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的《六国论》，并非单纯的历史复盘，而是以战国六国覆灭的史实为笔，借古讽今书写的政论檄文。其文以“弊在赂秦”四字立骨，抽丝剥茧剖析六国破亡之因，字字铿锵间，既藏着对历史兴衰的深刻洞察，也寄寓着对当朝施政的拳拳警示，历经千年，仍有振聋发聩的现实力量。
六国地处关东，合纵则足以拒秦，连横则难免被各个击破，这本是战国格局中最清晰的博弈逻辑。然苏洵目光独到，未纠缠于兵戈胜负的表面，而是直指六国核心的弊病——贪一时之安，行赂秦之策。割城献地，看似换得片刻太平，实则让秦国坐收渔利，国力日盛；而六国自身，失地削权，民心离散，更在一次次妥协中磨灭了抗秦的志气。“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一譬喻道尽妥协退让的致命之处：强权面前，无底线的退让从不是求存之法，而是自掘坟墓的开端。六国之亡，亡在军事上的畏缩，更亡在战略上的短视，亡在未能坚守合纵抗秦的初心，终被秦国分而治之，逐一覆灭。
苏洵作《六国论》，时为北宋嘉祐年间，彼时北宋王朝面对辽、西夏的侵扰，奉行“岁币”政策，以金银布帛换边境安宁，与六国赂秦如出一辙。故而其文表面论六国，实则讽北宋：警示当朝统治者，若一味苟且偷安，重蹈六国赂敌覆辙，终将重蹈历史的覆辙。这种“借古鉴今”的写作旨趣，让《六国论》超越了单纯的历史评论，成为中国古代政论文的典范——以史为鉴，观照当下，让历史的智慧成为现实的镜鉴。这也是《六国论》流传千古的核心原因，它不仅解答了“六国为何亡”的历史问题，更提出了“国家如何存”的时代命题。
当然，从历史全貌来看，六国覆灭的原因是多元的：秦国商鞅变法后的制度优势、历代秦王的雄才大略、六国自身的内部分裂与政治腐朽，皆是重要因素。苏洵独取“赂秦”为核心，并非忽视其他原因，而是出于政论写作的现实需求——为了针砭时弊，刻意突出核心问题，让观点更鲜明，警示更有力。这种“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写作手法，并非对历史的曲解，而是政论文“有为而作”的必然选择，也让《六国论》的观点更具针对性与冲击力。
重读《六国论》，其价值早已超越了对北宋的警示，成为跨越时空的历史智慧。于国家而言，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风骨与志气，面对外部挑战，唯有团结一心、坚守底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于个人与集体而言，面对困境与挑战，短视的妥协换不来长久的安稳，唯有坚定信念、迎难而上，方能突破困局。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六国的覆亡是千古之殇，而《六国论》则将这一殇痛凝练成智慧，提醒着世人：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以志立身，方能守初心。
千年之后，再读“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仍觉字字千钧。那些沉淀在历史中的教训，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反而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清晰，成为指引后人前行的明灯，这便是历史的力量，也是《六国论》永恒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