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偶尔会在朗月之夜出来走走，这时的身体是轻盈的，月光是轻盈的，即便草间传来的声声虫鸣，也如此灵动、轻盈。脚下的土地在沉睡，远处的山野亦沉睡在一片朦胧之中，若非月光的裙纱，他简直以为这就是白天的景象了。“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拟挽歌辞·其三》）荒草茫茫，对于陶渊明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中年之后的陶渊明早已活在不悲不喜不忧不惧的情绪里，那萧萧的白杨似能说明一切，在严霜九月透露出一丝清寒的迹象。
而现在他再也感觉不到，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迁，以及因光阴更迭而带来的温暖与饥寒。他死了。
陶渊明设置了一个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时间黑洞，让所有的记忆和与记忆有关的事物变慢，直至最后凝结，凝结成一颗飘浮的孤独的星体。在这颗孤独的星球之上，他终于成为自己，成为活在草木万物之中的自己。荒野无人，即使有也是一些飘浮的灵魂，在他界，在与自己无关的时空里游荡。一座一座高低参差的坟茔，孤单运行，互不相扰。运送棺椁的马的嘶鸣远去，萧瑟的寒风吹来，一扇通向他界之路的门业已关闭，一切都深陷于沉默的轮回，一切都坠入一个遵循其原本运行轨迹的轨道之上，哪怕是千载万年，已无再次返归的可能。这是对另一种存在的描述，陶渊明早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十二首·其七》）在这里，原本的家成为暂时休憩的旅馆，而“我”就像一个即将远离的行客，去往那“南山旧宅”。这南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是行将归去寄托肉体与灵魂的归所。
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初秋，陶渊明病情加重，自感即将于当年秋天离世，遂写下《拟挽歌辞》三首，和一篇《自祭文》。古人天真，并不因死而讳言祭文挽诗，且在一时成了风习，有不少并非临终时所作，而是在闲暇、健康时的戏作而已，有的寄托以寓意，有的显露以辞藻。宋代曾端伯曾说：“晋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为挽歌，每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袁山松遇出游，则好令左右作挽歌。类皆一时名流达士习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为悼亡之语而恶言之也。”或许，陶渊明为自己作挽歌时也是这样的心境？但此时的他既非名流也非达士，更无戏谑的心情，他在《与子俨等疏》中分明写道：“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他感到了生命之重正在剥离，体内的力量正在一丝丝游离、消失，所以才会眷念自己的亲人，才会心有戚戚，因“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带来的穷苦而心生愧意。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自祭文》）这是生命的最终时刻，天寒夜长，草木黄落，所有的亲人面目肃然，站在一旁。之所以说陶渊明在作祭文挽诗时绝无戏谑，是因为他本身的经历与心灵履痕与他人完全不同。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见证了死亡来临的恐惧，一个八岁的孩子在面对即将逝去的父亲时，不可能不心感绝望与悲痛。十二岁庶母卒，三十岁丧妻，三十七岁丧母，并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以祭奠已故的外祖孟嘉，四十一岁程氏妹卒于武昌……这一次次的生死别离，也是陶渊明对生死体悟的过程，一个个曾经无比熟悉生动的面孔，在闭上眼的那一刻宣告了与世永别，也一次次拨动着他那比着常人更为敏感的心弦。
岁月的飘忽不定和人生的短促无常，让陶渊明发出对生命易逝的感慨。“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他对秋天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草木风霜中看见生命演绎的轨迹，人自古难免一死，而这死亡的恐惧让人如此忧心，所以最后还是落在了酒上，“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从流年易逝到浊酒自陶，陶渊明此间跨越了更为久长的心路历程。
死是怎样一回事情，或许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认知。有人以为生命是一个无限循环，从此世到彼世不过是转瞬之间；有人会借以声名的追逐，以期让自己不朽，形体的毁灭会以“名”的形式流传更为久远；更有寻仙求道者，借药石丹丸的“神力”，以期幻化为“世间有松乔”的神仙，长生于山林野莽。
而陶渊明的生死观则更倾向于自然的迁化。“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十二首·其三》）但这种自然之死并不等同草木枯荣，秋天结子的莲房，在春天原是艳丽的荷蕖；寒霜枯萎的野草，会在下一个春天复苏。而人呢？“我”一旦死去就不能重生于世上，眷念往昔，怎不让人断了肝肠？“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拟挽歌辞三首·其一》）有人出生有人死亡，即便是早一点死去也算不得生命短促，昨天还同样为人，今天就成了判官簿上的一员。至于魂魄，到底飘向了何处，只留下一具干枯的形体被装进了棺木。直面死亡，或许是人之为人最大的收获，一个人生于世间早晚都会离去，去面对那未知的空茫与虚无。
经历过死亡的陶渊明也许早早就体会到了生之价值和死之含义，四十一岁是他归隐的时间，同时也是他对死亡体悟更为深刻的分水岭。面对那些逝去的故人，他除了留下白纸黑字作为祭奠再无更好的办法，或许忘记就是缅怀，或许活出自我才是最大的深情。他履行着自己的践约，归隐田园，在务耕闲余时读书作诗，并偕同家人一起分享这短暂的生命所带来的欢愉时光。“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五首·其四》）山泽与莽林，徘徊于丘垄之间，发现这里曾经是有人居住过的地方。老井，残灶，以及遗留下的桑与竹的枯干枝条。问，采薪者的回答似在意料之中，死了啊，都死了，所有的人与物都化作一缕风烟消失在时间之外。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啊，从幻化中来，到空无里去。《还旧居》中亦有这样的场景：“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这诸多的景象所带来的物是人非之感，让人平添了几多悲怆，在时间面前，原来生命真的如此脆弱。
但他需要纾解，需要从死亡的压抑中挣脱出来，用一种更为平常的视角去看待这永世的别离。“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周家墓柏下埋葬的也是故人，并且是与陶氏家族有世姻的故交之墓，所有的繁华散去，这明媚，这绿酒，这清吹，这鸣弹，都化作了一种放旷的欢娱——尽管这欢娱中似有悲戚。黄文焕在《陶诗析义》卷二中说：诗的最后两句“结得渊然。必欲知而后殚，世缘安得了时？未知已殚，以不了了之，直截爽快”。这爽快中分明掩藏着对人生无常难以了之的哀伤与无奈。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这是对生的描述，也是陶渊明对自己几十年来世俗生活的素描，天高地阔，而我是生长生活在大地上的物种之一，生而为人，经历了“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的窘迫，而又因“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厌弃了行旅生涯，从而归返于自然的怀抱。乐天委分，是陶渊明此生最大的收获，就像那漫山遍野的花果草木，听凭自然的运化，时间的安排，纵浪于大化之中。
而现在，他终于来到了时间的隘口，朗月辉照夜空，不用太费力气就可以找到那个行止坐卧多年的肉身之所。
活着的时候无酒可饮，死后的桌案上却倒满醇美的酒浆。他在肉身，他在尘埃，他在清澈的月光中，似乎看见了往日虽有些窘迫却美好的诗酒年华。那个人往来于田畴阡陌，滴露沾湿了衣裳，身披简陋的粗布衣衫，荷锄而归。那时的月也如现在一样清朗，那时的田野也如现在长满了庄稼和野草，那时的亲人即便默默无言，也能从眼神中听懂彼此的心曲……可此时，他们在哭泣，哭那个渐渐僵卧的身躯，唤之无音，视之眼神淡逝了光芒。“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拟挽歌辞三首·其二》）他一时分辨不清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就如当年在写下《形影神》时，神与形互为交换，形与影相为酬答。
陶渊明在《形影神》中充满了思辨精神，通过三种生命形态互为辩证，互为关照，互为存在。东晋末期的佛道玄思想的泛滥，促使陶渊明思考。一方面是净土宗宣扬神不灭，信佛可以通过轮回获得来生的幸福。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是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白莲社。元兴三年（404年）慧远创作了《形尽神不灭论》，义熙九年（413年）又创作了《万佛影铭》，提出“体神入化，落影离形”的说法。朱自清说“陶诗里实在也看不出佛教影响”的痕迹，“幻化”“空无”来自《列子》《淮南子》。陈寅恪亦有言，陶集中“绝不发现其援引释典的文字”。由此可见，陶渊明虽受《列子》生命虚无论的影响，但与释典中的“幻化”与“空无”还是有所区别，只不过是同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共有的人生体验。而对于儒家来说，儒家哲人普遍对死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未知生，焉知死”，并以此为借口追寻留名后世的多种可能，演变为“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集中体现了儒学教条所暴露出来的本质：“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者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这时人们才发现，除了个体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被说成是生命目的和价值之所归的仁义原来是扭曲生命的桎梏，与仁义相关的那些气节、操守、礼仪、道德通通是假的”（戴建业《澄明之境》）。当然，陶渊明更不相信道家羽化成仙的那一套，即便陶渊明所属的南方溪族也为天师道世家，从弟敬远也是一位虔诚的天师道信徒，对“遥遥帝乡”始终怀着好奇的憧憬，“遥遥帝乡，爰感奇心。绝粒委务，考槃山阴。淙淙悬溜，暧暧荒林。晨采上药，夕闲素琴”（《祭从弟敬远文》），但仍然在刚过三十的时候与世长辞，再也没有回还之日。
所以陶渊明认清了生命的本质：“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形影神》）在这个薄凉的人世，无论老少贤愚，终不能摆脱一死。即便是立下良善与节义之名，也未必能有人永远记得并称述。
陶渊明或许已超然于死亡，超然于那个在世间苦累的形体，以及因政治或其他所带来的情感苦闷，归隐之后的他是静穆的，是“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之后的平静与欣喜，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安宁与自足，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然与冲淡。“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祭文》）短短一生，有的人害怕一无所成，不舍得放弃一点光阴，但生存与活着才是世上最珍贵的，死后亦为人所念。他是满足的，或者说对此生的某些抉择是感到快意的——外界的荣宠并非自己真实的光环，污浊的世道也未必能染黑一个人洁白的心地。超拔于穷巷草庐，可酣饮，可赋诗；脱然于命运，用自己的所知所识填充自己，直到死去无所遗憾。
他知道自己所选择的那条路，如今一眼望去虽坎坷崎岖，但却总算了无遗憾。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亲人的牵挂与担忧，还有“饮酒不得足”的失意与怅然。而这些都已远去了，他在《自祭文》的结束，依然做出了一切从简的安排：“寒暑愈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寒暑交替，死亡是灵魂的另一种存在方式，亲友们早早赶来，只是为了送我一程。棺柩安放着我的灵魂，墓门在萧萧的冷风中敞开。不要起坟冢，不要栽墓树，这一切都是为了遗忘，都是为了将此生此命化之于万物草木之中。
伤别离，他的眼中并无泪滴，这是每个人命定的旅程，从此世到彼世，“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拟挽歌辞三首·其三》）。朗月辉映的夜空，似虚空，似幻化，似一无所有，作别的是相送之人，各自还归。有人哭泣，那是亲人传出的悲声，有人欢笑，那是他人在欢歌。死去啊，死去，我的眼中有树将生发出新的枝条，我的身体已长眠于青山的怀抱，托体同山阿，这一声托付里有我重峦叠嶂的一生，起起伏伏，终归于沉寂。
宋长征，山东省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作品》《边疆文学》《滇池》《天涯》《湖南文学》《清明》《2016中国文学年鉴》等文学报刊及年度散文选本。出版散文集《住进一粒粮食》《乡间游戏》等多部。获山东省第三届泰山文艺（文学创作）奖、林语堂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