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也许，本世纪最常见的现象就是移位和错位。那些根本难以用数字来统计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称谓——移民。无论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动机、背景和目的，无论他们对所抛弃和所奔赴的国家可能发生怎样的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移动让世界发生了改变。
和那些真正的移民不同，我的迁徙不仅是自主的选择，而且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小范围移动。然而没想到，迁徙后的生活比原来的还要艰难。但是，冒险的历程已经开始，已经无法恢复成最初模样，只能咬牙前往。七年间，我不断地返回新疆，有时甚至一年两次，好像岭南的湿气必须要到西北戈壁才能晾干般。重返故乡，和我作为笃定新疆人时完全不同——身份变了，心态也变了。
虽然首先是从西北出发，然而对西北的确认，却是在经过岭南的淘洗后建立的——好像那些在田园里长大的人，成年后入世博取功名，一番沉浮后又重返田园，才能写下“采菊东篱下”。我写下了散文《断裂人》《我曾居住在亚洲中心》《在兰之州》《返乡的道路向西》《最低的洼地：吐哈盆地》《冬天掠过东疆小城》《盆地的挽歌》《最初的哈密，最后的女儿》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更注重从私人经验出发，写出故乡驳杂纷呈的当下现状，更写出它的尴尬与彷徨。
再次整理这些文字，我发现它们并非一把松散的珍珠，而是被一条内在的暗线紧紧勾连——我是谁？我为我的身份如此困惑。我试图以自我经历为切片，通过文化的方式进行考量，揣摩不同空间不同地域里，人们呈现的不同生活。我惊诧地发现了自己的不确定性——置身粤语喧嚣的岭南，我感觉自己像东江上晃荡的水浮莲；返回西北，我又近乡情怯，因匮乏定居者的笃定，模样居然堕落成游客。在木鱼歌（流传在岭南的民歌）和木卡姆（流传在西北的民歌）之间我当然更喜后者，而在可园（岭南著名园林）漫步时，我心心念念的却是浩荡的塔克拉玛干、图尔班通古特沙漠。另一个惊诧的发现居然是——在我的内心，有两个世界同时并存。
我在被沙漠包裹的绿洲中长大，汲取的文化养料是多元的。在岭南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当一个女孩伴随着《阿拉伯之夜》的曲子起舞时，我惊诧地发现那曲子我如此熟稔。原来，我的整个成长时期就浸泡在这种音符中啊。那一刻，我感觉我和整个屋子里所有人都不同——“阿拉伯”是他们的远方，而我就是从远方来的那个人。
事实上这种差异从我一到岭南就出现了：面对漫山遍野的绿，四季不变的绿，我在内心中生造出一个词：“绿灾。”天哪，“绿灾”。对“绿洲”这个词而言，“绿”意味着稀少和珍惜、生命和希望，而这个意义在岭南被彻底消解；另一个生造词是“夏眠”——从三月开始至十月，大半年的苦夏时间人们浑身流汗，脑袋晕沉。对我，这个阶段是无法集中精力写作的噩梦时段。然而这就是命运——你不可鱼与熊掌同时得兼。
这些种种的错位和纠缠，都让我时常陷入后悔——若当初我没离开故乡，是否会比现在更快乐？答案是：若让我有第二次选择，我依旧希望自己成为游子。我知道，如果一直生活在故乡，我在日常生活上可能会少受点苦，但却没有能力看清自己，看清故乡，也就丧失了书写故乡的能力。
我是到了岭南后才发现，原来“新疆”是一个被高度概括的词；原来“新疆”出现在中国内地时，经常会被置换成“远方”；原来大部分表现新疆的作品，都脱离不开民族风情、风俗之类的窠臼——长辫女子在舞蹈，花帽男子打手鼓，穿行沙漠的骆驼，大片大片的胡杨林，喀什恰萨古巷的民居，巴扎（集市）上的卖货人，葡萄架下的麦西莱甫（聚会）……这些画面虽然貌似异彩纷呈，但却传达着一种共同的信息：边疆、异域、辽阔、荒凉、狂放……
我想说的是，也许新疆的风格不仅仅有苏东坡式的浩荡洒脱，它同时还具有李清照式的清冷温婉；当太多的人目睹了新疆“大江东去”的这一面，也就忽视了它“绿肥红瘦”的那一面。新疆是多元的、多义的，而目前大众对它的定义是狭窄的、片面的。在新疆，一样能找到人类共有的激情和感受，虽然这个地区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和气场，总显得那样与众不同。
游客是一个单纯的信息收集者，虽然搜集的资料和旅行手册差不多，但他却不会感情用事，而我经常会陷入纠缠、沮丧和愤懑中。我会深感自己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以致在处理现场碎片时，因无法给出确定意义而自责。然而，我又无法让自己真的变成被乐观精神笼罩的游客，因为我期待自己能看到更多，写下更多。
我总是渴望返回新疆——无论是夏季或冬季。一想到穿越五千公里，内心就先怦怦地跳了起来。一路穿行，我终于来到天山脚下。迎接我的，是一片在岭南无法想象的空旷荒野。而我需要的就是这荒野！我需要在前工业化的自然景象中寻找慰藉。在呆板拥挤的城市住久了，我需要从人造环境中逃离，逃进更为广阔的空间，体验更为简单的生活——这种需求简直像病人需要吸氧。
城市生活总让我感觉不真实——人们习惯于超市里摆满各种水果和蔬菜，并认为理应如此。没有人提出疑问：这种充足的供应链有一天是否会断裂？回归自然是个深刻的命题，它不仅彰显着重返淳朴生活的必要性，更暗喻了身处现代社会的人，总感觉自己被遗弃，毫无成就。为了让自己作为人的感觉更加真实，我们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来确认自身的存在。
2017年1月，当我在白茫茫的巴里坤雪野看到一匹黑马如芝麻粒大，正用嘴唇掀开冰层找草吃时，骤感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从柳树泉农场的场部到沙枣泉村的半小时路途中，我一连目睹到路边有三起宰羊事件：那被捆绑的羊只，那三四个壮实的黑大汉，那闪着银光的弯刀。这里的人们镇定自若地进行着杀生，其表情宛如拔草锄苗。而城市居民不仅看不到屠宰场面，就连死麻雀、死老鼠甚至枯干的落叶，都会被迅速地清理掉——也许城市还清理掉了某些生活的真相？
如果你问我：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最让我向往？那就是新疆东部的小城哈密。对我，反复地回到新疆，其实就是反复地回到哈密。我惊诧地发现，我的逃亡像回力标——1993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哈密逃至乌鲁木齐，后来逃至深圳、东莞。然而，大城市并没有完全满足我对安全感的需求，于是乎，我又一次次逃回新疆，甚至还生出那个念头：晚年不如定居在哈密？想到此不觉哑然失笑：既然如此，何必当初？难道每个游子都是《一千零一夜》里所描述的那个人——千里迢迢到达远方，发现别人描述埋着珠宝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家？
我欣喜地发现，这场迁徙行动并非只我一人参加，自始至终，都有另一个身影相随相伴——东天山。这座山为我提供了行动坐标，让我的摆荡有了确定感。这座山——东天山！我在童年时目睹到的景色——不过是东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活；我在青年时的漫游经历——不过是晃动在天山南北的转场行动；我在中年时的返乡——不过是一次次与东天山的劈面重逢。东天山，我的山！
面对故乡，我变成了一个风景画家——我要站在更高处更远处观察山峰和草原，我要关注到整体布局是否和谐，我要努力彰显出各种物体间的大小比例，于是我变得和生活其中的人完全不同——他们更关注直接需要，所以他们更留意的是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而非全局。也许风景画家和景物之间有距离的关系，就是丧失了定居者的身份后，我与故乡所建立起的关系：一种冷静而富有情感的关系。
当我浸淫在怀旧情绪中时，记忆碎片从心海中浮了起来，我和过去的自己手牵手一同行走。这个时候的我拥有了两种影像：一种是我返乡时以旅行者的目光获得的信息，另一种是在我脑海中不合时宜地存储下来的过去景象。两幅画在重叠时，有偏差，有模糊，也有疏漏。我不仅在观看，还在对比和甄别。我不断感受到变化加诸在我身上的挤压，试图用文字进行梳理，于是，我的写作便不仅仅只是叙述，而变成了一场自我救赎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