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散文 王安忆的同学董小苹 | 正午书架

王安忆的同学董小苹 | 正午书架

编者按:《成长初始革命年》是王安忆最新散文结集,收录文章十七篇,横跨这位当代知名作家近三十年的文学生涯。本书首次以散文形式,为小说家的思想做史。全书共分四辑,从个人经历、人物交游、演讲对话与文学之旅四个方面,以小见大,展现王安忆最个人化的人生轨迹。今天的书架选登其中一篇《我的同学董小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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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董小苹

文 | 王安忆

董小苹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声音叫我的名字:“王安忆!”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茸茸的大衣,戴一顶白茸茸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我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将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心中的怒气不由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唱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是说“那个娃娃一样的小朋友”。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庭来到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年级里学费半免或全免的同学几乎都集中在我们班,还有一些同学长期拖欠学费。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催缴学费急了,冲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人家一班二班没有一个同学学费半免全免的。”而在四班里却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有一些孩子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等。在此就集中体现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一种“阶级分化”情景。

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弄口有一个老虎灶,老板是一个干瘦多病的老头,也许是患有肺结核或者风湿病,他长年佝偻着腰背,却昂了头,两条胳膊向后伸着,颇像当时广播体操里“全身运动”的那一节,于是,调皮的孩子都叫作“全身运动”。他的孙子就在我们班上读书,是出名的皮大王。祖孙住在老虎灶后头一个洞穴样黑暗的破屋内。弄前是繁荣似锦的淮海中路,霓虹灯在夜晚里闪闪烁烁。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了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开门是一条过道,越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在我时至今日的印象里,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从来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我们顺了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内。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的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了照片,她正面地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了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我们在一起有无穷稀奇古怪的游戏,在她家的晒台上或我家的花园里种葱,并立志要去考农学院。我们将种出来的葱夹在面饼里,吃得生腥满嘴。我们又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彼此都是那么的寂寞和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谁也瞒不过别人的耳朵。比如某某同学的父亲住在监狱,由于印假钞票判有多年的徒刑,比如某某同学家里是摆小书摊的,他常常带了一叠一叠的小人书来学校看;还有谁家的父母是山东南下的干部,家里家外说的都是山东方言,天天吃馒头,等等。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伙同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而终于支撑下来。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做共和国的好公民。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我当时听了就很怀疑,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并不是改变“成分”的意思。而她坚持说确实有这样一条可以改变“成分”的政策。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幸福快乐的她将一切都想得那么美好,年轻的共和国且又给人许多希望。后来,我常常想: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董小苹会怎么样?远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似乎从一开头就是这样: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很少好朋友,班上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学习优秀,参加公益活动也热心,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就总不那么满意的样子。而老师的态度也很微妙,记得有一次算术课上,她的课堂回答错了,窘迫而又憨态可掬地张着嘴,不料老师却恼怒地说:“伸什么舌头,又不是狗舌头!”老师的激怒使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奇怪,一直到我长成一个成人之后,才理解了这位老师复杂的心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生活,使许多人的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想到这里,我就发现,“文化大革命”以及这“革命”中许许多多残忍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两人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就这样,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小学虽不停课,却也乱了章法,成天闹闹嚷嚷的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一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吵到后来,在场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了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她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了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这些日子里,每天夜里我都不敢入睡,觉着红卫兵每时每刻都会破门而入进行抄家。我期待着他们敲门,心想:抄过了就好了。而他们终于没有来,不知不觉,童年就在这种焦虑与恐惧的等待中过去了。

这一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啊!就在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相继夭折,一个是患肝癌,另一个是急性脑膜炎。前一个拖了有半年时间,死后,她母亲托人叫我去她家取借给她看的小说书,那母亲将一叠保护得很好的书交给我,一边哭诉着她死前的情景。我望着她平日睡觉的空荡荡的阁楼,心里充满了虚无与茫然的感觉。后一个同学在一昼夜之间消亡,有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她给她们猜的一个谜语还没有告诉答案,现在谁也不知道那答案了,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猜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一周之内,红卫兵两次上门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最后一分钱,砸碎了家中最后一只完好的热水瓶。一日之间,全家做了贱民,从此,开始了凌辱与贫困的生涯。到第二年开春,我们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向自己的教室走去。后来,我们就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这一个人似的。中学的生活是那样无聊,或者坐在教室听拉线广播,或者坐在操场地上开大会,太阳烤得人头昏眼花。

后来,我去了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了。她信中还告诉了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在经过了那么样的时日之后,两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她问候了,不久,就收到了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以外,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的淘气,她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才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很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而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一九八〇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弯到我家。她剪了短发,穿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了头。我们互相谈了些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七八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七五年底病退回来直到七九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后来到了上海,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了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初中生,仅只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七七年的考试且又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六六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涌进了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而却考了理科。然后,到了一九七九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多少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归还,生活渐渐阔绰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与洋人脱离苦境,而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以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在天高气爽的秋季,那一个新生进校的场面,一定是非常激动人心。年轻和不再年轻的大学生们一同走进校门,谁会注意一个董小苹历经数年的奋斗呢?谁会知道她从什么道路上来?谁知道这一个沉默的总是生怕引起别人注意的女生,曾经有过一个灿烂美丽的童年,而在一切被践踏与毁坏的日子里,多少强大的男人都堕落了,销声匿迹了,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定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使之实现。在秋天这个入学的早晨里,有一个理想实现了。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写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与我的文友们谈天说地,将一个个自己或者别人的故事拿来搜乱出真理。我到邮局寄信,我到银行取款,我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我只是在菜场买菜,会有人认出我,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很大满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一些,而在那一些以外,自己还有一些什么呢?有时候,在最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起来,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隔阂着。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我很喜欢在她自己那一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十三平方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教育局工作。两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作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缩衣节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弦子对拮据的家境有承受的能力。她在八七年脱离编辑工作,专摘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在一十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水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详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兵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动手一起包一顿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就好像是插队的日子。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切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盘中取出针线,给儿子钉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了五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在这里,每度过的一日,都是勤勉而有意义的一日。

八八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五百元置装费大都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议应当做一件睡衣,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我不由想起幼年时她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这一个粗糙的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气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等,才透露出她埋藏很深的贵族气。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就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然后,她就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仅仅当作是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再没有想到,这一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是为了和他们作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时候,正值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涌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中,某一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到世界前列的日本国人滋生了傲慢。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二十三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她: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心,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到: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觉得她起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了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才又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一同回忆我们小时候活着与死去的同学,亲爱或并不亲爱的老师,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在我们离开的日子里各自的遭际与命运,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我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能够注意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一些是真实的,哪一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一些是虚假的,哪一些又是无聊的。

一九八九年八月

王安忆的同学董小苹 | 正午书架-爱读书

《成长初始革命年》,2019年9月译林出版社/活字文化出版。

—— 完 ——

题图:2019年9月9日,杭州,王安忆被浙江大学聘任为“驻校作家”,并开讲第一堂文学课。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王安忆,1954年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亲移居上海,“文革”期间赴安徽插队,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曾获“茅盾文学奖”,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称号,2011年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2017年纽曼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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