对苏辙说：“你曾问我如何养性，现在告诉你，如果梦与醒还有差别，那么性就不全了。”苏辙听了十分惊讶，他由此觉得，赵贫子不只身怀奇术，亦是个悟道之人，于是将其介绍给自己的哥哥（参见苏辙《丐者赵生传》）。
站在面前的赵贫子骨瘦如柴，肚脐以上的骨架如同龟壳，肋骨刀刃一样锋利，看起来像是传说中修苦行的头陀。更让人奇怪的是，他布满白内障的双眼，需要的时候，瞳孔可以从中透露出来，呈现出碧玉一般的颜色。极少洗浴的他，身上散发着难闻的腥味，但东坡并不因此而嫌弃。苏辙称赵吉为乞丐，东坡则改称其为贫子。看到东坡性情通达豪爽，赵贫子在雪堂一住就是大半年。二人在一起也有许多可以说的话题。
在《录赵贫子语》里，东坡有这样的记叙：赵贫子对一个人说：“你的神识已经不全了。”那人不服，说：“我把拥有万乘之国的人当成同僚朋友，把千军万马视若蝼蚁一般，把荣华富贵看作糟糠，把生死看成昼夜交替。你怎么说我的神识不全呢？”赵贫子笑他：“你这不过是被血气支撑、被名誉道义激发起来的气概而已，并不是神识真正的功用。”第二天，赵贫子又问那个人：“你的父母还在吗？”那人回答：“已经死了很久了。”赵贫子接着问：“经常梦见他们吗？”那人回答：“经常。”赵贫子穷追不舍：“梦中知道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得到的回答是：“两种情况都有。”赵贫子于是便笑了起来：“父母是死是活，是不需要思量就能知道的，白天问你的话，不假思索就能说清；但你夜里梦见父母却时生时死，可见父母的生死，在你的睡梦与觉醒之间是有差别的。父母生死这样简单明了的事情尚且如此，何况还有更多令人迷惑的事物呢。你自以为神识完满而不去学道修行，实在是一件堪忧的事情！”按照赵贫子的理解，神识完满的人，昼夜一如，睡梦中见到的与清醒时看到的，应该是一样的。东坡从中得到了教益，于是将这段对话记了下来。在琐碎的日常生活里，他随时都留意参悟禅的意境。与人下棋和观棋时，他惊奇地发现：当一个人陷于棋局并且迷在其中，输赢便成了很严重的事情；若是心不在焉，没有了情绪的执着与纠结，车马炮卒的厮杀，乃至棋局的输赢胜败，都如同梦幻泡影一般：“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苏轼《题李岩老》）
五
“乌台诗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坡在若干年前得罪了李定，但他在得罪李定的同时，也与另一个人结下了善缘。当年，就在李定不为母守孝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同州地方上报了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为了找到被遗弃了五十多年的母亲。朱寿昌烧香拜佛，灼背烧顶，刺血写经，并辞去官职，最终找回七十多岁的老母，将其供奉于高堂。东坡为此赋诗，在赞颂他的同时，也狠狠地踩了李定一脚。那时，东坡与朱寿昌似乎还未认识，但谁都没有想到，东坡贬居黄州的时候，朱寿昌正在长江对面的鄂州任上，二人于是声气相通，有了舟船的往来。后来被列为道德典型“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寿昌，此时已经年近七旬，但年龄差别并不能成为沟通的障碍，他们书信往返频繁。东坡信中提到自己迁居临皋亭，乃是朱寿昌“恩庇之余波”，由此可以推断，他能够搬进临皋亭官舍，跟这位著名的孝子有很大的关系。朱寿昌知道苏轼好饮，而黄州本地的米酒口味欠佳，便不时从大江对面，成坛成坛地给他送来佳酿，还顺便托他为自己闺女找个好人家，二人私交的密切程度不断提升。他们还一度携手，为改变当地风俗作出了努力。
茶余饭后，东坡听人说起当地溺婴的恶俗，受生存条件所限，百姓家里通常只养三个孩子，但又没有有效的节育措施，来阻止孩子们四五六七八的出生。因此，生到第四胎后，如果是女孩，父母大都背地里将其溺死，并偷偷地掩埋，旁人也心照不宣。因此民间男多女少，阴阳不调，娶不上老婆的鳏夫，常见于道路与树荫。背负着生命传承天职的父母，将自己孕育的无辜生命，在最无助的时候亲手将其溺杀，是件极度违背儒家好生之德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东坡“闻乏酸辛，为食不下”，于是想到了以仁孝闻名当世的朱寿昌，给他去信，谴责这种伤天害理的现象，还特别具象地描述了溺婴的残忍过程：“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一家人连杀二婴；还有一家人，去年一胎生了四个，婴儿溺死后，母亲不堪承受痛苦，也自杀随之而去。在信中，作为居士的东坡还指出：佛经中讲到杀生之罪，认为杀胎卵的罪孽最重。对于六畜尚且如此，何况对于人呢？幼童和老人杀人还不得死罪，何况无罪而把他们杀掉？您若能使婴儿从万死之中获得生命，这种阴德要比给大人洗雪冤情、保全性命还要多出十倍。他还提到自己主政密州，灾荒之年救济弃婴的做法，称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太守来说，易如反掌。
最后，他引用宋律中“故意杀死子孙，判处两年徒刑”的条文，给朱寿昌提出建议，希望他能把这些法理告知下属各县官员，让他们召集各村的里正，进行宣传讲解，将规定条款张贴到墙壁上，使百姓明白其中的利害，并制定办法奖励揭发检举。奖金由犯法人、邻居和里正共同支付，如果是外来的雇工，则由他的雇主支出。妇女十月怀胎，时间不短，邻居、里正和雇主，迟早都是知道的，若能够互相检举，并依照法律判处若干人，这种浸杀婴儿的风气，就能得到革除（苏轼《与朱鄂州书》）。
在诉诸官府的同时，苏轼还在黄州动员自己的“躬耕三友”，发起成立一个叫做“育儿会”的慈善机构，向本地望族富户募捐，约定每户每年出钱十千，用于购买米、布、绢、絮等赈济物资。平时组织会员深入街坊乡村巡查，对有孕妇或产妇的贫苦家庭，进行慰问和接济，劝其留下婴孩，不要抛弃骨肉。作为发起人的东坡，指定深孚众望的安国寺住持继连法师，负责管理财务，以提高育儿会的公信度与感召力。财政状况堪忧的他，也捐出与富户相当的数目。对于东坡的倡议，朱寿昌予以积极的响应，他促成官府颁布条例布告，严令禁止非人的溺婴行为。可惜此时，一生以孝道立身的朱寿昌，已经病患在身，支撑不住，不久就辞官返乡，并于元丰六年（1083）去世了。失去这样的朋友，东坡心里有说不出的感伤。
东坡谪居黄州近五年，历经三任知州。初到的时候，已经年近七旬的知州陈轼，待他十分友善，不过相处数月就退养还乡。接任知州徐君猷刚与东坡见面，便待他如骨肉一般，经常给他送酒送物，接济一家人的生活，还不时请他一同登楼赋诗，歌舞宴饮，完全不在意其作为朝廷罪臣的身份。东坡那五十亩耕地，还有建造雪堂的宅基，都是经他手办理的。每年的端午或重阳，他都会在栖霞楼宴请东坡，让侍姬和官妓敬酒献歌，为他消愁解郁。徐君猷“后房甚盛”，是一个风骚之人，家里养着妩卿、胜之、庆姬、阎姬等五六个侍姬，喜欢交杯换盏的聚会。酒劲上头，这些女子就排着队，请求东坡题赠新词墨宝。东坡也逐一随喜她们，因此写了不少乐府诗词（《苏轼年谱》521页）。侍姬中有个叫做胜之的，风仪出众，舞姿曼妙，深得东坡的喜欢，所获的赠予自然最多。除了茶叶饮品，东坡还给她和妩卿、庆姬分别作了《减字木兰花》词。其中写给胜之的最为出彩：“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曲穷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舞女昙花一样的娇媚风情，在他笔下活灵活现。
徐知州“绰有建安之风流”，蓄养美艳的侍姬，并不是他唯一的能事。在他的任上，黄州被治理得井然有序。东坡称他“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苏轼《遗爱亭记》）。在一首题为《少年游·端午赠黄守徐君猷》的诗里，东坡盛赞其治下的黄州“狱草烟深，讼庭人悄”，监狱里空空荡荡，长满了荒草；公堂上寂寥无声，如同佛殿一般，甚至还有蝴蝶成双成对，在台阶上飞来飞去。这意味着社会承平，百姓安居乐业。相处三载之后，元丰五年重阳节，徐君猷任期届满，“乞郡湖南”，在栖霞楼举办告别宴会。高朋满座之际，东坡“念此惘然”，作赋词《醉蓬莱·重九上君猷》，道出自己将与当地人一样“饮公遗爱，一江醇酎”。令他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从湖南那边传来了徐君猷去世的消息。徐君猷、朱寿昌和陈轼，东坡沦落时期的三位知己，都在同一年离他而去。他既写了挽词，又作了祭文，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中流获济，实赖一壶之千金。曾报德之未皇，已兴哀于永诀。”（《祭徐君猷文》）
徐君猷守黄州时，常与东坡和继连法师，在安国寺幽篁里的亭子间饮酒，现摘旁边的茶叶“烹而食之”。徐君猷走后，感念其在黄州的德政以及对于自己一家的情义，东坡与继连合计，给亭子起名为“遗爱亭”，又让正好来访的友人巢谷撰写记文。因觉得巢谷的文字尚有未尽之意，便亲自操刀，写下了《遗爱亭记》，从“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物而作，物去而复”的高度，来阐述徐君猷的德政，发问：为什么他没有轰轰烈烈的政声，却给人留下追思不尽的恩泽。接任徐君猷的是杨君素，他对东坡的关爱有加无减，上任不久，就在临皋亭南面建起三间大瓦房，作为苏家新的居所，取名“南堂”。这已经远远超出一个罪臣应有的待遇，所幸的是没有人举报。
居黄州期间，东坡不时戏墨自娱，画些古松新竹、怪石枝条，写些书法条幅，随手送去，作为人情往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春渚纪闻》）。送给徐君猷的自然不少。有一次，他还将苏辙给他的一只牛尾狸，转送给徐君猷（《苏轼年谱》521页）。徐君猷的儿子徐十三郎，是个东坡迷，疯魔地收集他的字画。就连生病吃不下饭时，十三郎还来索要墨宝。其贪婪的程度几乎成为一种病症，引起了作为叔叔的东坡的不快。在流传至今的《徐十三帖》中，东坡有这样的记录：“徐十三秀才相见辄求字，度其所藏，当有数千幅，然犹贪求不已。今日方病，对案不食而求字不衰，吾不知此字竟堪充饥。已病否？此弊殆不可解也。”但也许是因为索要的多了，写的也就不少，谪黄期间，东坡的书法造诣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就是这一时期的神来之笔。
在黄州安定下来之后，东坡交往的范围逐渐扩大，涵盖三教九流，没有了阶级身份的边界。东城沽酒的，西市售药的，南门卖肉的，都成为他的朋友。从外地前来拜谒参见的士子道人，也不在少数，可谓五湖四海。元丰四年秋，书家米芾在造访王安石后，又来到黄州游学。据其年谱记载，在这里，他得到东坡的点拨，从此专心师法晋代书家，书艺因而大有进步。但生性狂放的米芾，只把东坡与王安石当作前辈，从不向二人执弟子之仪。后来，他也别成一大书家。在他之前，禅师海印前往峨眉山云游，也取道黄州来看望东坡。有一个名叫彦正的判官，还从远方送来了一把古琴。东坡以琴格物，略加挑拨，写了一首颇有意思的短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峨眉山那头，有道士陆惟忠来访，转告小时同学陈太初羽化登仙的消息。庐山这边，道士杨世昌过来，一住就是一年多，除了切磋道家养生的方法，还一起冶炼外丹。杨道士传的养生方法，东坡后来沿用多年，但二人合作的外丹冶炼没有成功。实际上，道家的精华在于内丹的功法，通过外丹服用来实现长生不老的努力，几乎都是破产的，有的皇帝就是因此中毒而死。杨道士还提供了制作蜜酒的配方，也许是因为经验不足，东坡亲自酿造的蜜酒味道极酸，喝了还会拉肚子，最终宣告失败，只留下《蜜酒歌》一首。
黄州的日子，东坡不缺酒水。他酒量有限，却喜欢喝上几口，享受意识缴械之后毫无主宰、飘然若仙的感觉。有时，不知不觉中就会喝得酩酊大醉，直至第二天晌午才茫然醒来，还不知身在何处。元丰六年（1083）九月。他在雪堂与友人夜饮，直到三更时分，才晃晃悠悠地回到长江边上的临皋亭。敲了许久的门，都没有人出来给开，于是索性在江岸徘徊，倚着栏杆静听江水流淌，感慨人生之不由自主，写下了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有一段时间，东坡身体多病，眼疾更是反复发作，痛楚不堪，甚至一个月都出不了门。这首词出来后，外界盛传他当晚挂冠于江边的树上，驾着一叶扁舟长啸而去，渺然不知所终。这可吓坏了知州徐君猷，让罪人偷跑，是严重失职的行为。他赶忙起驾前往临皋亭，到那里，发现东坡还在呼呼大睡，鼾声起伏如同长江的波涛一般。此时正值曾巩病逝，京师遍传东坡离世的消息，连深宫里的神宗皇帝也听说了，但他不愿相信这是个事实（《苏轼年谱》568页，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
六
文如看山不喜平，而文之不平，又源自于人内心起了波涛。中国的历史、东坡的命运与长江的流程，三者都在黄州这个地方，打了一个大大的旋涡，来了一次惊涛裂岸的大转折。这种转折深深地触动了东坡，在他灵魂里卷起了千堆雪，扬起了璀璨的浪花，将他的文学推向了一个澎湃的高潮。不论文字还是笔墨，他的艺术都达到了后人和自己都难以企及的极致。可以说，这是命运对于一个人生命的造化。如果没有“乌台诗案”以及后来的波折，就没有人们今天看到的苏东坡。一个被命运宠爱的人，宠爱回自己的命运就好了，不能梦想着要去成为伟大的作家。
长江黄州地段是丹霞地貌，崖壁殷红如染，故有“赤壁”之称。赤壁山看似大象鼻子，长长伸入江中饮水，因此又称赤鼻山。此处到底是否三国时期的古战场，至今仍争议不休。据说，晚唐诗人杜牧出任黄州刺史时，曾在江边拾到一截锈迹斑斑的断戟，因此认为该地就是三国赤壁，并赋诗一首为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于是，这里就成为人们凭吊历史的地方。
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一个风平浪静的晚上，东坡与道士杨世昌等人，备足酒食，坐上一条细长的小船，向人称赤壁的古战场方向划去。这时，团圞的月亮已经从东山升起，独步于两个星宿之间，披着月色的清风迎面拂来，带着丝丝的凉意，渗入人们的襟怀。众人雅兴高致，频频举杯畅饮。有人唱起了《诗经》里的佳句：“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白雾在江面上氤氲弥漫，水里的波光晃荡着天边的云影。他们放下船桨，任凭小船像苇叶那样顺流漂荡，凌驾于波澜迷茫的江面，仿佛御风穿行于虚空之中，而不知要到哪里去。人也飘飘然，如离开了这个世界，仿佛已经得道成仙，正要羽化登天。
借着酒劲，有人扣响船舷唱了起来：“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道人杨世昌呜呜地吹起洞箫来应和，声音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袅袅的余音不绝如缕，仿佛蛟龙在深邃的洞府里舞蹈，又似是幽怨的寡妇在孤舟上哭泣。受其感染，东坡的心情也变得悲伤起来。于是，他调整了姿态，俨然端坐，问吹箫的道人：“为何如此悲戚？”对方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从这里朝西望去是夏口，向东而望则是武昌，两者之间，山川缭绕，一派郁郁苍苍，不正是曹孟德为周瑜所困的地方么？想当初，他攻破荆州，沦陷江陵，顺着长江水势东下，战船绵延千里，旗帜遮天蔽日，对着大江举杯豪饮，横执长矛慷慨赋诗，俨然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可如今又去了哪里？何况你我这些凡夫俗子，打渔砍柴于江边，以鱼虾作伴，以麋鹿为友，驾着一叶扁舟，举起杯盏相互敬劝，就好像是蚂蚁寄身于寥廓的天地之间，渺小得如同沧海中的一粒粟米。此情此景，不免让人在羡慕长江川流不息的同时，哀叹人生的短促。虽说谁都渴望与仙人一同遨游方外，与明月相拥而获得永生。但心里却清清楚楚，这些企盼终不可能实现，于是只好将心中的遗憾化为音声，寄托于悲凉的秋风了。”
宇宙无穷，人生苦短。面对耳熟能详的立论，东坡作出了睿智的回应：“你可知道这水和月？水总是在不停地流淌，但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只是从一处地方流向另一处地方；月亮看起来有阴晴圆缺，但它本身其实并没有增加或减损。从生灭变易的维度来看，天地万物没有一时刻不在流动，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能消停；从不生不灭的维度来看，万物与我皆是亘古永恒。如此看来，又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呢？何况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宰，若不是自身本来具足的，即便是一丝一毫也索取不了。唯有江上之清风，及山间之明月，耳朵听到便有了声音，眼睛见到就有了形状与色彩，获取它们不会受到禁止，受用它们也没有穷尽的担忧。这是造物主恩赐予人的无尽宝藏，我和你皆可以共享啊。”东坡在江面上慷慨陈述的一番高论，让江水都涨了起来，大家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脸上相继露出了笑意。他们把杯子洗净，重新斟上佳酿，将盘子里菜肴果品一扫而光，然后就横七竖八、互相枕藉着沉沉睡去，不知什么时候，东方已升起了鲜红的太阳。
这一个夜晚堪称神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美妙的夜晚。东坡将其描述下来，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赤壁赋》。此赋文辞意境俱佳，诗情与哲思并茂，将人生置于浩瀚空间与无穷时间，探问与打捞其存在的意义与况味，承接天地赋予生命的恩典，体悟“万物皆备于我”的内涵。还从不同的侧面来关照同一种事物，避免因为片面的知见让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迷狂之中。从中可见，作者深厚的人文素养与精神造诣，尤其在道家与佛学的方面。有人评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沿用了《庄子》句法：“自其异者而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视之，万物皆一也。”也借用了《楞严经》里佛陀与波斯匿王的对话：佛告波斯匿王言：“汝今自伤髪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有童耄不？”王言：“不也。世尊佛言：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尝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生灭，不变者元无生灭。”但作者并非食古不化，而是在参透义理之后自由兴发，让活脱的文字泉水一般地恣意流淌，蔚然成为文赋的绝唱。
《赤壁赋》写就之后，东坡内心的激情久久难平，尚有未尽之意有待抒发，于是又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如果说，《赤壁赋》将人的生命置于浩渺的宇宙星空，来探寻其存在的意蕴，那么《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将生命个体置之于宏大历史进程，在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大浪淘沙的情境中，展现走入历史者超迈的精神气概。前者有佛道解脱超越、逍遥物外的旨趣；后者则充满儒者匡扶社稷、杀身成仁、救济天下苍生于水深火热的情怀抱负，而这二者，都兼备于东坡的人格当中，如同波粒二象，相反而又相成。
《念奴娇·赤壁怀古》完成之后，东坡仍有余绪缠绵于胸臆之间。十月十五，又是一个月圆之夜，他和杨世昌道士等二人，踩着各自的影子，从雪堂返回临皋亭。路上抬头一望，发现月亮的莹光收人魂魄。如此良辰美景，用来做死猪状睡觉，未免太过可惜，而世上的事物，惟有明月和良心不可以辜负。东坡于是感叹：“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人中有人回应：“今天我网到几条大嘴巴鱼，细细的鳞片，就像吴淞江的鲈鱼。不过都这么晚了，哪里能弄来酒呢？”东坡进家询问妻子，王闰之告诉他：“家里还有一斗酒，已经藏了很久，就是为您不时之需准备的。”于是，三个闲人带着酒与鱼，再度划船到赤壁之下。这一次，除了在江面捞月，他们还爬上高耸的崖壁，并有了许多不同的发现，遇见了一只翅膀像车轮一样大的巨鹤。回来之后，东坡做了一个古怪难解的梦。梦醒之后，他将夜游的过程记录下来，就成了《赤壁赋》的姐妹篇《后赤壁赋》。与姐篇相比，妹篇只能算是一篇记文。不过至此，对于赤壁，东坡终于无话可说了，这正是他所想要的感觉：无语之时的千言万语。
黄州时期，东坡留下的文字中，最为精妙的，除了《赤壁赋》，就要数《记承天寺夜游》了。这篇不满百字的日记，文字干净清通，在极其寻常的记叙中，透露出禅者难以言表的澄明之境——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东坡的作品里，多次出现“闲人”“闲者”的意象。他们是内心宁静、不为纷繁的世事扰乱、也不庸人自扰的人；他们是慢生活的当事者，天地之大美，万物之灵韵，都是为这类人准备的盛宴。他们没有辜负这个世界，也没有辜负自己临在的生命。相比之下，心里忙碌得像一团火的人，不仅会透支了生命里的精气神，也荒芜了天地的良宵美景。
黄州后期，东坡性情变得愈加放达，有一首词值得记忆，那就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中途遇雨的应景之作，但却出手不凡，和《大江东去》《密州出猎》，并列为东坡豪放词的代表作。它表明，在遭受命运沉重打击之后，东坡的精神创伤已经得以治愈。从此，他竹杖芒鞋，且歌且行，也无风雨也无晴，人世间的一切遭际，包括悲欢离合、生老病死，都成了路旁的风景。
孔见，作家，现居海口。主要著作有《赤贫的精神》《海南岛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