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他总结了历代兴亡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汉、唐之亡，宦官专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鉴前代之失”，为了防备重蹈历史的覆辙，他规定宦者只供酒扫侍奉，而不能干涉朝政。
“不许读书识字”。
“不得兼外臣文武衔”。
“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镌铁牌置宮门曰:＇内臣不得千预政事，预者斩”。
从从上面的这些记载，不难看出朱元璋对宦官有可能干政的严防死守。朱元璋早期，对哪些敢于论政、言政的宦官们处罚是很厉害的。洪武十年(1377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由此可见，早期的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其实明朝时代，重用宦官，这和朱元璋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而且还要他的子孙们也要照着办。
“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大家可以想一想，朱元璋废除了丞相，那些继任的皇帝又不是超人，那些强大负荷的国事，怎么处理的完。没有宰相帮忙，就只能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所以不许宦官干政，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这些皇帝们最后往往还是会信用宦官。
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宦官作为皇帝身边最为亲近的人，一不留神就可能帮助皇帝拿主意了，这就造成了“宦官干政”的既成事实。我们不妨看看下面朱元璋是怎么说的。
“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人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而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所以，即使是朱元璋本人，口口声声说的是严禁宦官干政，但是他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人视为亲信，让他们参与国家政事。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洪武八年(1375年)派”内使赵成往河州，以绫绮帛市马”。
洪武十一年，”遣内臣吴诚诣总兵官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
洪武十九年，”行人刘敏、唐敬偕内臣资磁器赐真腊等国”
朱元璋时期，虽然有宦官干政，但是由于朱元璋自己的警惕性，所以宦官的权力一直还是十分小的。而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永乐时期，宦官们的权势，就渐渐地扩张开来。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朱棣靖难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而朱棣自己的亲信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也为朱棣在战场上立过功。
有了上面的原因，在朱棣当上皇帝以后，就对宦官“多所委任”了。朱棣时期，宦官的权力是相当大的，我们可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了解一下。
永乐元年(1403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
永乐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
永乐八年，都督谭青营内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
永乐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
所以历代的史学家，都普遍认为明代的宦官专权，虽然是各代皇帝都有的共性问题，但是究其根源，还是从明成祖朱棣的永乐时代，开始坐大的。
“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其实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宦官的使命还只是临时派遣，这个时候还没有在制度上正式规定下来。在永乐时期，朱棣还还有意识地培养内官，教他们读书识字，“选教官人内教习之”。那时候的宦官虽然参与了不少政治活动，但是还没有达到专权的程度。
明朝太监是什么时候开始专权的呢？那是一直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时代，宦官王振窃取了军政大权，这才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从此，宦官的权势便一天天发展起来。
宦官他们究竟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力，来左右朝政，打击那些正直的大臣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明王朝太监的权力，看看他们都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力量。
权力之一：司礼监干预朝政
在介绍明代宦官重要衙门司礼监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宦官的组成机构，也就是内府衙门。明代的内府衙门主要有二十四个，它包括:司礼监、御用监、内官监、御马监、司设监、尚宝监、神宫监、尚膳监、尚衣监、印绶监、直殿监、都知监等十二监；惜薪司、宝钞司、钟鼓司、混堂司等四司，兵仗局、巾帽局、针工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洗衣局、银作局等八局，总称为”二十四衙”。设在皇宫内的宦官机构，主要为这二十四衙门。
我们现在把太监和宦官都混为一谈了，不少历史著作里面有“太监””小太监”，这样的称呼是不符合史实的。
太监，在明代是宦官中最为高级的一种。它是宦官各主要衙门的负责人。太监之下是少监、监丞，为太监的助手，这些都是高级宦官。按照宦官的等级，再往下就是典簿长随、奉御、当差、听事等。
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权力最大、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司礼监。主要人员有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司礼监提督太监掌管全部大小宦官，而其他太监也各有分责，具体是“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
这里重点讲解一下“阁票批朱”，因为这是太监们插手朝政最为直接的手段。“阁票批朱”是指内阁对章奏草拟的处理意见，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这就是“批朱”。此外，此监还掌管传宣谕旨等事。司礼太监掌握这职权，大约是在宣宗之前。《明通鉴》卷十九宣德元年(1426年)比月有这样一条记事:
“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凡每日(章)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批行，遂与外庭交结往来矣。”
明朝在制度上所规定的司礼监的地位和职掌，必然使其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机构，使宦官得以干预国家大政，进退大臣。
“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延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顛倒于其手”。
黄宗羲就曾对这种情况评论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或谓后之入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日，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为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
黄宗羲的这番评论可谓是一针见血，宦官集团自从有了“批朱”的权力之后，就有了和内阁抗衡的资本，所以司礼监的秉笔太监，被称之为“内相”的原因，而这些，和朱元璋所谓的“太监不得干政”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权力之二：操纵官员任免
明代中叶以后，大臣们的任免和升黜，经常和宦官有关，即使是贵为内阁的成员，即便是首辅，也往往依附勾结宦官来谋取并稳固自己的地位，否则就可能会遭到陷害和贬黜。宦官操纵阁臣和大臣的进退，最早是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时期的王振开始的。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
正统元年(1436年)，王振被任为司礼太监。有一次他对内阁大臣杨士奇和杨荣说:”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王振的意思，就是要杨士奇和杨荣”倦勤”退休。杨士奇说:“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杨荣却顺着王振的意思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
王振听了杨荣的话很高兴地走了。杨士奇责怪杨荣失言。杨荣说:“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人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杨士奇也同意杨荣的意见，不久就推荐了曹鼐、陈循等人入阁。
杨士奇和杨荣都是四朝元老，是当时的首辅，在朝廷的威望极高，刚任司礼监太监不久的王振，竟然提出要他们“倦勤”。而杨士奇、杨荣居然害怕拂逆王振的意志而遭罢黜，只好赶紧推荐一些正直官员人阁。从这件事上，说明了事实上王振已在操纵阁臣的任免了。
正统元年十月，兵部尚书王骥议边事，五日未奏，“王振初用事，欲令朝臣畏己”，就唆使朱祁镇召王骥当面申斥说:”卿等欺朕年幼耶!＂随后就把王骥和兵部侍郎邝埜逮捕下狱，其实这是王振借皇帝来树自己的威势。到正统后期，王振专权，大臣的任免就更由他一手操纵。正统以后，宦官们操纵政府官员的任免，就习以为常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简单举几个。
景泰时阁臣王文”得中官王诫助”而入阁。
王一宁的入阁也是”以中官王诚辈尝受业，私相援引，遂致显达”。
天顺时著名阁臣李贤，因支持御史弹劾石亨和宦官曹吉祥，曹、石两人就在英宗朱祁镇面前诬陷李贤，结果，李贤被关人锦衣卫狱。
岳正也因为不依顺曹吉祥的意志，在内阁只二十八天就被曹诬为”卖直谤讪”，贬谪到肃州。
由此可见，依附宦官的官员能够得到升迁，而不依附宦官，则会则到受排挤和倾轧，这些例子充分的说明了，宦官在明英宗之后，权力已经大到可以随意左右官员的升迁和罢黜了，这就严重干涉了朝政。
权力之三：提督京营和外派监军
明朝皇帝派遣宦官监军京营，是从明英宗朱祁镇的时期开始的。
史载”正统中添设提督坐营监枪太监”。
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监军宦官，基本上都是由司礼监派遣的，他们归司礼监管辖，而作为明王朝最高级别的军事管理机构兵部，却不能干预这些监军太监的所作所为。
景帝景泰三年(1452年)，京营兵制发生变化，创立团营，分为十营，“太监阮让、都督杨俊提督四营，太监陈瑄、卢永，都督郭震、冯宗各提督三营。俱听(于)谦、(石)享及太监刘永诚、(曹)吉祥节制”。这样，京军不仅有宦官的总节制，而且每三营就有一名宦官监军。
明朝皇帝为了防备统兵将领的反叛，所以在京营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就逐级派有他们所信任的宦官，负责监视这些统兵将领。这些还只是平时的正常状态，如果遇到战争，那皇帝就更加放心不下了，派遣总兵官统兵出征时，同时还要派出亲信宦官随军去当监军。
这个充当监军的宦官，他的任务就是监视总兵官的行动，随时向皇帝密奏。因此，总兵官如果不和监军搞好关系，就会事事被掣肘，甚至被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告到皇帝那里，轻的被罢官，重的被杀头。
但是如果和监军太监相处得好，依附勾结在一起，打胜仗固然可以升官进爵，没有打仗甚至打了败仗，也可以给他谎报战绩，掩败为胜，得到赏赐，或开脱罪责。
宦官正式以监军的名义派往出征的军队中去，也是从明英宗朱祁镇时期开始的。明朝历史上第一次记载太监监军，是在正统二年(1437年)十月。所以现在普遍认为，太监监军是从正统年间开始的。
“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讨阿台朵儿只伯，兵部尚书王骥、太监王贵监督之”。
自从此次以后，太监监军就成为了惯例，只要有较大的军事行动，明朝皇帝都必然正式派遣宦官担任监军，更有甚者直接由宦官统率军队。
正统四年派遣太监吴诚、曹吉祥监督诸军讨麓川宣慰使思任发。明人王世贞说:”此内臣总兵之始也。”
正统六年(1441年)定西伯蒋贵征麓川，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督军务”。
上面所列的两个例子，就是太监领军和监军的事件。那么太监监军究竟有什么弊端呢？弊端当然是十分的大了，咱们例子中所举的明英宗朱祁镇，就是在太监王振监军，贻误军机的情况下，造成了“土木堡之变”，最后自己居然也以皇帝之尊，被鞑靼部队俘虏了！
正统十四年(149年)”土木之败”，就是太监王振亲自统兵造成的。按照常理来说，“土木堡之变”，这么沉痛的教训，应该足够让明朝皇帝醒悟了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继任的景泰帝朱祁钰，一点都没吸取他哥哥的教训，仍然是信用太监。景泰帝朱祁钰即位不久，就有大臣上言。
“窃见王振乱天下，往者江南寇发，辄以诛振为名。夫事归朝廷则治，归宦官则乱。””宜专将帅事权，悉罢监军中贵。”
如此的金玉良言，很可惜朱祁钰却不能听从，仍然是我行我素，任用宦官监军依然如故。这足以说明，明朝的这些皇帝，任用太监，其实就是对朝中文武大臣的不信任，他们是想用内臣去制约外臣，达到平衡的目的。
权力之四：担任镇守和守备，监视地方文武
镇守，本来是武官的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明代的镇守基本上都是总兵官担任，只有少数地区为副总兵，分守多由参将担任。
明代各个边镇及省一级的地区都设有镇守总兵官。明朝皇帝对这些掌握一方一省兵马大权的总兵官自然是不放心的，他们认为最便捷而又可靠的办法就是派遣亲信的宦官去监视，于是便有镇守太监的设置。史书上记载的最早的镇守太监，是永乐八年(1410年)被派往甘肃巡查的马靖。
“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
马靖此次虽然正式的名义，只是巡视，但是赋予他的职权，就和后来的镇守太监一样。所以说他应该是明代最早的镇守太监。永乐后期之后，被派往边地的镇守太监就逐渐增多了，但是当时还只能算是“协镇”。并没有把全部权力下放给宦官。
“永乐时诸边率用宦官协镇。”
明仁宗朱高炽时期，就有了镇守太监的名称，当时的太监王安就是甘肃镇守太监。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瑄镇守淮安，用以制约汉王朱高煦。这次派遣，威慑汉王的作用有多少不知道，但是却开了宦官被派往内地镇守的先河。从此后“镇守太监”派遣的区域，就不再区分边关和内地了。
到了英宗正统时期，又再次加码，不仅边镇和内地省一级地区派遣宦官去镇守，甚至连府一级地区也派遣了宦官去担任分守。
正统十二、三年的时候，浙江、福建发生叶宗留和邓茂七起义，朱祁镇就趁机“简御史十三人与中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以后，代替哥哥当皇帝的景泰帝朱祁钰，对镇守太监不仅不减撤，而且对宦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人们称之谓”三堂”。
这里重点讲一下当时南京的守备太监。我们都知道明王朝最早是建都南京的，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到了北京，南京虽然不再是京城了，但是在当时却有着超然的地位。
南京当时被称为留都，是明朝在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南京也设有六部九卿，也设有守备，而且南京守备的权势比起其他地方的守备，权力要大的多。南京的实际权力，并没有在所谓的“南六部”手中，而是都操在了南京守备之手。
“南京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守备以公侯伯充之，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
由上面所引《明史.职官》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守备职权之大。上文中所说的守备，原先和镇守一样，也是武臣的职衔。只不过是南京的位置太重要了，所以守备之职就得由德高望重的勋爵来担任。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对于这样一个仅次于京师的重镇，明朝皇帝单凭公侯伯去坐镇，他们会放心吗？他们当然是不放心的，所以派遣守备太监也在意料之中了。早在仁宗朱高炽时期，就向南京派出了守备太监。
“命内官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
明朝皇帝对南京守备太监很重视，给他们的任务是“护卫留都，为三千里外亲臣”。这些被派出的太监，地位比居然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还要高，这些在史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守备太监）据首席，而协同者为侯伯则上坐，都督则侧坐耳”。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可以简单看出太监们和地方文武之间聚会时的座次，为什么要拿座次来举例子？那是因为我们古代人最为重视座次，这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大事，是关乎于礼的，从这些座次，我们不难看出，南京守备太监的地位，不弱于那些勋爵。
镇守太监的职权，原来主要是监察军事，或者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或平定地方藩王的反叛而临时设置的。但是当军事行动结束后，这些镇守太监却被留任下来。直到最后各个边镇及省一级的地区，都普遍设置了。
权力之五：操纵厂卫
厂卫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厂是指东厂，卫这里专指的是锦衣卫，它们都是明朝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特务机构。
“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朱棣当上了皇帝以后，为了镇压建文帝那一派的官僚，不断派遣宦官刺探情况，但是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总感到不方便。所以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设置了东厂这个专门机构。
“设东厂于东安门北，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
东厂自建立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活动，直到明亡，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的“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东厂直接受皇帝指挥，派去主管的宦官都是皇帝的亲信心腹。起初是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到后来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
东厂主管太监的官衔，全称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为“提督东厂”。他有皇帝所颁给的关防一颗，文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凡十四字。
这里重点讲讲钦差这两个字，要知道一般宦官，他们出差时所给的印信，无“钦差”两字，“不过曰内官内臣而已”。然而东厂关防”特称钦差太监，以示威重”。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加重他们的权威。东厂提督太监的特权可不止这一件，他们还有着特奏之权。皇帝别特颁给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应封奏者，以此钤封，可不必经过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皇帝那里。
厂内人员，称主管东厂的太监为”督主”或”厂公”，其下设”掌刑千户ー，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他们是从锦衣卫那里调拨过来的。在千、百户之下的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专门到外面去缉访的是役长(又叫挡头)，有一百余人。每一役长率领番子(也叫番役或干事)数人，计有一千余人。
这两部分人统称为隶役，都是从锦衣卫那里挑选“最轻黠環巧者”来充任。东厂因为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受皇帝指挥的，所以除皇帝而外，上自公侯勋贵下至民间，都是他们所侦察访缉的对象。
东厂的职责很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具体的特定职责，但是权力非常大，可以说是看见什么管什么。他们每月分配一次访缉任务，事无分巨细，只要是特别的事，都会汇报给皇帝。
“地方失火”，”雷击何物”，”亦奏闻之”。”奏报在京杂粮、米、豆、油、面之价”。
各处役长(挡头)打听来事件以后，先去见厂公心腹内官审阅，而后发司房删润，再送给皇帝。遇有重要事件，虽在深夜，东华门关了，也从门缝里塞进，里面的人接到后立即秘密送给皇帝。外边事无大小，皇帝都可以随时知道。
东厂番役在打听事件的时候，又联络了一批流氓无赖，作其外围帮凶。这一批流氓无赖就勾结东厂番役，进行诓骗钱财和挟报私仇。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内府掌志》中的文字记载，就对厂卫和无赖之间勾结，祸害普通百姓的手段，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挡头，挡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日起数，金日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日干醉酒，亦日搬響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新不予，予不足，立闻上，下镇抚司狱，立死矣”。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的时候。为了监视大臣，创建了锦衣卫，后来也觉得锦衣卫的权力过大，所以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烧锦衣卫刑具，然后“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之后一直到朱元璋死去，锦衣卫“不复与典狱”。
永乐时期，朱棣以藩王起兵夺得皇帝的宝座，因此，对建文朝的官僚存有戒心，为了监视这些大臣，就把纪纲从忠义卫千户提升为都指挥佥事，治锦衣亲兵，“复典治诏狱”。从此之后，又恢复了锦衣卫狱。并增设了北镇抚司，原来的镇抚司改称为南镇抚司，于是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专治语狱”。
厂由宦官主持，卫则是由武将掌管，厂卫虽然系统不同，但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东厂的番役都是从锦衣卫选拔来的。他们的任务都是侦察一切官民，受皇帝的直接指挥。当然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互相倾轧争宠。因此，厂卫的权势也会有消长。这得看皇帝宠信谁来定，如果皇帝倾向厂，则厂权就重于卫，否则，卫就凌驾于厂上。
自从明中叶之后，宦官专权，司礼太监又亲自提督东厂，所以一般来说，是厂权高于卫权，锦衣卫是依随于厂的。而且锦衣卫指挥使也大多是司礼监太监的亲信私人，比如说王振在英宗正统时为司礼太监，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即其私党。
司礼监太监一方面出任东厂提督;同时又派心腹担任锦衣卫使，把这两个特务组织控制在自己手里，形成“厂卫一体＂，权力就更加大了。
综上所述，明朝的宦官，能够攫取权力，干预朝政，和那些士大夫，甚至是辅臣之间，争权夺利，靠的不仅仅是皇帝对他们的宠爱，而是他们手里实打实的权力，而他们手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明朝历代皇帝，对文武大臣的不信任，而赋予给这些他们所认为亲近的宫奴们，目的很简单，就是监视和制约那些他们始终不信任的文武大臣，而这种情况，终明王朝一代，都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