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亚历克斯伴随着《欢乐颂》的旋律，以戏谑的姿态挥舞起拐杖，将暴力演绎成一场荒诞的美学狂欢时，库布里克在《发条橙》中撕开的，是人类社会关于“自由”与“规训”的永恒伤口。这部改编自安东尼·伯吉斯同名小说的英国电影，以凌厉的镜头语言、荒诞的叙事结构，将一个充斥着暴力与反叛的未来世界呈现在观众面前，半个世纪过去，其关于人性本质的叩问，依旧振聋发聩。
影片的前半段，是一场极致的感官冲击。少年亚历克斯带领着他的小帮派，在夜色笼罩的城市里肆意妄为：殴打流浪汉、抢劫民宅、性侵女性，暴力是他们反抗成人世界的武器，也是他们挥霍青春的方式。库布里克用明快的色彩、动感的配乐，将这些暴行包装成一场光怪陆离的闹剧——当贝多芬的交响乐与血腥的打斗交织，当优雅的芭蕾舞姿与施暴的动作重合，暴力不再是单纯的罪恶，反而成为一种充满反叛精神的“艺术”。此时的亚历克斯，是自由意志的极端化身，他遵循着原始的欲望行事，无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活得张扬而野蛮。
然而，这场狂欢在亚历克斯被同伙背叛、锒铛入狱后戛然而止。为了提前出狱，他自愿接受了“厌恶疗法”——一种通过药物与视觉刺激，让他在看到暴力画面时产生生理排斥的实验性治疗。治疗后的亚历克斯，彻底失去了选择暴力的能力，甚至连听到贝多芬的音乐都会浑身抽搐。他从一个施暴者，变成了一个连自我保护都做不到的“好人”。监狱长和政府官员将他视为改造成功的典范，向外界炫耀这项“伟大”的成果，却无人在意：这个被剥夺了作恶权利的人，是否还拥有作为“人”的本质。
库布里克的犀利之处，在于他没有将“厌恶疗法”塑造成一种救赎的手段，而是将其刻画成另一种更隐蔽的暴力。法律与道德的规训，本应是引导人性向善的灯塔，可当这种规训异化为剥夺个体自由意志的工具时，它与亚历克斯最初的暴力行径，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当亚历克斯被昔日的受害者报复，却只能蜷缩在地、无力反抗时；当他被政客们当作政治博弈的棋子，被迫在公众面前表演“悔过自新”时，影片的批判锋芒直指权力对人性的碾压——一个无法自主选择善与恶的人，不过是一个被剥夺了灵魂的“发条橙”，看似光鲜亮丽，内里却早已失去了生命的温度。
影片的结局，更是充满了荒诞的黑色幽默。亚历克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折磨后，“恢复”了对暴力的欲望，他躺在病床上，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施暴的画面，嘴角露出了标志性的邪魅笑容。这个结局并非对暴力的肯定，而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善与恶本就是人类天性的一体两面，强行剥离其中任何一面，都是对人性的阉割。正如小说作者安东尼·伯吉斯所言：“人必须拥有选择的权利，即使选择的是恶。”
《发条橙》从来不是一部宣扬暴力的电影，它以暴力为镜，照见的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困境：当我们试图用规训消灭罪恶时，是否会在不经意间，扼杀了人性中最珍贵的自由？当我们追求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时，是否会亲手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囚笼？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这部电影，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直击灵魂的震撼。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文明社会的表皮，让我们看到了潜藏在深处的、关于人性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