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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风华》的”仁宣之治”,明朝的一股清流,看看它的功绩和隐忧

电视剧《大明风华》正在热播,想必很多人都看过,剧中讲述的是明朝时代的历史故事。梁冠华老师饰演的明仁宗朱高炽,可以说是入木三分,首先体型上就很像,历史上朱高炽真就是个大胖子,无论走到哪,都得让两个内侍扶着,行动都不方便。这个皇帝虽然胖,但是他却是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明君,谥号”仁”,也算是相得益彰。他和明宣宗所开创的的时代,被历代史学家称之为“仁宣之治”。这个“仁宣之治”有着什么样的政绩呢?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大明风华》的"仁宣之治",明朝的一股清流,看看它的功绩和隐忧

明王朝的仁宗、宣宗两朝是明代的鼎盛时期。此时的国家政策,正是从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而趋向平稳的转折时期。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经过励精图治获得了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

虽然在这个时期,皇室内部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是也立即被平定,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对社会的影响不大。

明代的内阁制度也是在这个时期确立了起来,同时此时的政治也比较清明。由于明朝政府实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宁。

谷应泰评价这个时期,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功绩之一:平定”高煦之叛"的内部叛乱

朱高煦是明成祖朱棣的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跟随朱棣征战南北,屡立战功。白沟河之战,原本朱棣的部队已经面临败势,朱高煦率领精骑数千人,冲阵成功,阵斩南军都督瞿能父子,这才使得燕军反败为胜。

东昌之役,“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多亏了朱高煦所率的援军,及时赶到,这才击败了南军,保护了朱棣。朱棣也一直很喜欢这个二儿子,他认为朱高煦和自己很相似,就曾经答应过他,事成之后立他为皇太子。

不仅仅是朱棣喜欢他这个英武的二儿子,许多的大臣也很看好朱高煦。在朱棣做皇帝之后,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等人,都拥护支持高煦,在朱棣面前“时时称高煦功高”,”数劝立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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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让明成祖朱棣很为难了,因为朱高炽在朱元璋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的时候,就被“册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在和大臣们商议立皇太子时,朱棣在大臣们的建议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终于决定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朱高煦汉王,封国云南;朱高燧(朱棣第三子)赵王,封国彰德。朱高煦为此大为不满,公开反对,不肯到云南就藩,跟随朱棣到北京巡边,并力请和其子归南京。

“我何罪,斥我万里。”

永乐年间,朱棣曾数次亲率大军出征蒙古,都是留下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永乐十年(1412年),朱高煦阴结朱棣左右的官员构陷朱高炽,东官官属大多因此而得罪。当时的大理寺承耿通,因为上书为朱高炽辩白,就被朱棣认为是破坏他们父子的感情,而被杀了。

“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

朱高炽能够保住太子之位,这得益于东宫官属的保护,其中出力最大的当属杨士奇,《明史》中对此记载很多,我们来简单举两个例子。

1.朱棣召见杨士奇问太子监国的情形,”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经过杨士奇的委婉解释,朱棣的怒气オ平息。

2.永乐十二年九月,朱棣巡边回京,”以太子遣使迎驾缓”,下东宫官黄准等于狱。杨士奇又向朱棣解释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

像上面的例子还有许多,在朱高煦的谗间之下,朱棣几次想更立皇太子,这也多亏了东宫官属杨士奇等人的保护,朱高炽才能保住皇太子的地位。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皇太子,但朱棣对他却总是不大满意。朱高炽身体肥胖,不能骑射,并有足疾,行动时需要宦官扶持着,还经常的摔倒。

朱高炽虽然不招明成祖朱棣的喜爱,但是他的长子朱瞻基,却生得十分英俊,而且言语行动都很敏捷,所以得到了朱棣的钟爱。朱高炽能保全太子之位,他的这个儿子,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当时在议立皇太子时,解缙的一句话,奠定了大局,这句重要的话,就是针对朱瞻基所说的。

“淇国公丘福言汉王功高,宜立。帝密问缙,缙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领之。太子遂定”。

朱瞻基自永乐九年(1411年)十ー月立为皇太孙后,“巡幸征讨皆从”。朱棣赞赏地说:“此他日太平天子也。”朱棣把继承他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他孙子朱瞻基身上,朱高炽也以此而巩固了他皇太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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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煦自留南京后,请得天策卫为护卫,他经常以唐太宗自比。

“唐太宗天策上将,吾得之岂偶然。”

“我英武,岂不类秦王世民乎!”

朱棣慢慢的对朱高煦的跋扈行为,逐渐感到不满,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改封朱高煦于青州,朱高煦仍不想走,朱棣责备他说:”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远惮行,今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兹命更不可辞。”

朱棣话都说到这种程度了,但是朱高煦仍然留在南京不走。而此时朱棣又听到了朱高煦谋夺皇太子之位和其他的一些不法事。朱棣将信将疑,就召来了东宫的官员了解一下

朱棣首先询问的是东宫官员蹇义,他却推说不知。后来又问杨士奇,杨士奇是据实回答说:“臣与义俱侍东宫,外人无敢为臣两人言汉王事者。然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

朱棣得知真实情况后,永乐十五年三月,就下决心徙封朱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并且限令即日成行。朱高煦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就封乐安,但是他的怨望更大了,处心积虑要夺取皇帝宝座。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朱棣病死,朱高炽即位,朱高煦马上就遣人到了京师侦察,他是盼望着有变乱发生,能够混水摸鱼。但是让他很失望的是,一切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

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死,宣宗朱瞻基即位,于是朱高煦就乘机起兵叛乱。他建立军队,准备出击朝廷夺取皇权。

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空、瞻域、瞻埣、瞻峄各监一军。高煦自率中军,世子垣居守。

朱高煦的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在当时是很不得人心的,并没有他想像的那样,自己登高一呼,跟随者风起云涌。真实的情况很悲催,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1.朱高煦遣亲信枚青潜至京师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当夜,张辅就绑缚枚青上报宣宗。

2.御史李溶,乐安人,正因为父丧而守孝家居,当时听到朱高煦叛乱的消息,马上赶到京师向朱瞻基报告高煦的叛乱情况。

由此可见,朱高煦的叛乱并不被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所认同。这样一来,朱瞻基对他的讨伐就简单多了。朱瞻基原本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军去往讨。大学士杨荣劝宣宗亲征,说:”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夏原吉也赞同杨荣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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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听取了两人的建议,于八月初十日亲统大营五军将士以行,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等扈行。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平叛的过程不复杂,八月十九日前锋到达乐安,第二天朱瞻基所率的大军也至乐安城外。朱高煦原来约定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人在济南起兵接应,但是却被山东布政使与按察使阻止了

朱烜又建议朱高煦率精兵取南京,但护卫军士的家属,都是在乐安,不肯离家南下,又听说大军将至,也不敢出城。朱瞻基又从心里上瓦解叛军,他两次致书朱高煦,要他出城投降,擒献倡谋者

“朕与王除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以王为奇货,缚以来献,悔无及矣”

朱高煦害怕被人擒献,怀着一线活命的希望,于十ー日出城投降。朱高煦蓄谋已久的计划,就这样被朱瞻基以摧枯拉朽的速度和破坏殆尽了。

九月,朱高煦父子都被抓回了京师,禁锢于西华门内,“筑室居之,曰逍遥城”,宣德四年(1429年)都被处死。因为高煦的叛乱牵连被杀及充军的达二千多人。

功绩之二:确立了内阁制度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皇权空前加强,全国政务最后都集中到可他身上。这样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即使是朱元璋勤政到了“昧爽临朝,日宴忘餐”的程度,整天批答处理奏章,但还是忙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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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繁忙只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当遇到重大问题时,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商量讨论。这就有些难办了,毕竟一个人的力量过于单薄,即使是朱元璋也不行。

“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朱元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在洪武十三年(1390年)九月,设置了“四辅官”。户部尚书范敏推荐耆儒王本、杜佑、龚教、赵民望、吴源等人任之。

四辅官的任务是“协赞政事”,”刑官议狱,四辅官及谏院复核奏行,有疑谳四辅官封驳”。但是效果不是太好,原因是这几人是读书人不错,但是却没有处理政务的经验,不能胜任。

“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不能胜任其职,不久相继致仕。”

而之后继任的安然,虽然”练达庶务”,可惜命不久长,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病死。安然病死之后,四辅官的职务就被废罢不设了。

四辅官的设置虽然只有一年左右,但是它却显示出了即使是朱元璋这样的独裁皇帝,也是需要有人来“协赞政事”的。

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仿效宋朝的制度,“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土,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铨等为之,辅导太子,秩皆五品。这就是后来内阁制的最早雏形。

朱元璋时期,因为他本人勤政的原因,所以他做到了“克勤不怠”,朝中的重大政务,都由朱元璋“自操威柄”,甚至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然“临朝决事如故”,因此,这些大学士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他们此时的职责,不过是顾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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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内阁制度的基本形成,是在明太宗朱棣时期。朱棣当上了皇帝以后,即命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参与朝政,内阁作为皇帝的助手,才真正开始显现出来。

“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朱棣之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成为一个稳定的官僚机构,并且明确规定其职责是“参预机务”。所以从职责和名称来看,明朝的内阁制度,实际上在朱棣时期,己基本形成。朱棣时期阁臣的阶秩都不高,只是“各赐五品服”,算是中级官员。

“其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虽然阁臣们的官品很低,但是他们却因为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的原因,使得他们的权责很大,这个从朱棣和解缙等人的谈话就可以了解。

“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且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

虽然阁臣们的权力不小,也深受皇帝信任,但是实际上他们的权位却远远比不上尚书,比如说当时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军国事皆倚办”,”称股肱之任”

《明史》记载二人:”数奉命兼理他部事,职务填委,处之裕如”。”(夏)原吉虽居户部,国家大事,辄令详议”。

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北巡,他没有任命阁臣,而是任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命夏原吉“辅太孙留守北京,总行在九卿事”。由此可见,当时的阁臣,远没有到后来的那种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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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时期的阁臣,虽得参预机务,但他们的权力却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建言行事,即使得到皇帝的赞许,在推行中也还会有顾忌。下面举一个例子。

永乐十七年(1384年)十一月,”学士杨荣疏陈十事,皆指斥府、部、法司积弊。上览之,密谕荣曰:'卿言甚当。但侍臣腹心之臣,若进此言,恐群臣相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于是御史邓真疏入奏,众皆请罪,诏诸司即日悛改,估终者不赦”。

综上所述,在朱棣时期,虽然已经有了阁臣参与机务,但是他们在朝局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没有后世的重要。而内阁制度的最终形成,还是在仁宣时期。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阁权已经发展成重于部权。

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承相名耳。””迨仁、宣朝,大学土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原来的“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朱棣虽然信用阁臣,但因阶秩不高,在处理朝政时,必然要受到一定影响。仁、宣时期就打破了这一限制,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仁宗朱高炽刚一即位(永乐二十ニ年八月),就“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仍兼大学士。杨土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准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这样,就把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仁宗的时候,对阁臣更是推崇备至,把“三公”这类的极品荣誉官衔,也都授予给了阁臣。

九月,进”杨士奇少保,又进杨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

由此可见,这时内阁大学士已经跻入公侯伯尚书的行列。光有虚衔还是不够的,所以不久后,对于阁臣又加了尚书实职。

“进杨荣工部尚书”。

仁宗即位以后,对杨士奇等阁臣不断擢升,但提升为尚书的,杨荣是第一人。在这之前,阁臣虽然已有被提升为”三公”的,但终究属于虚衔,不及尚书握有实权。所以能够得到尚书之职,标志着阁臣彻底进入了朝廷的中枢决策机构。

“居内阁者,必以尚书为尊。自荣后,诸入直文渊阁者皆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

所以后来阁臣兼任各部尚书就成了惯例,比如洪熙元年(1425年),晋杨士奇兵部尚书,进黄准少保兼户部尚书、金幼孜礼部尚书。比较后进的杨溥,也于宣德九年(1434年)”迁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当时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虽然名义上“皆以元老为中外所信”,”名位先于三杨””与三杨同辅政”。但是在实际上,朝廷真正的权力却在内阁之中,我们从《明史》的记载就可以看到。

“仁宣之间,政在三杨,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

由此可见,此时已经形成了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阁臣们参与机务的最大权力就是“票拟”。”票拟”,即是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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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时期,阁臣虽然参预机务,但“其时奏章,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后来一直到了宣德的时期,才开始有内阁的”票拟”。

《殿阁词林记》载:”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

阁臣获得票拟权,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人们把明代内阁之职比于古之丞相,就是因为他们有权利“票拟”的缘故。

参与机务的内阁大学士,往往不是一个人,所以在主持票拟及处理其他政务时,就会根据阁臣资历的深浅,及皇帝信任程度,而有主次之分。下面简单举一个例子。

宣宗时,在内阁的除了“三杨”以外,还有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直文渊阁;陈山为谨身殿大学士,直文渊阁。这两人虽然也都是加尚书衔的阁臣,但是他们的权力则远逊于“三杨”

史籍记载:”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

由此可见在此时,首辅制度已初见端倪。当然首辅制度正式形成的时候,已然是明朝中叶了。但是基础却是在“仁宣之治”的时期奠定的。

功绩之三:保证了社会的稳定

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他们两个一意想做一个“守成令主”,所以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他们在位期间,使用了许多的措施来保证社会的稳定,他具体用了什么措施呢?我们下面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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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纳谏,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之后,就显示出了自己能够虚心纳谏,明宣宗朱瞻基也是颇有乃父之风,也是能虚心纳谏,《明史》中记载了许多他们和近臣的谈话,就很能说明问题。

明仁宗:”卿三人及塞、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卷舌。朕与卿等宜深以为戒。"

明宣宗:”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今幸海内稍安,顾祸乱每生于不虞。迩来群臣,好进谀词,朕颇厌闻。卿宜勉辅朕,勿惮直言。”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所以在仁、宣时期,臣僚上奏章时,阿谀奉承的情况比较少,直言政治得失的情况比较多,而皇帝也能倾听一些朝臣的意见来改进统治术。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简单举两个。

仁宗时,”罢西洋宝船,迤西市马及云南、交吐采办,从夏原吉之奏也”。

洪熙元年(1425年)大理寺卿弋谦直陈时政””词太激,上不怿”,一些阿识之臣就乘机弹劾弌谦,”尚书昌震吴中等劾谦诬罔,都御史刘观令众御史合纠谦卖直沽名”。朱高炽拟加罪弋謙,后听了杨士奇的谏言,就令杨士奇草敕引过说”朕于谦一时不能含容,未尝不自愧咎。尔群臣勿以前事为戒于国家利弊,政令未当者,直言勿讳。谦朝参如故。”

从仁宗、宣宗两朝的整个情况来看,皇帝还是能够倾听臣下的一些意见,对大臣乱关乱杀的现象也是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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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两朝对大臣的信用比较稳定。如“三杨”掌阁务,蹇义长吏部,夏原吉管户部。他们始终得到皇帝的信用,所以也都能尽心辅佐皇帝,政治比较稳定。那些不称职的大臣,则会被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的关系比较密切,也不迁就。比如时任大学士的陈山、张瑛二人,属于藩邸旧臣,也因为不称职而被罢黜。可见当时的朝局还是比较清明的。

“陈山、张瑛以东宫旧恩入,不称,出为他官”。

仁宣之治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员,经常会进行考察和黜陟。仅宣德八年(1433年)这一年中,就截汰了京师中的冗官达到了七十七员之多。

仁、宣两朝不仅是对外朝管理严格,对于皇宫内宦官的控驭,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明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制度固然严厉,但是当时宦官倚仗皇权在外为非作歹的还是不少,为此明宣宗也是硬起手腕,严惩不贷,我们举几个例子。

宣徳六年,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

“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

“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俱被捕杀。

“其他宦党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阮可、陈友、赵淮、王贵、杨四保、陈海等十人,皆下狱论死,寻命都察院榜琦等罪示天下”。

经过一系列对不法宦官的严厉打击,这才使得当时的宦官不敢恣意妄为。

仁宣时期,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所以这时的社会生产继洪武、永乐之后,有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也使得当地人民的负担,多少有些减轻

宣德四年(1429年),“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同时又免一些地方的逋赋和官田租税,宣德七年四月,“以山西早,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

仁、宣时期还改革了科举取士法。仁宗在位时,曾与廷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这个决策看似不公平,其实很公平。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就形成了会试多取南方士子。而北方士子多因为基础差,总体实力较弱而鲜有人上榜。

经过科举改革之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这样就给了北方士子出仕的机会,时间长了必然会缩小南北方的文化水平差距。这项措施,朱高炽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死去了,朱瞻基继位后,就按照这一改革办法录取名额。

“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风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

果然不出所料,会试取士的这一改革,使得北方的士子们“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材,皆入彀矣”!

仁、宣时期,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戒边将”毋贪功”。

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较宁谧,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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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自从永乐十ー年(1413年)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之治下的明王朝,从表面来看,的确是一片祥和,老百姓有饭吃,士子们可以平等的考试做官,即使是化外边陲,也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静。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隐藏的是暗流涌动的盛世之忧。

仁宣之治的盛世隐忧

“仁宣之治”繁华与平静的背后,社会危机在滋长着,王朝衰落的征象也渐次显现。由于经济的繁荣,社会比较安定,君臣们就陶醉在这一表面的治平景象中。正是因为如此,皇帝和臣子都忘了居安思危,而是一头扎进温柔乡中,争相奢侈。

“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

洪武、永乐时期所规定的“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湾下斥卤无粮者”,这时候也说了不算了,结果是“皆核人赋额”。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苛捐杂税的增加,使得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比如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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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情况也日益严重起来。而在北边防御上,宣德五年六月迁开平卫于独石。这次迁徙的效果很不好,《明通鉴》是这样评价这次迁徙的。

“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

这些社会问题,如果一旦处理不当,矛盾就会激化起来。仁宣之时,之所以没有达到激烈的程度,那是因为朱高炽父子在”三杨”等人的辅佐下还能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所以问题虽然有了,但是还没有暴露出来。

之后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年间,“三杨”等正派官员也老了,而朱祁镇又宠用宦官,王振专权。从此政治日趋腐败,明朝初期所潜存的各种矛盾逐渐暴露和激化了。结果导致鞑靼的军队不断骚扰内地,甚至土木堡之变中,俘虏了大明的皇帝朱祁镇,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而这个悲剧,其实就是在“仁宣之治”这个大明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就已经种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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