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以五百八十余条札记荟聚元代典章制度、社会百态、艺文掌故，堪称“元代小型社会百科全书”，更是研治蒙元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笔记。然其版本流传千年，歧异丛生，旧本或臆改、或讹脱，致文本原貌隐没，史料价值难彰。陈晓伟、王岩校证的《南村辍耕录校证》（中华书局版），突破既往仅重版本对校的整理范式，以版本谱系重构为基，史源考辨为核，融版本对校、他校、理校于一炉，为这部经典笔记献上迄今最精善的整理本。其不仅厘清了《辍耕录》的版本源流、还原了文本原始面貌，更构建了古籍整理的新范式，为宋元笔记类文献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学术借鉴。
这部校证本的首要突破，在于厘清了《南村辍耕录》尘封已久的版本谱系，颠覆了学界对其底本的传统认知。长久以来，明成化十年戴珊刻本（十行本系统）被视作《辍耕录》最早刻本，后世整理本皆奉其为圭臬，嘉靖玉兰草堂本亦因“文字看似精善”被多次选用。然校证者通过目验海内外五部珍本、考辨林克贤后序等文献，首次清晰勾勒出独立于十行本之外的十二行本系统——其初刻于明成化八年，较戴珊刻本早两年，且自成流传脉络，为更接近史源的早期版本。校证者更将十二行本析为A、B、C三系，确证上海图书馆藏沈涛旧藏本（A系）为其中文字错讹最少、最贴合史源的底本，同时指出玉兰草堂本原是十二行本与十行本的混合改刻本，多有无据臆改，戴珊刻本则存在大量文字讹误与脱漏。此番版本谱系的精准重构，不仅纠正了“元刻本”的旧误，更让《辍耕录》的整理有了科学的版本坐标，为后续厘本求真奠定了坚实基础，堪称《辍耕录》版本研究的里程碑式突破。
校证本的核心价值，在于以史源考辨为标尺，超越单纯的异文比对，实现了“探明史源以证文本”的深度整理。《辍耕录》成书于陶宗仪避乱松江之际，多直录、节略宋元文献，仅可考见的史源即达百六十余种，然旧本整理仅止步于不同版本的异文对校，难判孰近原貌。校证者深谙其文本特性，将史源考辨作为校勘的最高标准，逐一条目追溯史料源头，以《说郛》《山居新语》《洞天清禄集》等同源文献为依据，判断版本文字优劣、考订内容正误。如卷三“正统辨”条，以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为史源，纠正戴珊刻本“纲目作编目”“脱述字”等多处讹误；卷十七“古铜器”条，比对《洞天清禄集》，确证十二行本“尚带土气”“惟流传人间”为原文，戴珊刻本“腥气”“世间”系传抄之误；而“唐兼用楷隶”一句，更据史源补出旧本阙失的“兼”字，驳正了玉兰草堂本无据删改、戴珊刻本“唐秦”形近致误的问题。这种“史源为纲、版本为目”的校勘方法，让文本校正不再是无据的文字取舍，而是有史料支撑的科学判断，真正实现了“探其源，证其真”。
尤为可贵的是，校证本在校勘精审之外，更兼顾学术性与实用性，让整理本成为研究元代历史的便捷工具。校证者以上海图书馆沈涛旧藏十二行本为底本，通校黄裳旧藏本、铁琴铜剑楼旧藏本等珍本，参校戴珊刻本、玉兰草堂本等，对异文处理秉持“审慎客观”原则：对传抄刊刻的讹、脱、衍、倒，有确据则予校正；对无史源可考的独家记载、诸本并存的异文，不强行统一，而是在校记中悉数列出，保留学术探讨空间。其更以“校记”“考证”相区分，校记罗列版本差异、厘正字讹，考证则核查史源、辨析文献渊源，层次清晰，考辨精当。附录部分的**《史源检索表》**，更是校证者的匠心之作——将《辍耕录》各条目与史源文献一一对应，极大便利了学者溯源查考；而新编的各本序跋、参考文献，亦为研究《辍耕录》的版本流传与学术史提供了完整资料。这种“整理与研究并重、校勘与检索兼顾”的体例，让这部校证本不仅是一部精善的文献整理成果，更成为研治《辍耕录》乃至元代史的重要工具书。
《南村辍耕录校证》的学术意义，远不止于为一部经典笔记正名，更在于为古籍整理，尤其是笔记类文献的整理，树立了可资效仿的新范式。宋元笔记多为随手札记，史源错综、版本繁杂，若仅执一“善本”对校，易为后世臆改所蔽，难以揭示文本生成与流变的复杂层次。校证者所践行的**“版本谱系重构—史源深度考辨—精细校勘整理—实用附录编纂”** 路径，打破了“是非式校勘”的局限，践行了“源流式校勘”的理念，既尊重文献的生命历程，又以史源为据还原文本原貌。这种方法，精准契合了笔记类文献“采撷宏富、史源多元”的特性，为《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同类文献的整理提供了重要借鉴，推动了古籍整理从“校字”向“探源”的深度进阶。
陶宗仪辍耕于野，积叶成篇，终成《南村辍耕录》；陈晓伟、王岩沉潜故纸，探源证史，方有此《校证》问世。这部校证本，以扎实的版本研究为基，以精深的史源考辨为核，既让《南村辍耕录》摆脱了千年版本讹误的桎梏，重现其文本原貌与史料价值，又为古籍整理开辟了新路径。在蒙元历史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这部校证本的问世，无疑为学界提供了最可靠的文本依据，让这部元代经典笔记的史料价值得以充分彰显。
探源以证史，厘本以求真，此乃古籍整理的初心，亦是《南村辍耕录校证》的学术底色。这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实用价值的整理本，不仅是对陶宗仪著述的最好传承，更是当代古籍整理研究的典范之作，其价值必将在元代史研究的历程中愈发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