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长廊中，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绝非一篇单纯描摹山水的文字，它更像是一曲困厄之士的精神独白。作为“永州八记”的开篇之作，这篇游记以极简的笔触勾勒西山之奇，更以深沉的意蕴书写了作者贬谪永州后，于山水间寻觅自我、挣脱苦闷的心灵历程。文字清峻冷峭，意境孤高幽远，于寻常登临宴游之中，藏着不与世俗同流的嶙峋风骨，堪称唐代山水游记的巅峰之作。
此文的精妙，首在于以“始得”二字立骨，写尽心境的转折与觉醒。文章开篇便直言，作者贬居永州后，常与友人遍游周边山水，“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彼时的游览，不过是“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是为排遣贬谪的忧闷而作的漫无目的之游，山水于他，不过是消解愁绪的寻常景致，“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开，开几轮；轮则更开，开则卧；卧而梦”，看似放浪形骸，实则内心的迷茫与郁结从未消解。直至偶遇西山，登高远眺，才恍然惊觉：此前的种种游历，皆不能算作真正的“游”，唯有此番与西山的相遇，才是灵魂与山水的真正契合。“始得”二字，既是对西山之游的定性，更是作者心境从沉沦走向澄澈的分界。一字之差，境界顿出，将此前的浑噩与此刻的清醒、此前的浅尝辄止与此刻的酣畅淋漓，做了鲜明的对照。
其艺术魅力，更在于以简笔写奇景，于无声处现磅礴。柳宗元写西山，摒弃了铺陈渲染的俗笔，仅以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西山拔地而起的孤高之姿。“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站在西山之巅俯瞰，周遭的山峦沟壑皆如蝼蚁丘穴，天地万物尽收眼底，那份“尺寸千里”的壮阔，瞬间涤荡了作者胸中的块垒。他写宴游之乐，亦无丝竹繁弦之盛，唯有“攀援而登，箕踞而遨”的自在，唯有“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莫得其穷”的忘我。此时的西山，不再是一处单纯的山水胜景，它化作了作者精神的栖居之所。作者与天地精神往来，与自然融为一体，此前的贬谪之苦、人生之困，皆在这辽阔的山景中烟消云散。这种以极简笔墨写极阔意境的手法，正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独到之处——不写形而神自现，不着情而情自深。
而此文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借山水之游，抒孤介之怀，完成精神的突围。柳宗元被贬永州，本是政治失意的坎坷际遇，他笔下的西山，亦带着一份不与群峰为伍的孤高。它“特立”于众山之上，不趋附，不迎合，恰如作者坚守正道、不肯屈节的人格写照。宴游西山的过程，便是作者与自我对话、与天地和解的过程。当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已然超越了个人的悲欢得失，在山水的永恒中寻得了精神的慰藉与尊严。这份从自然山水中汲取力量、于困厄之中坚守本心的态度，让这篇游记超越了一般的写景之作，成为千古失意文人的精神图腾。它告诉世人：纵使身处逆境，亦能于山水间寻得一方天地，安放自己的孤怀与理想。
《始得西山宴游记》的不朽，更在于它开创了山水游记“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范式。此前的山水文字，多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摹，而柳宗元却将个人的遭际与心境全然融入山水之中，让山水成为人格的投射、精神的镜像。此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皆延续了这种“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的写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不仅是唐代散文的革新之作，更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史的重要篇章。
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这篇游记，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西山之巅的清冽与旷达。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以朴素的文字、深沉的意蕴，打动着每一个在困境中寻觅方向的人。这便是经典的力量——于山水之间见天地，于天地之间见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