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下的这句箴言，道尽了世人逃不开的命运困局。这部以知识分子为描摹对象的长篇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宏大叙事，却以辛辣的讽刺、精妙的譬喻，剖开了人性的褶皱，道尽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与无奈。
《围城》的故事围绕着方鸿渐的人生轨迹展开。他出身于旧式乡绅家庭，在欧洲游学数年却“游”成了一个买假文凭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他在爱情与事业的漩涡中辗转浮沉：与鲍小姐的露水情缘转瞬即逝，对苏文纨的刻意逢迎终究是镜花水月，和唐晓芙的倾心相恋因误会戛然而止，最后与孙柔嘉走进婚姻的围城，却在柴米油盐的消磨中陷入无尽的争吵与怨怼。在事业上，他从报馆的小职员到三闾大学的副教授，兜兜转转，却始终是个游离在权力中心之外的边缘人，最终在人事倾轧与生活困顿中狼狈离场。
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形象。他善良却懦弱，清醒又沉沦，有几分小聪明却无半点实干的魄力。他看透了苏文纨的虚荣做作，却不敢直白拒绝；他鄙夷高松年的圆滑势利，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不满孙柔嘉的斤斤计较，却无力经营婚姻的琐碎。他像一个被命运推着走的提线木偶，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都做出了最被动的选择。方鸿渐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在那个新旧交替、价值失序的年代，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既放不下读书人的清高自持，又无法融入世俗的生存法则，最终只能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沦为一个尴尬的“围城人”。
而《围城》的魅力，绝不止于方鸿渐一个人的悲剧。钱钟书以他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妙笔，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图。虚荣刻薄的苏文纨、精明市侩的孙柔嘉、道貌岸然的李梅亭、趋炎附势的韩学愈……这些人物或可笑，或可鄙，或可悲，却都带着鲜活的人性温度。他们在名利场与情场中钻营奔竞，自以为手握人生的筹码，却不知早已被卷入命运的围城。钱钟书的讽刺，从不是简单的谩骂与批判，而是如手术刀般精准，在嬉笑怒骂间，将人性的贪婪、虚伪、怯懦一一剖白。他写苏文纨的故作清高：“女人有女人的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她的聪明是家常里短的聪明。”写李梅亭的吝啬：“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了，适才不过是立春时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这些精妙的譬喻，将讽刺的锋芒藏在幽默的外衣之下，读来令人拍案叫绝，细品却又心生寒意。
所谓“围城”，早已超越了婚姻的范畴，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关于人生的隐喻。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困在围城中的方鸿渐？小时候，渴望长大成人，逃离父母的管束；长大后，却怀念童年的无忧无虑，想要逃回那个温暖的港湾。年轻时，向往功成名就，拼命挤进名利的围城；待到功成名就，却发现繁华落尽后的空虚，想要挣脱欲望的枷锁。婚姻是围城，工作是围城，生活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围城。我们总以为城外的世界更精彩，于是拼命向外奔逃，却在抵达的那一刻，发现自己又站在了另一座围城的门口。
钱钟书在《围城》中，没有给出逃离围城的答案。或许，这本就没有答案。人生的本质，就是在无数次“进城”与“出城”的往复中，体味生命的酸甜苦辣。而《围城》的价值，就在于它以清醒的目光，直视了这份荒诞与无奈。它让我们在笑过之后，读懂自己的处境；在叹惋之余，看清人性的真相。
时隔多年，再读《围城》，依然能在那些犀利的文字中，照见当下的自己。这便是经典的力量——它超越了时代的隔阂，成为一面永恒的镜子，映照着每一个困于围城，却又在围城中挣扎、求索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