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太监很出名，出的基本上都是恶名，他们倚仗皇帝的宠信，飞扬跋扈，祸国殃民，其实本身太监的权力并不是很大，他们所能够权势熏天，靠的都是皇权，也就是皇帝的权力，所以每一个飞扬跋扈的太监背后，都站着一个昏庸无耻的皇帝，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刘瑾也不例外，他背后是昏庸的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

明武宗继承的父亲明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的皇位。弘治皇帝在整个明王朝中，名声还是不错的，有着“弘治中兴”的美誉，这在我前期的文章中有过讲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明武宗登基之后，明王朝的政局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正德初期的朝局

明武宗朱厚照和他的父亲可是差远了，虽然有着大学士刘健等人的“厘诸弊政”，凡是明孝宗生前的政策，也能“悉以遗诏行之”。但是这个时候，明武宗所信任的人，不是那些跟随其父锐意革新的那些大臣，而是他在当太子期间，与他朝夕相随的身边的太监刘瑾，以及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风、罗祥等八人。

“八人俱用事，谓之八党’，亦谓之八虎”。

这些人天天引导明武宗游戏取乐，什么狗马鹰犬啊、歌舞角抵等等。你想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明武宗天天玩的醉生梦死，哪有时间理政啊。所以那些遗诏中所宣布准备兴革的政策，全部都只是停留在了字面上，没有一件是实行的！于是乎堂而皇之的遗诏，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这种现象，弘治十八年(1505年)九月户科给事中刘蒞所说:”今梓宫未葬，德音犹存，而政事多乖，号令不信。”

刘健等人身为顾命大臣，当然不能看着不管，就上疏极谏。明武宗对他们的谏章所提出的意见，态度还是蛮不错的，都是“温诏答之”。但是却是当做耳旁风，实际上却并不采纳，并且变本加厉地信用那些太监。

“左右宦竖日恣，增益且日众。享祀郊庙，带刀被甲拥驾后。内府诸监局金书多者至百数十人，光禄日供，骤益数倍”。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遗诏中所列当兴革者“废格不行”，而且孝宗时期的善政也“变易殆尽”。朝廷中就逐渐开始混乱了，上书提意见和建议的大臣被认为是“多嘴”，想做出一些成绩的大臣，则被认为是多事。

“建言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读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

刘健等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只是徒拥虚衔，基本上都是旨从中出，他们都插不上手，对军国政事的那些提议，往往被径行改易，得不到批准。面对这种局面，他们只好愤然乞休。

明武宗虽然名义上不同意他们退休，但是却依然我行我素，根本就不听取大臣的意见，仍然信用”八党”，排挤正直官员。文武大臣和以“八虎”为核心的宦官一派之间，斗争日益激烈。

正德元年(1506年)三、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上疏要求退休。我们之前讲过，他是弘治皇帝颇为信用的重臣。自从明武宗即位以来，他还像以前一样，为改良明王朝的政治而孜孜不倦地处理着份内的各项政务。

马文升此次为什么要选择退休？那是因为他得罪人了。他得罪谁了？他得罪太监集团了。不是得罪某一位太监，而是得罪整个太监集团了。原来他是为了汰除传奉官，所以就得罪了整个太监集团。

太监们因此对他是极为怨恨。这时，八党见到马文升的乞休奏疏，就顺水推舟，劝说明武宗下旨，允其“乘传归，赐筆书优礼之”。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就是为了拔除眼中钉。马文升走了，但是吏部作为六部之首，部长官尚书一职，当然不能长时间的空缺。所以就必须有人代替。此次代替马文升任吏部尚书的人是焦芳。

焦芳这个人，人品不好，为了升级没有底线，他是一门心思向上爬。但是他的进阶之路一直被刘健、谢迁等人所抑制，所以就勾结了那些太监，想着靠着他们的门路往上爬。

“乃深结阉宦以自固”。

焦芳这个人本事是有的，就是人品太差，这里讲一个他的故事，大家对一个人就有一些了解了。明武宗即位没不久，户部尚书韩文有一次报告财政吃紧，大臣们经过廷议认为，“理财无奇术，唯劝上节俭”。当时担任吏部左待郎的焦芳，也参加了这次讨论。

焦芳当然知道身边就有皇帝派来的探听者，于是就故意大声说:“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邪!谚云:”无钱拣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这些话如愿以偿的被探听者汇报到了明武宗的耳边，明武宗马上认为，这个官还真是不错。

焦芳就是靠这种投其所好的办法，取得了明武宗和宦官们的欢心。他之所以被任命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他的有意做作，巴结上了明武宗和那些宦官们。

明孝宗为明武宗所留下来的“忘身徇国”的大臣，兵部尚书刘大夏，在正德元年五月也被批准退休。刘大夏在明武宗眼中，也属于“多嘴”的大臣。因为他在明武宗即位之后，屡次建议裁撤镇守太监和传奉武臣，又上言镇守太监，如江西董让、蓟州刘琅、陕西刘云、山东朱云等人，“贪残尤甚，乞按治。”

这些都惹得明武宗和其周围的宦官们大为不悦。所以就让刘大夏退休了。明武宗在批准刘大夏退休时，也是“赐敕驰驿归，给廪隶如制”。这种礼遇与对马文升的处理如出一辙，不过是表面文章，其真意还是为了排斥正直大臣。

虽然许多正直的大臣被排挤出朝局，但是继续留任的大臣仍在不断提建议、进谏言，对日非的朝政极力匡正。

刘瑾的崛起之路

正德元年(1506年)六月，许多大臣以灾异而应诏陈言，刘健等人看到这些奏章后为了便于明武宗“朝夕观省”，特地将之摘录、分类，送给明武宗，请他置于案头。

这些谏言中有不少是针对当时的实际问题的，比如说:“无单骑驰驱，出人宫禁”，”无频幸监局，泛舟海子”，”无事鷹犬弹射”、”无纳内侍进献饮膳”。

明武宗精力都放在了玩上了，晚上一般都是睡得很晚，所以早上起不来，就耽误了早朝，或者早朝迟到。针对这个问题，八月，刘健等人又上言批评，“早朝乃人君首务”，要求他按时早朝，而且尖锐的指出“圣心别有所系”。

“近者两月以来，或至日高数丈，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仗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非但精神困倦，抑且废时误事”。

刘健等人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就决定设法铲除“八虎”。当时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人，交章论劾八党，明武宗把奏章下内阁议论，刘健等”持之甚力”。接着户部尚书韩文合九卿诸大臣又上一疏。这个奏疏由郎中李梦阳具草，韩文删定。

韩文认为“是不可文，文恐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览弗竟”，因而写得既简单，又通俗。它简洁明快地声讨了八党的罪恶，分析了其严重后果，严正地要求明武宗忍痛割爱，罢黜“八虎”。

“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渝百僚明正典刑”。

明武宗看了之后，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不舍得，居然“惊泣不食”，在一天中，连续三次派司礼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人，去内阁商讨处理办法。明武宗给出的意见，是把刘瑾等人安置在南京，而刘健、谢迁等人打算趁热打铁，一劳永逸，趁着这个机会杀掉他们。刘健和那些明武宗派来商议的太监们商量的时候，甚至推案而起，哭着说:先帝临崩，执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千，使若辈败坏至此，臣何面目见先帝!”

明武宗所派来的太监王岳，倒是宦官中难得的一个正直人士，平时对刘瑾等八人的胡作非为，早就非常不满，他把刘健的话原原本本的向明武宗作了汇报，并言“阁臣议是”。

刘健等人与韩文以及朝中大臣，约好了第二天伏阙力争。而此时，和太监素有勾结的焦芳，却把消息秘密飞报给了刘瑾。刘瑾知道后大惊，马上率马永成等八人连夜去见明武宗，围着明武宗哭泣，明武宗为之心动。刘瑾于是乘机告王岳的黑状。

“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几!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

明武宗听后大怒，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西厂成化十八年罢，这时又设)，并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充净军。刘瑾等人由于得到了先机，一夜之间，风向完全改变。第二天诸大臣上朝将伏阙，发现形势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个内阁大学士就上疏乞休。

明武宗与得胜的太监们批准了刘健、谢迁致仕，而李东阳因前此争论刘瑾等问题时语气稍为缓和，得继续留任。王岳在赴南京途中，被刘瑾派人杀害。从此中外大权悉归刘瑾，刘健、谢迁等人的除”八党”活动彻底失败。而此时，距离明武宗朱厚照的登基，连一年都不到，时间是正徳元年(1506年)十月。

专权跋扈之一：党同伐异

刘瑾战胜了刘健、谢迁等人为代表的文官集团，也铲除了以王岳为代表的宦官敌对异己势力之后，又进一步的党同伐异，提拔亲信，排斥异己。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瑾刚刚的掌握大权，就马上任命他的亲信，那个快马报信的吏部尚书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为了广布私人，以分擅天下之柄，令内阁撰敕扩大镇守太监的权力，把镇守太监们的权力提高到了和巡抚和都御史一样高的地位，这样就可以干预地方政务了。

“命天下镇守太监悉如巡抚、都御史之制，干预刑名政事”。

河南钧州(今河南禹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介绍，结识了刘瑾，正德二年正月由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人为左都御史。刘瑾喜好“摧折台谏”，刘宇迎合其意，“请敕箝制御史，有小过辄加答辱”;刘瑾因“以为贤”。

刘瑾收受贿赂，原先不过是“不过数百金”，而刘宇则是大手笔，他“首以万金”为贽，刘瑾因而大喜，称赞:”刘先生厚我!”由于这个原因，正德二年四月，刘瑾又把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

和委任亲信相对的就是打击异己了。最为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户部尚书韩文了。刘瑾因怨恨韩文带头上疏反对自己，就“日伺(韩)文过”，无奈无机可乘。

正德元年(1506年)十ー月，终于给他抓到了一个勉强的把柄。原来有假银子没有被发现，而被收进了内库之中。作为户部尚书的韩文，肯定要负一些管理的责任，但是就因为这件事，在刘瑾等人得操作下，韩文居然就被免职了。

“有以伪银输内库者、遂以为(韩)文罪，将其罢官。给事中周昂疏救，竟罪及周昂，责其党护，并除昂名＂。

刘瑾排斥异己的例子，不止户部尚书韩文一个。詹事兼翰林院学士杨廷和掌诰敕，且与翰林学士刘忠俱日讲，就是给皇帝讲课。按照惯例，不久他就会按照顺序入阁。

“当以次入阁＂。

这样的一个人，算是机枢重臣了吧？但是他一样没有躲过刘瑾的打击。正德二年三月的一次日讲中，他与刘忠曾为“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因而得罪了刘瑾。

明武宗也因为杨廷和、刘忠，借日讲的机会，议论政事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拖延了课堂，耽误了自己去玩耍的时间，这不是笔者臆想的，而是史有明文，我们来看明武宗的原话。

“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

这句话分明就是埋怨两位大臣，话多，耽误时间了。于是刘瑾就乘机挑唆，说:”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杨廷和便被改任为南京吏部左侍郎，刘忠改任为南京礼部左待郎。这两个职务，地位不低，但是却属于闲差。目的就是远远的把他俩打发走。

“外似升之，实远之也”。

刘瑾已经把这些大臣远远的赶走，这还不算完，为了不让这些人能够再次回到朝堂，刘瑾想出了更为阴险的主意。

正德二年三月，刘瑾将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检讨刘瑞，给事中汤礼敬，御史陈琳等五十三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并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南，”以敕授鸿胪宣戒之”。这些被打成奸党的人，基本上都是和刘瑾一派邪恶之徒相对立的正派人士，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

“皆海内号忠直者也＂。

专权跋扈之二：架空皇帝

刘瑾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想着让皇帝多给自己权力。如何才能让皇帝多给自己权力呢？那就得让皇帝”忙”起来。当然这种”忙”得是让皇帝心甘情愿的”忙”，而不是忙于政事的忙。那么怎样才能让皇帝心甘情愿的忙呢？当然是寻欢作乐了，只有这种忙，才能让皇帝不知疲倦。所以刘瑾就千方百计引导明武宗寻欢作乐。

“(刘)瑾欲全窃大柄，乃日构杂艺，俟上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请省决。上每曰:”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自是(刘)瑾不复奏，事无大小，任意剖断，悉传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

这样一来，刘瑾的权势一天天扩大，最后竟然达到了倾动天下、“威福任情的程度。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史书中也是俯拾皆是，我们简单的摘录几条。

“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钓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都察院奏谳误名＇瑾＇，(刘)瑾怒醫之，都御史屠滽率属跪谢乃已。大小官奉命出外及还京者，朝见毕，必赴瑾见辞以为常”。

刘瑾本人是个太监，没有读过多少书，自然是没有什么学问，所以批答章奏，总是拿到家中，和妹婿礼部司务孙聪还有松江市侩张文冕一起相商处理，文笔鄙冗，最后是交给焦芳来润色。这样一来，明武宗朱厚照就只是耽于酒色玩乐，朝中的大权就集中在刘瑾手中，他也因此“决政于私门”。而皇帝则实际上被刘瑾给架空了。

专权跋扈之三：欺凌百官

刘瑾也是经常借着皇帝的威势欺压百官，鱼肉群僚，《明史》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正德三年(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封匿名信，明武宗让人捡起一看，乃是“告(刘)瑾不法状也”。这下可惹怒了刘瑾，当即矫旨召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立在门左对百官进行诘责。晚上，因没有结果，又将五品以下官尽收入狱，共达三百多人。

第二天，大学土李东阳上疏申救，刘瑾也听说此信乃宦官中人所写，才释放了被扣压者。此时正当盛暑，有的官员竟热渴而死。看到百官受此折磨，正直的太监李荣曾趁刘瑾离开的时候，给群臣冰瓜吃;另一个正直的宦官黄伟因为激愤，曾对群臣说:”书所言皆为国为民事，挺身自承，虽死不失为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刘瑾因此对李荣、黄伟甚为不满，即日勒令李荣闲住，而将黄伟逐到南京。

刘瑾最讨厌谏官，在其淫威之下，很多谏官都“一时惧祸者往往自尽，以求免下狱、廷杖之辱”。我们简单举两个例子。

平定人郄夔，官礼科给事中，奉使核延绥边功，刘瑾”属其私人”，郄夔感到照办则违犯国法，拒绝则会受打击，左右为难，”遂自经死”。

琼山人冯颙，初为主事，曾受到刘大夏的极力称赞，明武宗即位后，奉命同太监高金勘泾王所乞庄田，清还土地二千七百余顷。这样一个正直能干的正派人士，后来却”以事忤(刘)瑾，为瑾所诬，遂自经，人皆惜之”。

当时朝中的许多官吏，为了避免遭受刘瑾的打击陷害，只好向他贡献钱财。史书中所记载的各省地方官只是害怕收到刘瑾陷害，就给他送重礼的记载，恐怕不是无稽之谈。

“朝觐至京，畏(刘)革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日”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

综上所述，刘瑾的骄狂肆虐已经到了何种嚣张的情势了，各地大员仅仅是为了谋求平安，免遭陷害，就给刘瑾送去了重金，可见刘瑾的这个“立皇帝”的称呼，还真的不是空穴来风啊！

专权跋扈之四：纵容下属，设立内厂

刘瑾的专权跋扈，还表现在他纵容手下的那些太监。他们在刘瑾的纵容下，为虎作伥的太监们就更加横暴。正徳三年(1508年)夏，提督西厂太监谷大用，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三家于五月五日为竞渡，被诬陷为擅造龙舟，捕其人抄其家。

“自是偏州下邑，见华衣怒马、京师语音，輒相惊告，官司密赂之，人不贴席矣”。

刘瑾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在东、西二厂之外，又立了内行厂，被称为”内厂”，由自己亲自掌管。这个内厂比之东西厂，更是无法无天，对明代社会的危害，更为炽烈。内行厂的设立，标志着以刘瑾为首的宦官们的权势，比之以前又更大了。

“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起大狱，冤号相属”。

朝中那些依附刘瑾的官员，也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大施淫威。这里讲一个官员张綵的故事。安定人张綵，走刘瑾的门路，一年当中自郎署而长六卿，当了吏部尚书，“僚友守官如故”，都毕恭毕敬地向他谈公事，而他则心安理得，“历色无所假借”。”每(刘)瑾出体沐，公卿往候，自辰至哺未得见”。而张綵则故意“徐徐来，直入(刘)瑾小阁，欢饮而出”，然后才向众人打招呼。大家因此更加怕他，见他时所用的礼节跟见刘瑾时完全一样，贿赂他的金帛奇货，相望涂巷间。这个张綵还十分的好色，他有个老乡，名叫刘介，当是担任抚州知府。刘介有一妾甚美。张綵特地提拔刘介做太常少卿，而后盛服往贺，并毫不隐讳地询问:”子何以报我?＂刘介惺恐万分，急忙说:”一身外，皆公物。”张綵接着说了声“命之矣”，立即使人直入其内室，“牵其妾，舆载而去”。他又听说平阳知府张恕的妾甚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褕按致其罪，拟成。恕献妾，始得论减”。

刘瑾的另一个爪牙，就是前文中几次提到的吏部尚书焦芳，他在依附上刘瑾之后，就更为骄横。他因为与江西的个别人有矛盾，竟在正德五年(1510年)勾结刘瑾，下令裁革江西乡试解额五十名，并不许江西人选除京职。更有甚者，他竟然企图连江西的前代人物也加惩罚，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毋滥用江西人。”焦芳的丧心病狂如此，只是由于当时其他官吏的强烈反对，最后才没能行通。

专权跋扈之五：卖官鬻爵

卖官鬻爵也是正德时期的明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德二年八月，明武宗在刘瑾等人的建议下，大兴土木，修建“豹房”等设施。户部没钱，于是工部就奏请卖官，明武宗马上就批准了这项计划，下令执行。这次卖官规模相当大，史称“前此纳粟输边之例，无此冗溢也”。

“阴阳僧道医官有缺，许其生徒及仕宦子孙、农民纳银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军民客商人等纳银，许授七品以下散官，荣其终身，仍免杂徭，其等有三。民间子弟纳银，许授都、布、按、府、州、县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

这次卖官的规模虽然很大，但是仍然是不够用，于是在正德三年四月，又因“饷用不足”再次卖官，“令军民输银者授指挥、佥事以下官”。为了加紧搜刮，刘瑾又创立“罚米法”。

这个方法创于正德三年八月，当时刘瑾对已罢官的前户部尚书韩文仍然恨得咬牙切齿，“会户部偶遗故籍”，遂将之下锦衣卫狱，数月才予释放，察知韩文“家素贫，因创罚米法以困之”，让他罚米千石输大同，不久又借故再罚一次，使之“家业荡然”。同年九月，刘瑾责令前后诸官罚米者，皆定限完报。“一时列上前后罚米官员之数，自一千石韩文以下，凡罚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十余人”。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罚米法”的处罚对象，其实都是刘瑾等人的政敌，刘瑾还是在利用这次机会，来打击他的政敌，树立自己的威信。

“忤瑾者悉诬以旧事，入之罚米例中”。

刘瑾的灭亡

刘瑾的灭亡很有意思，居然不是因为明武宗的觉悟，而是死于他们“八虎”内部之间的夺权、倾轧。随着刘瑾权势的增长，“八虎”中的另外七人“所请多不应”，所以对刘瑾就产生不满。

刘瑾后来又打算，把同为”八虎”之一的张永，“黜之南京”，张永知道后更加恼火，于是就决定先下手为强。他有机会接近明武宗，可以和明武宗直接对话，这就比那些文官集团多了许多的话语权。

“直趋帝前，诉(刘)瑾陷己。帝召(刘)瑾与质方争辩，(张)永辄奋拳殴(刘)瑾。帝令谷大用等置酒为解，由是二人益不和”。

朝中大臣杨一清，深知张永与刘瑾的关系，所以他就和张永去搞好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假手张永，除掉刘瑾。

杨一清为了动员张永除掉刘瑾，他做了细致的工作。后来事情的发展，也像杨一清所想的一样。张永在一次和明武宗独处的机会，拿出了《因奏瑾不法十七事》让明武宗观看。而此时的明武宗已经喝的半醉了，“俯首曰(刘)瑾负我!＇永曰:＇此不可缓。””遂连夜逮捕了刘瑾。第二天，明武宗把张永的奏疏交内阁，降刘瑾为奉御，谪居南京。然后明武宗亲自带人抄了刘瑾的家，所得很丰厚，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帝亲籍其家，得伪玺一，穿宫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诸违禁物。又所常持扇，内藏利ヒ首二”。

明武宗看到这些，大怒说:”奴果反!””趋付狱。狱具，诏磔于市，枭其首，榜狱词处决图示天下”。行刑时，”怨家争购其肉生噉之”。族人、逆党皆伏诛。

刘瑾浮诛之后，那些刘瑾的奸党们，包括内阁大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张綵，侍郎柴昇，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巡抚刘聪，总督文贵，大理寺卿张纶，少卿董恬，大理寺承蔡中孚，通政司通政吴代，参议张龙，太常少卿杨廷仪，尚宝卿吴世忠，尚宝丞屈铨，府尹陈良器，府丞石禄，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给事中李宪，御史薛风鸣等人，总数超过六十多个，或论死或谪戍，或闲住，或除名，“一时朝署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