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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朱以撒: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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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尽

文 | 朱以撒

学生要从外地开车来看我,问我需要什么。我说给我带几袋土来吧,质量好一点的。

他听了就有几分惊讶。

住进这个院子后,就觉得需要许多的土,尤其是肥沃的土。院子傍山,院子里的土也就都是黄土,粗糙和干燥,如果想种点瓜果,还是要改良一下的。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北大荒是一个肥沃的黑土区,草甸、原野上的植物剥落后腐朽,生成厚厚的黑土层,种什么都是丰稔。这样的地方总是太远,一个人只能在力所能及处,寻找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土。后备箱里一直放着几个结实的袋子和铲子,合适的时候就下车,铲它几袋运回来——没有人会说什么。一个人渐渐会对土有一种留意,有了不同寻常的好感。尤其到了乡村,乡村寂寞,原来种满蔬菜的田地被荒草覆盖,却可以看到土的松软,是一种惯常所说的黑油油样子,不由两眼放光,觉得这次机会同样不能放弃。

从土的颜色判断它的质量,对于有过稼穑生涯的人不是难事。田里的、山间的、河边的,就是这个村子和那个村子,土都会有一些差别,于是有的产量高,有的产量低,徒唤奈何。当年分地,有人不求地大,只要求地好,土是地的根本。一块都是石头疙瘩的地,对于要在上边种植稻菽的人来说,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有土的观念的人对我说可以花钱买土——现在已经有卖土这个行当了,土的质量和价值是成比例的。土本来是不要钱的,因为有需要就成了买卖的商品。如果一个人住单元房,种几盆小花小草,是不需要太多的土的,只有那些住在有院子的人家,地气深重,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如何利用土的功能,做点有情趣的事。

开车在一条主干道上,旧日印象中两边都是菜畦,土地特别适宜菜农们的劳作,萝卜、芥菜、马铃薯、四季豆,大凡种下,收成都让人欣喜之至。淮山那么长,畅通无阻地穿越到地下;包菜越长越圆,越抱越紧,无数,一直延伸到远处。至于玉米,我觉得是菜农们种着玩的,比不上北方的青纱帐,此时也让人看到一片挺拔,迎风摇曳。收获的季节,有人装在编织袋里送给我,花菜洁白,土豆橙黄,西红柿带着喜庆的嫣红,茄子有一身深沉的紫色调,这是植物中比较少见的。它们都如此新鲜,闪动光泽,让人先欣赏后品尝。海伦·凯勒这样说:“在所有的感官之中,我相信视觉定然是最使人快乐的”。的确,见到这些刚从土里拔出的鲜活果实,真是开心不过。像白萝卜,初始是撒种的,种子那么一丁点,让人都没有什么信心,如今眼前展现的是棒槌一般的壮硕。生命沉入土中,新的历程就开始了,一些成功了,一些再也不见绿意出土,我武断地认为无理可申,这就是命。我想说如果我的院子都是如此等级的土,它上边的植物,也是可以与它们媲美。不过,路两边的土地后来再也不生长绿油油的植物了,楼盘拔地而起,那些很有品质的土,被压在最底层——很多这样的土不见了,它们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封闭了。在封闭之前,没有谁认为它们珍贵,把它们运到一个需要的地方。土得不到珍惜,由于它所处低位,以前为人脚板踩踏,现在更不见天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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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傍山,有一条土路到达山顶。我上去过几次,见到顶上的摩崖石刻,后来路被封死,也就断了攀登的念头。从院子可以仰观山的走势,看到土质不一,土层厚薄——有的生长出高大的橄榄树,树干厚实沉着;有的只是一些茅草和浅草。“地瘦栽松柏”——有一些条件在生命出生之前就已经确立了,只能无奈地去适应。若是好土,就应当让有价值的植物生长,否则优越的条件就浪费了。就像人的根底,公卿大夫、豪门贵胄,他们占据要路津,不是比他人胜出一点点,而是胜出太多。那时写好字是寻常事,蓬门子弟何处寻得一本法帖?而官僚子弟却有着丰富的库藏,博识广闻,笔下神飞。这就不难理解东晋时的王谢家族子弟,走在书艺的前锋,一手秀逸清新的行草,笔法精到,运行时清畅不梗宛若晨流。底层文士、出家人、戍边兵卒,笔下就拘谨拙陋,到北朝这个时节还是如此——这不是我说的,是阮元下的断语。这样的差别古来就有,延至今日亦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郭沫若有了研究《再生缘》的兴致,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到十月,半年不到的工夫,他就在为人瞩目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六篇关于《再生缘》的研究论文。天下学人谁能如此,还不是郭氏所处的位置使然,报社总编岂敢说一个不字。陈寅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研究《再生缘》,颇见功夫,又如何有此可能。据说郭氏论文发表后,为其提供资料者众,甚至在北京图书馆的协助下找到《再生缘》的“海内孤本”——郭氏几乎阅尽了当时所有的珍贵资料。他就是那个时代的明星,风光无限。而陈寅恪只能凭一己之力,他的寂寞和艰难是注定的。也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接连在《文物》发文,认为《兰亭序》系伪作,非王羲之所写。江南高二适的意见正相反,他的《驳论》写好了,无处可发表——谁愿意发表与郭氏意见相反的文章,让郭氏不高兴?幸好他有朋友章士钊,有能力将此事让毛泽东知道,毛泽东致信郭氏,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当然,高二适的文章就见天日了。一个文士,有章士钊这样的朋友是很值得珍惜的,不然,高氏只能守着他的《驳论》向隅浩叹。发一篇文章都如此,一个处于文化界最高位,一个处低处,生存的土壤差异使然。我相信更多的学人异于郭氏,居于平实之地,惟举烛自照风骨崚嶒。

沃土缺失也可以生存——一些植物的生命在这方面给予提示,凡为生命,就有其不屈的一面,于石缝里、水泥缝里,一线之隙萌生绿意。少年时的老房子,深秋时的瓦上已毫无水汽,便上到房顶,从这头走到那头,把枯黄的狗尾巴草拔起来扔下。它们在没有土屑的房顶安身,年年拔,年年生,使一个少年心生奇怪——天风天雨,天生天养,生也是一种天意的体现。土从来都在脚下,由大风卷起飞扬,落在高处的只是一些细微的粉尘,不足以让植物畅快地伸展。每一个对植物存在梦想的人都会创造意识,几个泡沫箱、塑料盆,装满土,就可以在上面种葱蒜花草——生活场景并不需要宏大,会心之处也不必遥远,小且温馨,有乐趣,就足够。只要是容器,盛土,就有发芽的希望。每个人心里都有使日子乐趣一些的想法,譬如,有一片不大的土就够了。住在顶楼的主人决不会只把这个空中平台当成观景、晒被子的好去处。搬进来后就快速行动起来,大量囤土。土一袋袋扛上来,老式的小区没有电梯,使主人多费了许多脚力。邻居问起,只能含糊其辞,生怕节外生枝——每个人都有改善生活情调的愿望。蚂蚁搬家式的方法虽然原始,效果却相当实在;很个人的行为,由少而多,积微成著,不需多久,楼顶就堆得都是土了。土来自不同之处,颜色就见出不同。接下来就是整成畦,问乡下朋友讨要一些时令菜苗瓜苗,学习一些此前全然不在意的种植技能,还有规避虫害的窍门。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从土里长出的细苗展叶拔节,不断递进。当青瓜、丝瓜、佛手瓜出现时,果蝇也大量繁殖出来了,叮咬无数。主人在瓜棚内外大量悬挂粘蝇纸,它们随风飘动,犹如一枚枚纸鸢,果蝇一撞上,此生就结束了。瓜和果蝇都是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人们保护前者,消灭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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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下班之后顾不上休息,而是兴致勃勃地在顶楼与自己的土地交流,觉得比上班快乐得多——这时绚丽的晚霞布满天际,他看了一眼,觉得没啥意思,还是脚下的土更耐人琢磨。

如果简单地区分土质,无非是肥沃和贫瘠两种。有的向来肥沃,如有的人天生丽质,素颜就可胜于粉黛。那些品质贫瘠者,则要靠人来改良,不断地加入新质,使之渐渐符合作为沃土的要求。养鸽专家先后送来几袋鸽粪,再买几袋有机肥,加上几次烧出来的草木灰,它们和土拌在一起——一个不具备土壤专业知识的人,只能以不知为知之,简单地进行如此的多元配搭,而不考虑其中的禁忌或者冲突。大多数人认为土是实在的、朴素的,直到看见植物从中长出,才知道土还具有灵气。多雨的南方,梅雨天,土壤湿透了,瓜豆生长之后,如果不及时扶持,卷须就不断向空中探索,试图捕捉倚靠之物。主人砍了一捆竹子,一律拇指粗细,每一株近旁插上一枝,瓜豆居然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卷须转了过来,环抱不放,从此开始了向上延伸的行程。如果是土壤肥沃,长势恣肆不休,足以令人惊异。在我的印象中,土的作用是不可限量的,曾经有过早稻亩产十万斤、芝麻五千斤,而其他一些植物,红薯、南瓜、玉米、棉花的产量也以为是因为很惊人。当时我没有辨识力,年龄还小,后来发现成年人也有没有辨识力——辨识力不一定和年龄有关系,成人较孩童荒唐的事常有。王艮曾说:“百姓日用即道”——我的理解是百姓在艰辛中能够存活下来,一定摸到了其中的道理,犯不着圣贤来指指点点,因为卑贱、琐屑的日常,如果没有一些道理在其中,是很难过下去的。由一地鸡毛的日常积攒起的生存之道,不高深,很简单,实用尤佳。而那些浮夸的、虚妄的,用简单的日常之道不难判断——除非,自己没有脑子。土不诳人人自诳,如果一个人和土有比较长时间的联系,对土的脾性了然指掌,怎么可能意涉荒唐。一个人到了初秋就大抵可以知道田野上是丰还是歉,但即便是前所未见的丰年,产量也不可能高到离奇。在一些写乡土的文章里,常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之说。是啊,如此辽远的土层里,生长着万千不同种类的生命。

用神奇喻之是对的。

植物于土是有认知的。这种认知来自人的实验,即不断地在土上种植、体验,最终使某一种土和植物达到高度契合。枇杷和文旦柚成长时,我会驱车到常太和度尾,这两个地方的土质适宜,使果实尤其佳妙。枇杷中的白梨可称极品,浑圆紧致,将皮打开,肉润汁足,甘甜微酸。文旦柚个头不显,一瓣瓣薄皮打开后,犹如仙姑端坐莲花台上,其色晶莹剔透,其质细腻清朗。果农总是在这个时节忙碌无休,应对各方来客,是与众不同的土带来了这份福利。别的地方也完全可以栽种,收成后品相毫无二致,唯口感是不可欺的。此时人们不相信眼力,而寄托于口感的表达。当各自都付出辛劳,终了的收获却如此大异,只能承认,是土在果树的生长过程中,悄然改变了它们的口味——有的向甜美挺进,有的则相反,走向不受欢迎的滋味,它们的实际距离可能只隔几个村子,或者几条田埂,就被口感毫不留情地分辨出高下。真要追问为何如此,终是没有答案的,还使人陷入唯心。这就是生存的运气,这里的土成全了村子里的人。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言说清楚。运气平素看不到,使得每个人都获得的可能,不认为是虚无缥缈。就像曾国藩这样想成为圣人的人,一生持恒,通官场之道,其身加修,其学加进,也还是固执地认为:“天下事无巨细,何一不由运气哉。”运气大小不一,或久长或一时,几代人长居在这一方土地上,每一个果实成熟时,他们看到了运气。“没办法,就这里长出来的特别好”,主人懒得和我多说,他忙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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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建立一个植物角,便于孩童观察生长的秩序。为了识土,要求每个人带一小包土来。有的家长在小区里寻找,更多的是到花鸟市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土。土不是少了而是离我们远了。花鸟市场上的土要精致得多,里边的成分是可以用数字计算的,很纯粹,没有石块,没有草根。真正的土还像以前那么多,只不过我们看不到了。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以前的价值总是不高,四季生长的稻麦瓜果,即便丰产,收入也不会大到多少。我从未听说传统的种植者有过大喜的,这也是我离开乡村的缘由。如果土地不用来种植,而是用来卖,卖给房地产商盖高楼大厦,那就不可同日语了。事实证明后来正是循于此道,卖地,卖地,土地不断地出卖,楼盘峰起——都市的繁荣就是以高楼密集为标志的,在旧日的土地上开拓全新的空间。让土地上充满枝叶的青绿,或者农人站在田头喜滋滋看着垂穗的金黄等待开镰,宛如春梦,说消失就消失了。随着土的消失,杂物间里的那些农具开始了漫长的搁置——蓑衣挂在墙上迎受尘灰,犁耙歪在墙角早已重重锈迹,打谷桶久不用忽一日桶帮哗地一下全散了。至于草鞋、竹笠、镰刀、谷箩、扁担……有人在城里开了农家饭庄,收了去,摆放讲究——由于和土不在一起,居然生出另一种情调,让人啧啧称奇。土的变化也生出一大堆变化,乡村没有多少人了,有气力的人都外出了;农事无人说道了,说的都是生意人那一套。人是善于趋利避害的,之所以乐意离开故土到异乡去,因为那里过得更好。进入与故土隔绝的车间、工地、流水线,由陌生到熟悉,渐渐适应,快活起来。如今与家乡的关连就只是春节,既然大家都回来,那就随大流回来一趟吧。乡关何处是?故土难离——以前文士如是说,现在不兴了,日子过好比怀念故土要实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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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是固定的土,守着一定的空间。大雨倾盆山洪暴发,便随流水而去。没有被带走的土都是一些生土,缺乏肥性,石子又多,主人只能重新再做培养。天下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此时这么做是正确的,彼时又变成错误的,于是都在不安之中。外界来的力量让土不安,即便石条砌成的花圃也如此,又有一些土消失不见了。马路上突然塌了一个大洞,刹不及的车子栽了过去——那么多的土都上哪去了,肯定可以寻觅到踪迹,但没有谁怜惜那些土。就像地下溶洞,原先是实心的,后来却空了,像一个地下王国,是千万年来的力量,把实物掏虚了。虚比实更让人联想,由于消失,它们的神秘感出现了。那些巨大无朋的天坑、地洞都是我感兴趣的,由于空虚,生出一大堆追问。院子里的土整体看起来厚实无朋,细化起来则是一些琐屑的泥尘,风可以刮跑,水可以带走,连同上边的植物。土不可能如巨石那般兀立不移——总是要有足够的强大才能无视外来的牵绊。茂陵一带那么多的巨石,粗略敲凿便是拙朴的石人石马、石虎石象,这么久的时光了,一次次过往,西风残照下的汉家陵阙,有什么可以撼动?没有到过的人完全不必着急,再过千百年,我以为它还是不会有什么变动。有人曾问,四海问鼎之后几人梁漱溟、几人陈寅恪?一个人能持抱个人精神而有独见何其不易,以至大风骤来不被扑倒。风行草偃是自然界的常道,譬之人道,如果不想偃伏就要有足够的坚硬宁折不弯。我们无法对一般的植物、人物提出如此要求,特立之士从来少,市井俗人尤其多,毕竟人生还要继续,即便苟活,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无可厚非。

芒种来时梅雨天,站在院子里看土,消沉了许多,是雨把土打实了,带走了,这也是我还要继续向外取土的原因。一个人在不断累积土的过程中,也累积了对土的一点私有乐趣——一种能使万物生长的物质,尽管渐渐疏离,还是让我揪住你的尾巴吧。

土是不嫌多的。

散文 | 朱以撒:无尽

朱以撒,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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