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的叙事里，商纣王帝辛是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酒池肉林”“炮烙之刑”“比干剖心”的罪状被代代相传，成了暴君的代名词。但拨开先秦典籍与后世儒家的层层渲染，还原历史语境下的帝辛，会发现他的“错事”并非全是凭空捏造，却也掺杂了大量的抹黑与夸张——他的失败，是刚愎自用的性格悲剧，是与贵族集团决裂的政治悲剧，更是周人伐商的舆论工具。
帝辛继位时的商朝，早已危机四伏。东夷部落常年作乱，威胁商朝东部边境；内部贵族集团盘根错节，以微子启、箕子为首的宗室勋旧把持权力，与王权矛盾日益尖锐。帝辛并非庸碌之辈，他天资聪颖、力能扛鼎，继位后便展现出强硬的执政风格：他重用费仲、恶来等出身低微的“新贵”，试图打破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他亲自率军征伐东夷，将商朝的疆域拓展到江淮流域，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东南沿海。但这些举措，也为他埋下了“罪名”的伏笔。
帝辛真正的“错事”，首先在于激化了内部矛盾。他蔑视传统礼制，不再对贵族集团妥协退让。为了削弱宗室勋旧的势力，他收回贵族的部分封地与特权，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敢于挑战神权权威，压制以占卜祭祀为核心的巫祝集团，这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代，无疑是动摇统治根基的举动。以微子启为首的贵族集团，因利益受损对帝辛心怀怨恨，当周人崛起后，他们纷纷叛商投周，成了颠覆商朝的“内应”。而周人在伐商的檄文《牧誓》中，将帝辛“任用奸佞”“不重用亲戚兄弟”列为第一条罪状，本质上是站在贵族立场的控诉。
其次，穷兵黩武拖垮了商朝国力。帝辛对东夷的战争，虽然取得了拓土之功，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长期的征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商朝国库空虚、民怨沸腾。为了支撑战争，帝辛加重了对百姓的赋税与徭役，底层民众苦不堪言。更致命的是，当他将主力军队派往东南征伐东夷时，商朝的都城朝歌防守空虚，给了周人可乘之机。周武王姬发抓住这个时机，率领联军挥师东进，在牧野与商军展开决战——此时的商军，大多是临时拼凑的奴隶与战俘，军心涣散，一触即溃，商朝就此灭亡。穷兵黩武、顾此失彼，是帝辛在战略上的致命失误。
而后世流传的“荒淫残暴”之名，多半是周人及儒家的刻意抹黑与层层叠加。《牧誓》中列举的帝辛罪状，只有三条：“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并未提及酒池肉林、炮烙之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不断给帝辛追加罪名：墨子首次提到“炮烙之刑”，韩非子则编造出“纣王为长夜之饮”的说法；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进一步丰富了纣王的罪状，加入了“酒池肉林”“剖比干之心”等情节；晋代的皇甫谧，更是夸张地声称纣王“剖孕妇观其胎”。这些层层加码的罪状，实则是后世学者为了警示君主、宣扬“仁政”，将帝辛塑造成的“反面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帝辛所谓的“惟妇言是用”，也并非单纯的“荒淫”。他重视妲己的意见，本质上是借助女性力量，制衡贵族集团与神权集团，这与武则天重用女性官员的逻辑相似，却在男权至上的古代社会，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罪状。而比干之死，更可能是宗室贵族与王权冲突的结果，并非因“进谏”而被剖心。
商纣王帝辛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与误解。他有开疆拓土的功绩，却也因刚愎自用、穷兵黩武，亲手葬送了商朝的基业；他试图打破旧势力的束缚，却因操之过急，成了贵族集团与新兴周人共同的敌人。后世对他的抹黑，让他成了“暴君”的代名词，但剥离这些刻意的渲染，帝辛更像是一个志大才疏的改革者——他的“错事”，既是个人性格的缺陷，也是时代变革的必然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