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途
对历史上“不可能发生”而又发生了的许多事件，时间允许你做出种种假设。假设它们是这么发生的、那么发生的，假设它们在文字中发生了但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假设它们是一则则神话但被套用在现实中不起眼的一些小事上，假设它们虽然发生了但与文字记载的事件不是一回事。时间之内，人们所做的假设——不管它们的依据源于众神还是源于盲众，不管它们的情节、格调、性质如何的千奇百怪——没有一种是找不到的。能创造时间或能创造超越时间物事的人是没有的，假设一些忧心忡忡同时又距离神灵最近的人，他们创造的东西出现在了“时间的外面”，我们称之为奇迹但它们仍然是时间的孩子：时间没有边界，它不受人力的管约。
忽必烈于1253年（蒙古宪宗三年）发动了征伐大理国的战争。骑兵军从甘肃迭部出发，兵分东、中、西三路，东路军由抄合、也只烈统率，西路军由兀良合台统率，忽必烈统率中路军，罡风一样卷过雪峰林立、江河割据的横断山系，有如天上的人马神奇地出现在大理国隐藏的土地上。历史的巨镜悬挂在弧形的天空，时间的夜幕下几乎所有对战争不感兴趣的人都在沉睡，只有极少数人在梦中听见从雪山之巅、天上和梦境本身传来的马蹄声。远山远水的土司府里的汉官积愁成疾，坐在三更天的明月下面背诵巫师刚刚口授给他们的咒语。或许他们也隐隐约约地听见了，跟随忽必烈远征的诗人刘秉忠正在马背上高声吟唱的诗歌《过白蛮》：“脊背沧江面对山，兵踰北险更无难。投亡置死虽能胜，履薄临深未敢安。赳赳一夫当入路，萧萧万马倒征鞍。已升虚邑如平地，应下诸蛮似激湍。”但是，他们已经倦了，得在破晓前入眠，诗歌进入不了他们的心海。忽必烈命令兵将把几十万匹战马鞭击得大声嘶鸣，他跪倒在黑河(金沙江)岸上对天起誓，凡与其同征大理者子子孙孙必蒙其恩泽，马嘶人吼，地动山摇，被惊醒的人也是一些习惯早起观看日出的人，从梦境中冲出来时手上没有提着刀斧。灭国的事，国灭的事，在梦中是一场普通的雪崩，没有出处的白马群，一闪而过。诗歌和誓盟只是漫无边际的葬礼之前预设的喜剧性过场，当刘秉忠向忽必烈建议裂帛为旗，上书“止杀”字样，以怀柔之举善待刀尖下的亡命徒，从理论上说，这场表面上比讨伐天空还难的战争，在象征性的肉搏之前已经有了有节制的结局——如果继续命令骑兵军冲进梦境去割人的脑袋，那就意味着战争必将蔓延到另外的时空，骑兵军再也难以轻松撤出，战争就将因为不满足于奇迹，过于强调它的永恒性而陷入时间的深潭，永远不会停止，得打到无数个抽象的“今天”，所有的“今天”都会有鲜血从梦境中流淌出来。
兀良合台统率西路军所走的路线，入云南境后其实走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晏当古道的路线。在迪庆州地界上，晏当古道乃是以大中甸（旦当）为中心的古驿道中“北路”和“中（甸）维（西）路”的综合体，由“北路”进入现在的德钦县和香格里拉市，又从小中甸向西南转向维西县和丽江德良方向，避开了直通丽江且更为艰险漫长的有“十二栏杆”隔阻的“南路”，提前抵达金沙江，并沿江而下，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大理地界。“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诗人世界中豪气干云的气象很多都出自书斋和驿站，热血都是用词语融化而成的，可只要我们对冰天雪地中的横断山系稍具一点常识，就会明白，这一区域的冰天雪地远非燕山之麓的冰天雪地可比，因为这神川之间原本就没有多少可供人们跃马而行的平地，所谓古驿道，大多是开凿于海拔几千米之上的雪岭、冰板和巨涧之间，只容一人一马悬空而过。而且大多数的路只是某个探险家或某支马帮穷途之时亡命而行的临时路，他们走过去后便不再是路。大军到此，识途之际只能勒石刻木，做个路标，否则再多的人也可能因为不辨方位或遇渊薮而消失。现在的崇山峻岭之间有的地方被视为生命的禁区，之所以会突然出现一个吐蕃人、蒙古人、汉人的小村庄，居民的祖先实际上就是迷路的兵士。湖北人余庆远，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曾随其兄远赴维西任职，写下游记《维西见闻纪》，文字中多处涉及到了兀良合台大军所经之地，他去没去过无人知晓，极有可能是耳朵所闻。他说，维西县以东也就是丽江巨甸和香格里拉小中甸的驿道上，人们在夏天也得穿皮衣，冬寒之际则积雪一二丈，“旋风如水，寒气彻骨，人升高气喘，口鼻之间，迎风不能呼吸，辄僵不苏，土人谓之寒瘴。一至山顶，黄云四起，五步之内，不复见人，高声言笑，即有拳头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毙焉”。他笔下“北路”上的白马雪山一带，夏天的风雨，在吹击砂石之后的气象令人胆寒：“其山石骨而沙肤，浮疏颓溃，长三里，厚不可测。下逼浪沧江，风及雨，则砂卸石，崩石如硙(石磨)如棁(屋梁)，如阈(门槛)如杵，如辘轳，如碾如瓜，如刳木，如盘根。相缘相击，相激相旋转而下，声如淅沥，如啄如伐木，如版筑(夯实土墙之声)，如群鸟飞，如垣倾，江干乔木，触之立折。行人至此，必视风雨静，而后踏沙徐行。或行里许风作，砂下石击，无不毙之江中……”
不确定的山川之名、没有关联的路线、众多的时间差，以及死无对证的臆想，最终只会构成虚无的事件或者将真实的事件变得面目全非。同理，一些欧洲探险家在书写这一区域的见闻录时，由于他们的“命名”或采用威妥玛式拼音法，或“尽可能精确地”从藏语对应翻译过来，或采用他们自创的拼译法，从而导致诸多的地名、物名、人名因“自成体系”而让我们觉得如同痴人说梦——他们的始终是他们的，我们的始终是我们的，空无对应的始终是空无对应的——除了一些著名的地名可以互证，见闻录中的世界其实就是一座座互相缠绕、互相否决和千头万绪难以厘清路线的迷宫。弗兰克-金敦·沃德笔下的“锯齿形山脊”、“碧绿的湖畔”、“一个新的渡口”、“一块空地”和“冰川峡谷”之类的命名，非常极物，但你得猜——他到底写的是哪儿？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的旷野叙事，阅读的过程即是一次大雾中的旅行，只有写作者经历的艰险、疼痛、感叹是“真切”的，其他的诸般陈述几乎都难以在我们的世界中落到实处。如果将其云南和西藏的气味拿掉，随意把著名山川的名字换掉，这本呕心沥血之书马上就会变成产生于“任何一个地方”的书，它所写的奇幻世界，什么东西都像是创世之先没有地名的土地上的附属物。本来，《蒙古秘史》对这片变化万千的星云图般的土地是可以给出一些准确描述的，至少能够为我们标明兀良合台统率的骑兵军行军路线的众多节点，可这本天书写到1252年便停住了，不曾为这场战争使用过一个字词。针对未来时间的留白，如同一条大江在前往大海的路上已经蒸发，连干涸的河床也没有留下。
为此，一方面我得假设那是一场与文字没有更多关系的战争，刘秉忠的几首诗作只是骑兵军借用有限的汉字敷衍一下呈空壳状的时间之柩。战争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不可思议地发生了但又让历史和人觉得它没有发生，找不到更多有用的线索和文字来呈现它事无巨细、杀人如麻的真实面貌——即使有浩如烟海的用各种民族母语记录下来的史料，它们也因为散失和无法翻译而形同虚无。另一方面，我渐渐地承认了这样的认识：很多根本性的事物，诸如被视为天界的迪庆高原以及兀良合台统率的骑兵军的路线，它们是不能被定义的，二者之间甚至可能存在着某种神示的约定：除了遗忘，战争和时间不会给人带来任何好处。骑兵军是否穿越了众神守护的雪山？肯定地回答，说明我们还没有推脱时间与战争共用仆人的身份；否定地回答，则说明我们认可了自己袖手旁观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