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既是影响中国抗战进程的关键变量，也是二战国际格局重构的重要脉络。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从初期的争取物资援助、寻求国际认可，到后期的推动同盟合作、谋求大国地位，始终在民族救亡的现实需求与大国博弈的复杂格局中艰难前行。《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研究》一书，以扎实的史料梳理为基，以宏观的国际视野为纲，跳出了“依附性外交”或“战略性胜利”的单一评判视角，将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置于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多重背景下全面剖析，既厘清了这一时期中美外交互动的完整脉络，更深入解读了外交背后的国力博弈、政策抉择与战略考量，为理解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演变及二战国际格局，提供了兼具学术深度与历史厚度的经典文本，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本书的核心学术价值，在于打破了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片面认知，以客观辩证的视角还原了外交实践的复杂全貌。既往研究对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评价多走向两极：或诟病其“对美依附”，过度妥协退让丧失外交主动权；或夸大其“战略成就”，将中美同盟的建立简单归为外交运作的成功。作者则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清晰梳理了1937至1945年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阶段性演变：从抗战初期的“低调求援”，面对美国“中立政策”与对日绥靖，艰难争取有限的物资与道义支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积极斡旋”，推动中美民间合作、促成美英对日制裁，为构建反法西斯同盟铺路；再到太平洋战争后的“同盟合作”，深度参与中美英苏协同作战，借助反法西斯同盟平台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直至抗战后期的“博弈制衡”，在援华物资分配、战后秩序构建等问题上与美国展开利益博弈。作者指出，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本质是弱国在大国博弈格局中的“谋势外交”——以民族救亡为核心目标，以国家实力为基本依托，以国际格局变化为战略契机，在妥协与坚守、依附与博弈中寻求最优解。其外交实践既有着弱国的无奈与局限，也展现出顺应国际大势、谋求国家利益的主动探索，这种客观辩证的解读，让读者跳出非黑即白的历史评判，得以看清这一时期中国对美外交的真实底色。
在研究视角上，本书实现了**“国家视角”与“国际视角”的深度融合，“外交实践”与“历史背景”的紧密勾连**，让单一的外交史研究拥有了更广阔的叙事视野。作者并未将国民政府对美外交孤立于国际格局之外，而是将其置于二战时期的全球视野中，清晰揭示出中国对美外交与国际格局演变的同频共振：美国对中政策的转变，始终受制于其全球战略布局——抗战初期的“中立”，源于其避免卷入战争、维护在华经济利益的考量；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全面援华”，是将中国作为牵制日本的重要战略力量的必然选择；抗战后期对国民政府的“既扶持又制衡”，则是为战后构建美国主导的东亚秩序铺路。同时，作者也将外交实践与中国抗战的现实需求深度结合，指出国民政府的每一次外交抉择，都围绕着“坚持抗战、争取援助、谋求国际地位”的核心目标展开：争取美援，是为了弥补中国抗战的物资短板，支撑持久作战；推动中美同盟，是为了将中国抗战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借助国际力量加速日本败亡；谋求大国地位，是为了在战后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维护国家主权与利益。这种将中国外交置于全球格局中解读，将外交抉择与民族救亡绑定分析的研究视角，让本书不仅梳理了中美外交互动的史实，更揭示了“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可谋势”的历史逻辑，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思维范式。
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在于以扎实的史料考据为支撑，对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关键节点与隐秘内幕进行精细化解读，填补了诸多研究空白。全面抗战时期的中美外交牵涉多方利益，史料散落于中、美、日等多国档案，加之部分外交决策具有机密性，既往研究对诸多关键问题语焉不详。作者广泛征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文件及相关人物回忆录、电文等一手史料，对诸多关键节点展开细致考证：从抗战初期胡适、宋子文等人的赴美求援细节，到《桐油借款》《滇锡借款》等援华协定的谈判过程；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推动美英合作的隐秘斡旋，到开罗会议上中国谋求领土主权与大国地位的外交博弈；从史迪威事件背后中美在军事指挥、援华物资分配上的利益冲突，到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美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应对策略。这些基于一手史料的精细化解读，既还原了外交谈判的真实过程，展现了谈判桌上的利益博弈与策略较量，也让读者看到，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并非单一领袖的独断，而是牵涉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不同官员的意见博弈，更受到前线战局、国内舆情、国际格局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这种对史料的严谨运用与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本书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研究的重要史料参考。
更为珍贵的是，本书在梳理外交史实的同时，深入剖析了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成败得失与历史启示，既不回避其局限与失误，也不忽视其历史意义与贡献，体现了客观理性的治史态度。作者明确指出，国民政府对美外交存在诸多先天局限与后天失误：受制于国力孱弱，始终无法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在部分问题上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让；外交决策体系存在弊端，派系争斗、权责不明影响了外交效率；部分外交举措过于注重短期利益，忽视了长期战略布局，为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埋下隐患。但同时，作者也肯定了其历史贡献：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通过持续的外交努力，争取到了美国的大量物资援助与国际道义支持，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保障；成功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让中国抗战成为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摆脱了近代以来“孤军奋战”的外交困境；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契机，谋求并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参与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为中国后续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这种客观分析成败得失的研究态度，让读者不仅能读懂这段外交史的史实，更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理解外交的本质是国家实力的延伸，同时也是战略智慧的体现——弱国的外交，既要立足自身实力，更要顺应国际大势，在妥协中坚守底线，在博弈中谋求发展。
此外，本书的研究更具有强烈的现实镜鉴意义。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对美外交，是弱国在复杂国际格局中谋求民族生存与国家发展的典型案例，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经验教训，对当下中国的外交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书中揭示的“外交必须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外交决策必须立足国家实力与国际格局”“弱国可通过谋势实现外交突破”等历史规律，跨越时空仍具有现实价值。同时，本书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梳理，也让我们看到，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利益博弈与战略互信展开，两国的合作与分歧，皆源于各自的全球战略与国家利益。在当下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重读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更精准地把握外交博弈的本质，更科学地制定外交战略。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研究》，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学术深度与现实意义的经典外交史著作。它以全面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对美外交为切入点，用扎实的史料考据还原了历史真相，用辩证的视角解读了外交实践，用宏观的视野揭示了历史逻辑，既梳理了中美外交互动的完整脉络，也剖析了弱国外交的成败得失，更展现了中国在民族救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借助外交力量融入世界、谋求发展。
这段外交史，不仅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谋存图强的生动写照。它让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外交，始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妥协中坚守底线，在博弈中谋求发展；它也让我们深刻理解，国家实力是外交的根基，战略智慧是外交根基，战略智慧是外交的灵魂，而民族利益则是外交的永恒核心。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部著作所展现的历史逻辑与经验教训，必将为中国的外交实践提供重要的历史镜鉴，让我们在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坚守国家核心利益，谋求更大的外交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