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存之刃劈向体面——《无可奈何》的黑色寓言
在威尼斯电影节的聚光灯下，朴赞郁用《无可奈何》撕开了东亚中产精致生活的糖衣，将经济寒冬里个体的挣扎与异化，淬炼成一把裹着黑色幽默的利刃。这部改编自唐纳德·维斯雷克小说《斧头》的作品，没有延续《寄生虫》式的阶层对抗奇观，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更残酷的命题：当“拥有一切”的幻觉破碎时，普通人会如何亲手拆解自己的体面。
柳万秀的人生轨迹，是无数东亚“老实人”的镜像。25年造纸经验堆砌的职业尊严，妻子儿女与房子构筑的幸福堡垒，让他坚信“我已经拥有一切”——这份坚信并非盲目乐观，而是中产群体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当解雇通知像冰雹砸落，朴赞郁没有用激烈的冲突渲染绝望，反而用细腻的日常细节放大困境：餐桌上逐渐简化的菜品、孩子校服的尺寸焦虑、房贷短信弹出时妻子躲闪的眼神。这些细碎的压力，比失业本身更能戳中观众的神经，因为它精准还原了现代人“不敢倒下”的生存常态。
影片最锋利的一笔，在于将“求职”异化为“狩猎”的荒诞转折。柳万秀没有选择转行或抗争，而是将竞争对手视为“生存障碍”，用近乎精密的“造纸逻辑”策划谋杀——就像处理不合格的纸浆，他冷静地筛选目标、设计流程、清理痕迹。这种“职业惯性”与“暴力行为”的错位，构成了影片核心的黑色幽默。李炳宪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他将柳万秀的挣扎藏在微表情里：杀人后洗手时颤抖的指尖，面对妻子时强装的镇定，独处时突然放空的眼神，让这个“杀人犯”摆脱了脸谱化的邪恶，成为一个被生存压垮的悲剧符号。
有评论称该片是“反《寄生虫》”的作品，这种说法精准却不完整。如果说《寄生虫》是用戏剧化的闯入，揭露阶层固化的荒诞；《无可奈何》则是用向内的坍缩，展现个体在困境中的自我异化。柳万秀从未想过“颠覆规则”，他只是想在规则内保住自己的位置，哪怕代价是变成规则的祭品。这种“不掀桌只清场”的选择，恰恰是东亚社会集体焦虑的缩影——我们习惯了在既定轨道上奔跑，却忘了当轨道断裂时，连“转向”都成了奢望。
影片结尾，柳万秀坐在曾经梦寐以求的岗位上，窗外的阳光洒在他脸上，却没有一丝温暖。镜头缓缓拉远，他像一个被按在齿轮上的零件，看似回到了“正轨”，实则彻底失去了自我。朴赞郁用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抛出了一个无解的问题：当生存的代价是吞噬良知，我们所谓的“拥有一切”，究竟是幸福的证明，还是自我绑架的枷锁？
《无可奈何》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惊悚片，它是一面照妖镜，映出了每个在生活里“不敢输”的我们。当经济的寒风刮起，体面就像一层薄冰，而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在小心翼翼地行走，生怕下一步，就会掉进柳万秀曾坠入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