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散文 散文 | 马叙:邮电巷,排箫,幽暗的走廊

散文 | 马叙:邮电巷,排箫,幽暗的走廊

乐成北大街邮电巷因巷口有主调墨绿色的邮局而得名。在县城,邮局是开放性的机构,在直角转角处设有一个邮筒,邮电巷也因此成为小城一条著名的街巷。推开邮局玻璃门进出,居民来得最多的一是到电报柜台发电报,二是到临街一面的报刊柜台买报纸或杂志,三是买邮票寄信。八十年代初,我去得最多的是到邮局报刊柜台买杂志。码放在柜台上的有《小说月报》《青春》《萌芽》《诗刊》《星星》《文学青年》《东海》《丑小鸭》《收获》《十月》《当代文艺思潮》。整个乐清,只有这里有文学杂志卖。我在工厂上班,往往走好几里路到邮局买文学杂志,由这些文学杂志获得当时一点可怜的国内文学思潮信息。与新华书店不一样,新华书店卖的都是名著,是过去的文学作品,而这里卖的是最新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现场的一种呈现,特别对小县城而言,没有与外界的交流接触,只有通过最新的杂志了解一点。这个报刊柜台仿佛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包子、馄饨、面条,算是新鲜的了。我除了到新华书店买一些名著外,也逛这个书报柜台。买了几次杂志之后,结识了当时坐在报刊柜台后卖杂志的写作朋友杨坚,那时他刚刚电大毕业,在他父亲工作的邮局谋了一个卖报刊的临时工作,我买杂志遇到他时,他正开始写诗,此后他成为我在县城写作圈里交到的第一个好友。

邮电局与百货公司构成了小城的一个副中心,从邮电局再往里,是乐清县委招待所,一个由四幢苏式建筑组成的招待所大院。邮局与招待所是两个在位置上并列的机构,招待所显然比邮局更具有一种纵深感,它的若干幢建筑,众多客房,走廊,食堂,澡堂,锅炉房,组成了一个封闭式的机构所在。而邮局因其面积相对地小,又处于邮电巷与北大街的巷口,在本地的影响力比招待所大,知道的人也更多。许多人直至走到了邮局,还不知道它的隔壁是招待所。这也源于小城居民对电讯的膜拜,现代电报尽管是明码发报,但是它对小城居民来说仍然是神秘的,是顶级技术。还有成捆成捆的信件,所有单独密封的信件,同样温情而神秘,每封信里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有情感上的,家庭的,工作上的,情侣间的,甚至还有密谋某一件黑暗之事。我更早的时候,每次写信都有做一件秘密之事的感觉,特别私密,特别冲动,一些词语,句子,修辞,比平时大胆许多倍,因为这信件只有另一人读得到。正因为这一切,让邮局成为小城居民最关注的机构之一,也是最神秘的机构之一。它甚至比公安局、人武部、百货公司等机构更加令本地居民关注,与之的关系也更加奇特。

邮局隔壁的招待所已经很陈旧了。这招待所其实就是一个县级机关宾馆。一是供外地来乐清办事或开会的有关人员住宿,二是机关自己系统内部上下级的接待场所,三是机关内部无房干部的短期临时住处。一般县一级的招待所对内也对外。住招待所必须凭单位介绍信入住,介绍写明住宿者身份、单位、出差缘由、出差天数,并且注明有效期,过了有效期,此介绍信就失效无用。

凭介绍信入住的这部分人,由于是外地来办事的人员,他们与这个城镇的人包括要去办事的机构中的人,都互相陌生。陌生的面孔,不同口音的语言。一张嵌有自己名字单位留有存根的介绍信,仿佛命运的驿站,乘车买票,住宿,办事,都要凭它才能通达。而浑圆鲜红的公章仿佛是介绍信的灵魂,有了它,自己才能用介绍信上的名字通行与住宿。否则,介绍信上即使有名字,这名字也是无效的,无法通行与住宿的。我看到过一个背着包的人走进招待所,因为没有单位介绍信,在服务台后的服务员面前碰了钉子,任他怎么说,都不予登记住宿。几分钟后,他沮丧地被招待所大门无情地重新吐回到巷子里,继而消失在人流中。

邮电局是一个相对沉默的单位,以极有规律的做事效率成为小城信息传递中枢,令小城居民敬重。

我从县城工厂调到雁荡山四年后再重调回到县城时,单位办公室主任说,你本来是可以住招待所的,但是现在招待所那里,没有空房间了,你先租民房住下,先让名字在这里排上队,等以后有人搬出去了,就有得住了。

那几天,我托同事帮找出租民房,同事又托他的前同事帮找到了租住的民房。在城西西铁巷的一座民房落了脚。

租住在西铁巷的日子里,来过一次招待所,那是在机关已经工作多年的也是写作的朋友许宗斌,他在招待所里已经住了有几年了。一次文学座谈会结束后,那天他叫几个也是业余写作的朋友去他那里喝酒。进了招待所大门,正是晚饭的饭点时间,住招待所的在机关上班的干部都下班回招待所,这些机关干部的气质,呆滞,规矩,走路正儿八经,身板从不摇晃,遇人礼貌有加。出门上班及下班回家的路上基本都带一公文包,小科员,则会在腋下夹一黑色皮革小包,里面装一些极简单的纸笔,若吸烟的则外加卷烟与一个气体打火机。局长一类的,则会提一个大号的多层双耳手提公文包,里面分层分类装着一些文件、材料,包括一些私密东西。手提包有大小、新旧,颜色不一,而样式则永远不变。他们夹着或提着它出招待所大门,去往机关,进办公室,在办公桌前坐下,打开公文包,掏出材料开始办公(不管有没有必要,每次上班坐下,总是要首先打开公文包往外掏材料)。由于招待所与县府的距离只两百米不到,因此他们中大部分人上下班都不骑车。

许宗斌的房间,堆满了书籍,人一多房间更加逼仄。他平时与念幼儿园的小女儿共居一室,只能腾出极小的一块空间喝酒。酒菜很简单,气氛却特别热烈,在逼仄的空间里,人与人挨得特别紧密,几个人的气息充斥着整个凌乱的房间,每每酒过一巡,这种气息就浓烈了一分,人就更亲近了,空间也就有热度起来,喝酒的气氛也就愈加地放松,热烈。小小的房间,弥漫着烈酒的气息,熟食的气息,鱼腥的气息,众人的气息。酒入腹中,热血顿时加快了流速。越来越敞开来喝。那段时间常这样喝酒的有杨坚、阿人、刘瑞坤、陈继明等朋友。那之后林宏伟与李振南也都前后调到了县城里,也加入了这个喝酒圈子里。之后,常轮换着地点喝。那次在许宗斌的招待所房间,好几个人喝多了,就出来坐在招待所的条凳上醒酒,其中也包括了我。我们深夜坐在这幢房子的门口,有几个机关干部从旁边走过,我还能辨别他们在路灯下看我们时隐约的表情,似乎是揶揄。也许他们是想,这几个人,来路不明,动机可疑。

在县城,喝酒是最好的会友方式,经常会喝到微醺,或干脆醉了,把气氛推向高潮。

一年后,一九八九年夏天,我也退租了西铁巷的民房搬进了招待所。我最先住的是第一幢三楼最东边的一间。当时我们科的科长李远澍为我安排住进了招待所。李远澍写舒同体书法,字如其人,幽默,平和,机敏。他常常向我们模仿他早年在汽修厂工友的言语、动作,令人捧腹。他是机关里一个令众人喜欢的做文字工作的干部。他看到我除几摞书之外,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件行李,说,还是你这样好,搬家也方便。

这第一幢房,木楼板,朝北的敞开式走廊。深夜回招待所,踩楼板的脚步声会响彻整幢楼房。夜深人静的深夜,这幢楼房就如一个灵敏度奇高的扩音器,丝毫响声,都会被放大,清晰地传递出来。

住招待所比租住民房方便许多,开水现成的,床、桌子、凳子现成的,电视现成的,要吃饭了到招待所食堂就可以了。对一个单身的人来说(妻子仍在雁荡开药店),方便是王道。而且碗筷还不用洗,吃完后还到食堂的窗口就行了。食堂收碗筷的窗口,仿佛仅次于人之口的第二张饕餮大口,吞食剩余的碗筷与残羹,生出一种生活与空间的荒谬感。住招待所还有一好,就是朋友熟人来找我很方便,到了招待所,总台一问,某某某住这里几幢几楼几号就找到了。

住进招待所后,慢慢地就有朋友熟人找上来了,来的大多是聊天,聊到饭点了就留下吃食堂,加两瓶啤酒。有时突然心血来潮,就约几个朋友过来小聚,人多几个,喝起酒来,气氛好,一如那次到招待所许宗斌处喝酒(这一年他已搬出招待所住到了县政府宿舍)。只是我的房间因物件少,书籍也少,没有他那里逼仄。虽然说是喝酒,其实每次都是很简单地喝,也没什么下酒菜。若是两个人,就到食堂窗口买几个廉价小菜,外加一碟花生米,然后去小卖部拎几瓶啤酒,就喝。喝多次后,学了一个开啤酒瓶的绝活,用一双竹筷子头抵住瓶盖的边沿下方,左手抓紧筷子头下方的瓶颈部分,以食指当支点抵住筷子头,右手把筷子当杠杆猛地往下一压,啤酒瓶盖即弹起,蹦飞。有时瓶内的泡沫瞬间喷出,气氛好极。有几次只两个人,每次对方都会一边感慨地大谈特谈宏大空洞的未来,一边吃着廉价酒菜,慷慨激昂。我劝他说,喝,兄弟!于是两人就一碗一碗地喝。此时酒比语言更可靠。

也有时一人独自喝,简餐加两瓶啤酒,独自把啤酒倾倒在碗里,这样喝得慢一些。有时直喝到碗里啤酒的泡沫完全消散,啤酒变苦。

深夜无事的时候就听音乐。好长时间里,听的是轻音乐。这许多天后,也是住招待所的另一个机关里的人,有一天在招待所的走廊里遇到我时,说,你那一盒磁带,听是好听,可也不能那样地听啊。我知道我放录音机时,声音传到了隔壁,影响到他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想不到影响你了。但他说,啊,其实那曲子倒也好听,只是天天深夜里听,也会听厌倦。此后,我再也不会在深夜把声音放那么大,估计压到了八九分贝左右。这样一来倒也好,放曲子就可以催眠了,有时曲子放着放着,我就入睡了,一觉醒来,录音机已经自动地停机了。

那一年,来得最多的是一个吹口琴的朋友。他随身携带两把口琴,一把是重音,一把是单音十格口琴,他的口琴技艺是在大学期间学会并精进的,但他并没在我这里多吹。只有一次,他用单音小口琴吹了一支托赛里《小夜曲》。我熟悉这首歌的歌词:

往日的爱情

已经永远消逝

幸福的回忆

像梦一样留在我心里

她的笑容和美丽的眼睛

带给我幸福

并照亮我青春的生命

但是幸福不长久

欢乐变成忧愁

那甜蜜的爱情

从此就永远离开我

在我心里 只留下痛苦

我独自悲伤叹息

时光白白度过

心中悲伤地叹息

后来再来,他说在温州组了一个三人组的口琴重奏小乐队。他录了他们的一盘磁带给我。《星星索》《梭罗河》《红河谷》《小路》《三套车》《云雀》《马刀舞曲》《老黑奴》。他的口琴磁带伴随我在招待所的好一段日子。我常播放这盒磁带,感受口琴曲里的口腔气息与琴声、簧片,又经过录音机的播放,在单音口琴小节里,能听到磁带转动与电流声,以及它们与乐曲混合的奇妙感觉,尤其是湿润的口腔气息经过口琴格子的切分、拨动薄铜簧片,发出的略带波动、颤栗的气息,会使人着迷。口琴是所有西洋乐器里体积最小最简单的乐器之一,简约而朴素,却又能很好地演绎或深情或热烈的曲子。他说,重奏要用到若干把口琴——低音口琴,大中音口琴,重音口琴,复音口琴,十格小口琴,在重奏中,有时一人会换好几把口琴。

那段时间,我反复阅读的是一本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总集》。王央乐翻译的巴勃罗•聂鲁达的长诗,它的自由放纵的建筑形式,它的坚硬阔大的语言及庞大意象群,智利的高原,矿山,海岸,直至浩淼的太平洋,这些超越诗本身的元素,扩大了单调逼仄的招待所以及思维空间。

与此同时,因为年轻,身体是一个无法排遣的矛盾体,有时,于深夜强烈的青草气息自深处升起、弥漫,而后又迅速遗忘,快速遗忘是一剂自我疗救于黑暗的良药。这状况总是周而复始地循环,来自身体本能的强大力量,它常导致在漆黑的深夜身体欲念勃发,等待消弭之后,那种空茫随即升起,作了一个身体与欲望黑暗迷惘的人。这使得肉体灼热而黑暗,也是在磨快性欲的刀锋,有时感觉肉体几近涣散、塌陷,乃至到了毁灭的边缘。到了白天,黑夜过去,踪迹全无,仿佛身体从来没有深夜的经历,白天所做的是为生存,为家庭。也因此成了一个没有白日荷尔蒙或荷尔蒙极淡薄的人。

当重新沉回到黑夜深处时,诗意与欲念,又再度构成了一对矛盾冲突的存在。一边是读过的《诗歌总集》中智利崇高的马丘比丘高峰,绵延的海岸,矿山,大海,一边是黑暗中身体灼热的欲望,与砍向自身的刀锋,以及自我消匿的力量。

一段时间后,吹口琴的朋友再来时,他对我说他失恋了。我想起了他曾用口琴吹奏的托赛里《小夜曲》,这首深远忧伤的《小夜曲》,恰好预言了他的失恋,仿佛一直期待着与他对应。他在我的房间里从口袋中摸出口琴吹奏,仍然是托赛里小夜曲。原本已经忧伤的《小夜曲》,被他吹得更加忧伤,几乎是一种绝望的声音。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失恋,因此我也仅仅是一个站在外围的托赛里《小夜曲》听众,一个冷漠的局外人。虽然忧伤与绝望在一定程度上感染着我,但在周日下午阳光的照耀下,反而于忧伤中显出一丝温暖来。那次是他第二次在我的房间里吹奏口琴。

他走了之后,我想,他会像我一样有一把砍向自我的锋利快刀吗,会让肉体自我消匿吗。这个设问应该是否定的,他是不会自我消匿的,因此失恋使得他痛苦与绝望。

第二年,这一幢楼要改造成对外营业的客房,我于是搬到了第三幢楼。这第三幢楼结构与第一幢楼迥异。第一幢是老楼房,是招待所最早建成的房子,第三幢是七十年代的建筑,类似于筒子楼,走廊位于中间,也不再是木地板,而是一律的混凝土结构,水泥楼板。我住二楼,216房。这一幢的走廊一改第一幢的敞亮,变得幽暗,沉闷。每次下班或外出回来,都要穿过长长幽暗的招待所走廊,虽然事实上不算长,但是因了幽暗而显长,有时心绪不好时,走在这条走廊上,仿佛一个会呼吸的物件在移动,被奇怪的脚步声推动着向前,移动着回到216房。

而我房间里东西不断地增多着,想到当初叫我们喝酒长住招待所写作的那个朋友的房间,而我也正在逼近他的生活方式,我房间里的东西:两个竹子书架,两张床,还有铁锅,还有煤油炉。招待所的走廊长长的,很暗,人走在里面,能听到迟滞的脚步声的回音。这时六岁的大女儿跟着我,在县城读幼儿园。我在上午上班前送女儿到幼儿园,下午下班后到幼儿园接女儿回招待所。

一个下午,很安静,有一缕阳光从窗子的一方照进来。此前我曾说过我喜欢听排箫那空洞幽怨的声音,后来一位朋友特地买了一盒排箫磁带送到招待所给我。我也非常喜欢这盒排箫带子。在夜里房间里放排箫带子,有似一线清泉流过,缓慢,安宁,空洞,忧怨。我在随笔《午后,山鹰飞去》中写过它:

我打开录音机的放音盒,把磁带插进去,然后按下放音键。一缕非常空洞的声音就这样从午后的录音机里慢慢地流了出来。它的声音与那缕阳光下的无数的明亮的细小的尘埃混合在一起。那些细小明亮的尘埃在飞舞着,那缕空洞的声音在飞舞着,那些尘埃是自由的,那缕声音是自由的。它从排箫的空腔中出来,它在出来之前,就开始了它的自由的幻想。在下午的时段里,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在只有一小缕的阳光里,它仍是自由的。那是来自吹奏者自由的血液和灵魂,我能听得到吹奏者的血液的强劲的流动,能感觉得到吹奏者眼睛所视的前方。但是,我这时所感到的更多的却是更近距离的那缕阳光中的尘埃的自由。它们在《山鹰之歌》的旋律中飞舞着,它们根本不需要现实的规则。它们飞舞着。山鹰的自由是巨大的,而尘埃的自由是细小的。在《山鹰之歌》中,我甚至还听到了走廊里走过去的几声隐约的脚步声。当我的感觉重又回到对秘鲁的幻想之中时,我重又感到了那些神秘的秘鲁高山、山谷、岩石、深壑、激流。而最后给我的则是毫无疑问的一只盘旋的自由的山鹰。那山鹰它是飞在风中,那风有时沿着山势而上,它把山鹰托得高高的,那是自由的高度。

就这样,许多个下午,反复听《山鹰之歌》,它为我留下了一个难忘的记忆:这一支自由的歌谣–《山鹰之歌》。一只山鹰反复盘旋、翱翔,因其强大的生命及自由基因,原本危险的高山、悬崖,反而成了山鹰自由飞翔的诗意基座。

《山鹰之歌》恰如《诗歌总集》那样,它的旋律,以及排箫演奏出的自由吞吐的气息,通过听觉,扩大了招待所216房间的空间,它带来遥远的高原山巅气质。它们都有同样的南美气息,涌动的大海,挺拔的高山,这种辽阔的自由元素,感动我于这座小城逼仄的空间。它自由翱翔的灵魂,持久地感动着平庸生活中的我,感动着我的原本并不敏感的内心。

此后,送我磁带的朋友来房间一起听排箫,两个人坐着,听着排箫,开始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然后,突然间都没有了话。这时听着排箫的感觉特别好,有时,话语是不自由的,有表达的局限,因此,在某一时刻,沉默,无语,比说话更好,更合适。

邮电巷巷尾,招待所的斜对面,是人民医院的太平间。这一处是一个人从最后的疾病走到死亡的处所。每从招待所出来,如果往右拐出邮电巷,必经过太平间外面。虽然太平间被高墙围着,经过的行人根本看不到它。但是,凡走过的人,其中敏感者,则能感受到透过高墙的隐约死亡的气息或意象。我每经过一次,都会想到里面的情形:几张冰凉的铁架床,白布分别罩着已经完全冷却了体温的身体,他们这个词汇,在此时转化成了汉语中的它们,而那些已经逸出身体的记忆与情感意象,仍存在于活着的人之间,每一个此刻已经死亡的个体,也因此慢慢地成为被记忆的人,直到被淡忘。邮电巷尾与环城西路对接,二十米处是自西向东的金溪河。

流水与死亡,有着时空上的客观对接,人生的河流终止之后,金溪河水承接了此处此时超级平静、清冷的身体意象。出巷尾走在环城西路上,站在三岔路口,在疾病、死亡、高墙、街道、流水之间,感知着开放式的安宁时空,当死亡意象溢出太平间的高墙,旋即被流水轻盈地带走。

一百余米的邮电巷,它的三处风格迥异的场所:邮电局、招待所、人民医院及太平间。邮电局或许会在某一时刻偶尔与太平间有着某种联系,即死者亲属如有在外地的话,他身边的亲属则会发电报给外地亲属,告知死者的离世,务必于死者入土前想方设法迅速赶回。现代化的电讯方式传达古老的死亡消息,数字明码,死亡消息语汇,电报的最简汉语形式,终端的亲属心情,诸种元素,在邮电巷里被串在了一起。

有一次,太平间的高墙外站着一队死者亲属,他们都很平静,走近了看到,平静中透出一种近似蓝色的悲伤,他们之中女性亲属的面孔上,由于站在白墙下面而被白墙衬托出来的那种悲伤是倍加的,他们手上拿着的是一个孩子的黑白照。小小年纪,告别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即使与环城西路平行的金溪流水,也流不走这种突然而至的巨大悲伤。

一边是疾病,死亡,亲情,悲伤;一边是无声的金溪流水。作为偶尔经过这种场景的我,往往会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或多或少地想起此情此景。直至淡忘下去,逐渐忘却这一场景,直至它的具象画面彻底消失。而与它对应的,是离这里两百米的体育场外离县府大门不远的一处讣告墙,每当城关有人死亡,有部分亡者亲属随即制作黑白讣告,贴在此讣告栏上,写上亡者的年龄,死因,简历,子女名单。邮电巷尾的太平间,是事实亡者的暂栖地,体育场外的讣告栏,则是以文字意象组成的亡者告别处所。

一次,一场台风过后,我在上班路上经过体育场外讣告栏,看到于台风中离世的亡者照片的容貌,是一个中年人,没写死因,讣告纸被风雨吹走了一半,只留有三分之一文字与照片,简历部分全被风吹走了,没人能从这张讣告上读出他的简历,他的事除他自己的亲属外再没人能知道,也因此悄无声息地离开得更加安静。若干年后,我写下一首诗《死亡,没有征兆》:

一处广阔空地,只剩下一个人。

他做的事情没人能看得见。

乌云与风暴,它们也互相看不见。

整个天空只剩一只疾飞的垂死的鸟!

它远远地,穿越风暴而来,又在漫天的乌云中消失。

它把两个躯体合成了一个!

只有他,看见了它们——

乌云、风暴、垂死的鸟。

他用十年的时间努力分清它们——

乌云、风暴、垂死的鸟。

十年时间。他已经远离人间,悄无声息地死亡。

那些日子,有好几次,我有意统计了一下房间里的物件——一架立体声录音机,若干盒磁带,两竹子书架的书(两百余本),两个牛皮皮箱,内放置我与女儿的春夏秋冬四季换洗衣服,一张招待所的简陋写字桌,一个打借条借来的旧电视机,我与女儿的各三双鞋子,一张可支起也可收起的活动小圆桌,三把铁质折椅,女儿的玩具车,她自己生日那天买的小布熊,幼儿园发的绘本,书包,儿童呼啦圈,我自己的旅行包一个,皮革公文手包一个,手提大公文包一个,最大的物件是两张铁架床,我与女儿分别各一张。两张床床头与床头紧挨着。外加洗漱用具,洗脸盆,洗衣盆。以及一口锅,一个煤油炉,一个搪瓷炖锅,碗筷若干。

这些是我在招待所216逼仄空间里全部的生活资料。每当我统计它们的时候,我的心思会像被统计物件一样恍惚,此时的我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功能与用处。我所想的是它们的质量,质地,质料,色泽,色彩,构成。脸盆是搪瓷的,白底彩鱼,边沿瓷面磕碰破了露出铁质部分。台式收录机长方体形,使用时,背上的六个按键塑壳在弹跳复位时,其中两个一个倒带键一个播放键塑壳,时常跳离录音机机身。使用过程中,我不厌其烦地反复寻找因复位弹跳飞掉的按键塑壳把它俩重新按回到机身上。

有时夜里失眠的时候,我会逐一想起房间里一件件的事物,就像仓库保管员受命每月按时盘点货物,只是我不是被迫而是自觉盘点,事物像流水一般流过脑际。越是漆黑的夜,那些事物越是会在我的意念中发光。越是黑夜,每件事物的质量,质地,质料,色泽,色彩,构成,越是清晰。在暗夜中,它们因其平庸而闪光,直至诗意盎然。思绪在此时,仿佛是一口越来越不测的深井,每件事物都是一个亲临的挖井者。想起的事物越多越精确,这口思维的井就越深邃。

我知道,此时的我的思维完全是无中生有。失眠的深夜,常以这种方式替代了莫名的情绪,强大的身体欲望被近乎枯燥乏味的生活资料的数字及物理呈现方式而对冲,消匿。也有时,会在深夜打开床头灯,读些文字。尽管如此,我知道,身体的刀锋仍在,坚硬,锋利,凌乱,矛盾重重,因此我更是倍加小心,以防由此伤着自身,毁灭自身。那段时间,我需要混沌,需要于暗夜中回想每一件事物乏味的光芒,它们都是身体的替代物。

招待所这幢楼的走廊上常有敲门声响起。

经常有敲门声。

那些来找人的人,在敲这条走廊上别的房间的门。每一周,走廊里至少有几次敲门声响起。有次我下班回来,看到一个敲门的人。他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外,小心翼翼地敲了几下门,笃笃,笃笃,笃。也许里面没人,也许有人,但不开门,不希望有人来找他。敲门人站在门外。孤零零,像冬天一条枯藤上一个突兀的瓜。不协调,孤零零。敲门的人,右手提着东西,那一大坨东西,也不协调,一如他被拒在门外,东西在他的手上往下坠,很沉。

有一次夜里,走廊上传来剧烈的敲门声。接着传来了争吵声。女声尖利,边哭边叫,歇斯底里。争吵内容隐约是男的被关在了门外,敲门不开,估计是女人嫌男人经常夜里在外喝酒,回来都很晚,早有不满,时间一长,总有一战,所以这次是总爆发。把男人晾在门外。这次,我整夜失眠。

有一次,看见一个敲门的人,西装革履,一敲,立马开了门,随即闪进了门内。敲门人与开门人的呼应如此默契,像是事先早已约好,一敲,立马开门,仿佛开门人一直站在门后等着敲门声响起,一直有着强烈的开门欲望。我估计这两人确实是为某一件比较大的事,于是约好见面商讨。

一天,敲响我房门的是一个写诗的朋友。这朋友是先前成立诗社时邮局那个写作的朋友带来认识的,诗社之后曾多年没有联系,直到这次敲响了我的房门,才重又出现。此后,他经常来敲我的门。有时我上班去了,他也不走,就在我的房间里发呆,写诗。冬天,他坐在被窝里写诗,写钟声响起:“荡,荡,荡——”。“荡,荡,荡——”。后来,我索性配了一把钥匙给这朋友,在我上班时间里,可以直接到房间里写诗。约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常在我的房间里写诗,或白天躺下睡觉。蒙头大睡,做白日梦。他是一个喜欢白日梦的人。那些日子里,他写了许多诗。直到他把钥匙还给了我,离开乐清,去了另一个地方,继续他的那种生活。那段时间,他是乐清最好的诗人之一。他离开乐清之后,我的房间重又恢复了原先的安静。他后来再没写诗。

这样的日子,一住三年。直到招待所要将所有被机关干部住着的客房收回改造成饭店,限定时间搬出,我这才叫了辆板车,把所有自己的东西拉到新租下的住处。离开了邮电巷,离开了招待所。

招待所之外,是邮电巷,邮电巷之外,仍是火热的生活,时代的现场。

 

马叙,写作经年,文字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天涯》《大家》等刊物,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出版有作品集多部。曾获第十届十月文学奖、第八届储吉旺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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