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裔作家李翊云的《鹅之书》，以二战后法国乡村的少女情谊为索，以写作的名义展开一场关于叙事权力、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的深度博弈。这部斩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的作品，既是她最具自传色彩的生命回望，也是其对文学创作本质最锋利的叩问。李翊云以冷峻如刃的文字，将两个女孩的命运缠绕于纸页之间，在鹅群的嘎嘎声里，剖开了亲密关系的复杂肌理，也道尽了每一个书写者与被书写者的生存困境——我们如何讲述过去，便如何被过去塑造；谁掌握了叙事的笔，谁便拥有了定义世界的权。
《鹅之书》的叙事，始于一场永恒的缺席。二十七岁的法比耶娜因难产离世，这则消息以家书附言的轻描淡写，穿越大西洋抵达定居美国的阿涅丝手中，没有痛哭与崩溃，只有沉默背后的笔锋乍起。这场死亡，成为阿涅丝的“假释文书”，让她终于有勇气直面那段被尘封的青春：二战后荒凉的法国圣雷米，十三岁的阿涅丝与法比耶娜相依为命，聪慧叛逆的法比耶娜以口述挥洒天才想象，温和顺从的阿涅丝以笔尖凝固故事形态，两人合写的书最终只署阿涅丝之名，从此命运殊途——阿涅丝跻身巴黎、伦敦的精英文学圈，成了众人追捧的“农村神童”，法比耶娜则留守乡野，在喂猪赶鹅的庸常里走向生命终点。李翊云以死亡为叙事起点，让阿涅丝的回望成为一场迟到的“真相书写”，而这书写本身，又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虚构：当记忆被文字固定，真实便早已在取舍中变形，这恰是小说最精妙的元小说巧思，让读者在阅读中不断追问：究竟什么是真实？谁才是故事真正的主人？
叙事权力的流动与博弈，是《鹅之书》的核心灵魂。这场博弈，始于两个少女的写作游戏：法比耶娜自诩为故事的创造者，坚信口述的灵光才是创作的本质，将阿涅丝视作被动的“记录者”，甚至主动提出由其单独署名——她以为自己掌控着创作的核心，却不知当故事从飘忽的语言变为确定的文字，权力便已悄然易主。文本一旦诞生，便脱离了原创者的掌控，成为可被出版、解读、标签化的客体，阿涅丝因署名获得了公众认可的“作者身份”，也被迫背负起外界对“天才”的期待与规训，而真正的创作者法比耶娜，却被文学机制拒之门外，成了自己故事里的隐形人。这是创作的异化，也是权力的悖论：法比耶娜以拒绝署名对抗世俗规训，却最终被规训吞噬；阿涅丝以被动接受开启书写，却在扮演“天才”的过程中，逐渐觉醒了讲述的力量。而当法比耶娜离世，阿涅丝成为唯一的讲述者，她笔下的“法比耶娜”，早已不是那个野性的乡村少女，而是被她赋予意义的镜像——此时的叙事权，彻底归属于活下来的人，而所谓“真相”，不过是讲述者为过往寻找的合理注解。李翊云借此解构了传统的“作者权威”，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所有的记忆都是叙事的建构，所有的讲述都是权力的宣示。
小说中的核心意象，皆为权力与自我的隐喻，而“鹅”是其中最鲜活的符号。鹅是法国乡村最普通的家禽，既无天鹅的优雅，也无鸡的顺从，只有笨拙却固执的存在感，恰如阿涅丝的人生处境——她既非法比耶娜般的天才，也非全然的庸才，而是在被定义与自我寻找之间挣扎的普通人。儿时的法比耶娜喂鹅，是乡野生活的底色；成年的阿涅丝在美国的后院养鹅，被婆家人称作“鹅妈妈”，这一称呼带着对“无子女妇人”的刻板评判，却也成了她的精神归处。阿涅丝的养鹅，是对世俗标签的温柔反抗，也是对自我的重新定义：她从被外界塑造的“天才作家”，回归为一个与鹅相伴、耕耘菜地的普通人，在鹅群的嘎嘎声里，摆脱了叙事的绑架，获得了真正的自在。而“鹅”的意象，也暗喻着文学作品的命运——它如同乡村的鹅，始终面临着被简化、误读的危险，评论界的标签化解读，恰如人们对鹅的刻板认知，剥夺了作品自我生长的可能。此外，“橙子与刀”的隐喻，精准道破了阿涅丝与法比耶娜的关系：法比耶娜是那把锐利的刀，主动切割、创造，却终究在消耗中走向消亡；阿涅丝是那枚丰盈的橙子，看似被动，却在被“切开”的过程中，释放出属于自己的香气与滋味。刀与橙子，是操纵与被操纵，也是成就与被成就，她们的关系，恰如所有亲密关系的缩影，在爱与依赖、嫉妒与恐惧中，彼此缠绕，彼此成就，又彼此伤害。
李翊云对亲密关系的刻画，冷峻而精准，没有甜腻的温情，只有入骨的真实。阿涅丝与法比耶娜的情谊，是荒凉岁月里彼此唯一的光，却也藏着隐秘的操控与心甘情愿的臣服。法比耶娜以天才的光芒吸引着阿涅丝，也以强势的性格掌控着她，她将自己的想象托付给阿涅丝，也将自己的人生期待压在她身上；阿涅丝依赖着法比耶娜的光芒，也在这份依赖中失去自我，她的书写，既是对法比耶娜的成全，也是对自己的囚禁。李翊云写下她们之间的复杂情感：“快乐应当像蓟和狗舌草一样。苦痛应当犹如珍奇的兰花。”快乐是平凡却坚韧的，如乡野的杂草般随处生长；苦痛是珍贵却刺人的，如幽兰般藏着隐秘的芬芳。这份对情感的精准捕捉，让故事跳出了“闺蜜反目”的俗套，成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亲密关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在爱与恨、掌控与臣服、成就与消耗中，构成了生命的底色。而法比耶娜的死，让这份复杂的情感有了出口，阿涅丝的书写，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为了还原，而是为了安顿——安顿那段无处安放的青春，安顿那个被法比耶娜的光芒遮蔽的自己。
作为用英语写作的华裔作家，李翊云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藏进了阿涅丝的命运里，让《鹅之书》成为一场跨越国界的自我寻找。阿涅丝离开法国，定居美国，在异国的土地上养鹅、写作，以距离获得审视过往的自由；李翊云离开中国，以英语为书写语言，拒绝将早期作品译为中文，以语言的隔阂，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书写空间。她们都是“异乡人”，都在离开中寻找自我，都在讲述中完成自我确证。阿涅丝用书写对抗过往的魔咒，李翊云则用书写对抗生命的无常，正如她所言：“我拒绝和解，但我接受现实。”这份近乎决绝的接受，让《鹅之书》跳出了个人记忆的小格局，成为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回应：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讲述者，都在为过往寻找意义，都在讲述中与自我和解，与现实博弈。
李翊云的文字，是《鹅之书》最动人的底色。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教授，她的文字素以精准、冷峻著称，拒绝浮华的修饰，以简练的名词与动词构建情感张力，如刀刃般直抵核心。她写阿涅丝得知法比耶娜死讯后的平静，写两人在乡村的相依为命，写阿涅丝在精英圈层的身不由己，没有大悲大喜的铺陈，却在细节里藏着汹涌的情感，让读者在冷静的文字里，感受到刺骨的真实与温柔的悲悯。这种语言风格，恰与小说的主题相契合——当世界本身充满荒诞与复杂，唯有简洁的文字，才能承载最厚重的思考。
《鹅之书》终究是一部关于“书写”的书，也是一部关于“生存”的书。它写尽了写作的诱惑与危险，也写尽了亲密关系的复杂与美好；它解构了叙事的权力，也诠释了讲述的意义。阿涅丝在鹅群的嘎嘎声里，完成了对过往的书写，也完成了自我的觉醒；而李翊云则在纸页之间，完成了对创作本质的追问，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安顿。小说的最后，阿涅丝的鹅群终将繁衍，她的书写也终将落幕，而那些关于叙事权、真实与虚构的思考，却永远留在了读者心中。
鹅鸣渡洋，笔落生权。在这个人人都在讲述的时代，《鹅之书》提醒着我们：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权力的宣示；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自我的寻找。我们以笔为刃，切割过往，定义自我，也以笔为舟，渡越岁月，安顿灵魂。而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拥有绝对的叙事权，而是在讲述中，看清自己，接纳自己，最终成为自己生命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