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枯竭
乾隆早期，人参产量大增，内务府储存的人参多达两千多斤，每年通过人参获利超过百万两白银。虽然人参的稀缺让内务府获得暴利，但不幸的是，随着人参资源的日趋枯竭，来自人参的收益也越来越少。到乾隆末期，内务府收入已经大不如前，但每年却需要支付三万两的借贷给采参者。
自从秦制建立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清朝的官僚制度几乎达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程度。这体现在人参制度上，包括轮流封山、资源涵养、采参许可、统购统销等，此外还有严格的监察制度。无论是采参还是卖参，都要经过官方的专门特许，哪怕是王公、贝勒、贝子也概莫能外。
专制制度虽然貌似严酷苛刻，但毕竟是权治而非法治，尤其是对皇帝身边的内务府来说更是如此。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些制度如同贴在大门的门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现实中往往徒留具文，在实际操作中则大打折扣。
人参是如此暴利，不仅足以让权力和制度失效，也足够让人不顾一切。当参票的价格占去人参价值的大半时，采参者就会想方设法逃避参票，因此非法私采就屡禁不止。按照官方颁布的法律，偷采人参者一旦被抓到，就要处鞭刑三百和一个月的枷刑，所采人参和所用牲畜都当作以赃物和作案工具没收。
但事实上，满洲地区人烟稀少，官府权力鞭长莫及，森林面积极其广袤，抓捕偷采者并不容易。对于辛苦采参的刨夫们来说，他们从黑市上获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合法买卖。对主管官吏来说，与其将偷采人参充公，不如与偷采者合谋，依靠权力寻租对本人更有利。因此，偷采和逃匿者多不胜数，远比领取参票的合法采参者为多。既然人参奇货可居，各级官吏免不了上下勾结，共同勾兑，从中获利。人参管理机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
根据李博的《清代顺治至嘉庆时期东北地区的私参活动》一文研究，在参利驱动之下，以盗挖人参活动为中心，由非法粮参贸易、私参买卖、私参代运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
刨夫属于特殊职业，进山采参费时费力，消耗极大，一个刨夫就要吃掉七八石粮食，因此有人专门负责提供粮食等给养，粮食交易非常频繁，人参体积小、价值高，便于藏匿和转移，很容易就逃脱官方的监管。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一位将佐亲眼目击，在宁古塔和乌拉等处偷挖人参的人将近三四万，马牛达七八万，这是合法采参者的六倍以上。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总有不少人宁愿铤而走险。事实上，比起官府的刑罚来，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盗采者要躲开官府的稽查，一般都是选择在偏僻的荒山野岭采参，“往往跋涉数万里，偷挖私货，虽法有严禁，皆愍不畏惧”。
《增广贤文》中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参虽然长在深山，但不菲的价值吸引来一波又一波采参者，再多的人参也架不住如此采掘，何况人参本来就不多。一二百年下来，偌大满洲竟然变得无参可采，就连内务府也没有了人参库存。
其实早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辽东很多地区就因过度刨挖而导致无参可采，康熙皇帝不得不决定将乌苏里江沿海地区开放给刨夫，“然而野生人参依然数量稀少，到十九世纪初，无论在哪儿，幸运的刨夫顶多能在一天之内发现三五棵嫩枝，大多数人数日也见不到一棵人参了”。
满洲森林原本属于猎人狩猎地区，人参的兴起带来了大量来自中原农耕区的无业游民，他们通过采参不断渗透进森林地带，由浅入深，最后进入森林深处。当浅山的人参彻底绝迹之后，深山的人参硕果仅存，显得弥足珍贵，就连那些尚未长大的人参小苗也变得奇货可居。为了获取最大收益，采参者将小人参挖出后，从深山移栽到苗圃中，用人工培育的方法让其长大，这种长大后的人参叫作“秧参”，因为野参近乎绝迹，秧参逐渐成为人参市场的主流。
就品相而言，秧参与野生人参并无二致，就连那些资深的采参者，也分辨不出秧参与野参。但中国人相信“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很多人都相当鄙视秧参。事实上，当辽参断货之后，来自朝鲜的高丽参和来自美国的西洋参（花旗参）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而高丽参和西洋参基本都是人工种植的。
乾隆一朝正值人参的黄金年代，进入嘉庆之后，人参即使价格奇高，依然非常紧缺，真是千金易得，一参难求。但即使这样，嘉庆皇帝对秧参还是非常憎恶，他坚信“山内所产大参，其力自厚，若栽养之参，即服亦不得力”。嘉庆十五年（1810年），内务府抽查各地进贡的官参，发现大半都是秧参。嘉庆大怒，将这些秧参全部退回，要求重新进贡正品野参，并下令严查秧参的生产。
对嘉庆来说，进贡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忠诚的象征；人参本身也不只是一种商品，它还有着特定的文化象征意味。因此，即使没有人参，也要比秧参好。
实际上，秧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是有野参可采，也不会有那么多秧参。比起秧参来，市场上很多人参都存在造假的现象，比如给人参润矾糖水来增重，以及含铅的泡丁等等。服用这些人参，不仅于身体无益，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即使这样，人参的神话依然屹立不倒，甚至当人参逐渐从大众视野里消失之后，反而更加神秘与神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