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80年，唐德宗建中元年，由当朝宰相杨炎主导的税务改革拉开了序幕，日后被史家称之为“两税法”的新税法，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单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两税法”是一场充满“进步意义”的改革，它废除了以往征收谷物、布匹等实物的做法，统一改为征收金钱，每年征收两次，从实际角度上，它极大地简化了税务工作，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下税法的一次蜕变。
除了两税法之外，当时的唐朝还在军事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放弃了以往的府兵制，实行募兵制：由国家统一遴选适龄的男丁进行从军，为其发放衣食，进行训练，养成职业军团。
相较于以往的府兵制，募兵制能够极大的避免浪费，它减少了不同地区士兵往来路途的损耗，军队维护成本大大降低，每年都能省下大批钱粮。
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无论是两税法还是募兵制，都是“进步”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虽然改革闹得如火如荼，唐朝的国力还是一步步下降了，最终在一百年后的公元907年，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这让人不由好奇，唐朝改革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为什么会使得国家进一步跌入深渊？
覆灭的开端：被动的改革
想要理解唐朝的这两次改革，我们必须先着眼于唐朝改革之前的情况，在两税法和募兵制之前，唐朝实行的是“租庸调”赋税制度和府兵制。
而这二者，则根植于“均田制”，均田制最早创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将国家土地按人头平分，来促进生产力。
与魏晋南北朝不同的是，唐朝的这一制度则更加的“大方”。李渊在建立唐朝之时，为了能够让百姓休养生息，便规定，只要是年满二十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一百亩土地，等到其步入老年以后，再由国家将这些土地回收，重新分配给年轻的公民。
正是基于这一政策，唐朝形成了“租庸调”赋税制度：每到春秋两季，官府会对全国百姓进行抽成，收缴税费，或粮食，或布匹，进而使得整个国家顺利运行。
均田制或许听起来十分不靠谱，但是在唐朝早期的时候，它的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但使得国家生产力极速飙升，还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堪称双赢。
由于人人都有土地，都能够过上好日子，因此在这一阶段，唐朝在推行府兵制时候就游刃有余了：唐朝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兵农合一，平时在操持田地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会跟随当地部队进行训练，成为国家的预备役，到了战争时期，则拿上武器从军打仗。
全民当兵看似劳民伤财，但是在当时百姓普遍参与积极性很高，府兵不但会自己准备参战武器、盔甲马匹，甚至还会每年到所在州府例行服役，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到长安城天子脚下服役。
府兵制下当然也是有常备军的，在当时全国都有设置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只要你当兵当的好，那么就可以一直当下去，国家还会对税务方面给予减免。
整个府兵制实行下来，不仅仅节省了国家的军费开支，还保障了经济农业建设，最重要的是，再这样的体制之下，人人都还过得不赖。
这是唐朝的幸运，也是老百姓的幸运。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终有瓦解的一天，唐朝建立初期，由于人口较少，江南地区还有着很大的开发空间，均田制尚且能够维持下去，然而，随着人口逐渐爆发式增长，再加上土地兼并现象此起彼伏，这套制度没有运行多久，就玩不转了。
首先，国家没有足够的土地进行分配，其次各种地方豪强浮现，利用手里的权力大肆兼并，致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脱离政府的管控，最终，均田制被迫瓦解。
“租庸调”税费制度和府兵制都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因此到了这一步，唐朝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
唐朝的悲歌，两税法的失败执行
唐朝的改革简单理解，可以算得上是从一个“大同封建王朝”到一个“普通封建王朝”的过度，它并不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而是唐朝开始灭亡的标志。
均田制的瓦解，意味着唐朝必须在短时间内，从一项新制度里凑齐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人力和资源，这种突然转型对于整个帝国造成了巨大的混乱。
唐朝实行“两税法”初期并未想要藉此压榨百姓，但是当各地州府开展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衍生出了种种乱象。
由于在此之前国家从未征收过现钱，很多东西缺乏量化指标，一斗粮食在不同地区价格也不同，有的官员趁机改变价码加收，私加税款的现象此起彼伏。
除此之外，由于两税法只征收现金，一些粮食商人也找到了“捞偏门”的方法，他们吃准老百姓在缴税日期内急于变现，便联起手来压低粮价，百姓为了缴税，不得不贱卖自己辛苦一年的劳动成果，久而久之，百姓日渐贫穷，贪官污吏却个个肥的流油。
在原来的“租庸调”制度中，百姓虽然也要缴税，但标准透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一点从“租庸调”三个字便能够看出，“租”指得是租种政府分配给百姓的土地，以粮食作物来付款，也就是缴税，“庸”指得是成年男子要负责在农闲时训练，或者做一些无偿劳动，都是为了国家，谁也贪不着，“调”和“租”类似，指的是将布帛之类的产品直接交给皇家机构，也算是赋税的一种。
“租庸调”制度有着一套严格的固定标准，每个人需要缴纳多少税，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不会因为某一个地区富裕而增加，也不会因为某个地区贫穷而减少。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整个唐朝的税收体制还是比较简单透明的，做好“租庸调”，万事不用愁。
可现在变为了两税法，事情就复杂起来了，百姓不单单失去了国家分配的土地，还要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
唐朝中后期，北方大片领土已经沦为战区，人口骤减，但是，当地的官员却仍然不肯降低税款，因此使得分配到每个人的头上配额愈发之多，甚至已经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在这一阶段，无数人选择背井离乡，搬到南方和偏远地区，而这也更加加剧了土地兼并。
从这时开始，每一个百姓都不再是为了国家而活着，再也没有人愿意自发购买盔甲武器，走上战场，唐朝立国之本的“府兵制”，也就此瓦解。
对于唐朝中央朝廷而言，民间的变化他们当然是看得见的，不过此时，也无从进行制止，因为战争已经接踵而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军事开支急速飙升，对于唐朝中央朝廷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大量的资金，而如果再像以往那样慢悠悠的实行“租庸调”，恐怕等到百姓的税到账，叛军都打进长安了。
为此，他们宁愿向征收税款的人，也就是地方官员进行妥协，允许其趁机中饱私囊。
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讲，“两税法”绝对不是什么坏条例，在唐朝发起两税法之后的日子里，这一法案又延续了长达八百年的时间，受到无数王朝的青睐。
但是，想要真正发挥出新法的好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进行实时监督，可此时的唐朝显然是不具备这一点的，安史之乱时期，唐朝一度沦丧了半个国土，以及长安洛阳两个首都，甚至其中央政权还要依靠地方来进行维系，这样的条件下，监督是无从谈起的。
如果说此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明的王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它就坠入了漩涡，只能眼睁睁得看着自己的国力被叛军、被贪官污吏一点一滴的卷走。
兴于军事，毁于军事
除了两税法之外，募兵制也是一项被动的改革。
早期府兵制时期，唐代沿袭了南北朝的军功勋赏制度，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军功，人人都能够飞黄腾达，然而，到了唐中期，虽然天下仍旧涌现出无数有功之臣，但是唐朝朝廷已经无力进行封赏，百姓积极性降低，兵源骤减，最终，朝廷只能改变制度，改成了直接花军饷来拉兵。
这样做的好处是兵员职业化，士兵就是士兵，无需种地糊口，战斗力更强，而且百姓无需每年武装训练，或者到州府驻防，节省了劳动力，但坏处是，就连发军饷的钱，唐朝朝廷也付不出来，只能层层下放权力，由地方节度使进行包揽。
到了后来，唐朝甚至直接将军事统领、财政支配、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全部下放给了节度使，直到这一步，节度使俨然已经成为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募兵制，顾名思义，当然是谁发钱就听谁的，慢慢的，士兵们只知有将军，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唐朝晚期时，在全国各地都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兵制的转变。
以往的士兵军农不分家，除了在部队里吃粮，他们更大一部分生计来源是国家给的土地，正因如此，才会死心塌地的效忠国家。
可现在，士兵把将当兵作为一种职业，非但不会对国家心存感激，甚至当唐朝朝廷对节度使进行削藩的时候，还往往会受到藩镇节度使和藩镇士兵的联合反抗，更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军队哗变的情形。
节度使权力大了，战斗力自然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项改革最初实行的十几年时间里，河西节度使萧嵩、陇右节度使张忠亮、朔方节度使李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均在与吐蕃的战斗中大胜，”拓境千馀里”。
但节度使的实力此时已经大到了超出中央控制的地步，最终唐廷只能做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拉起几派，相互制衡。
唐朝中期开始，基本上节度使就形成了西北派：安西、北庭、硕方三家，东北派：河东、平卢、范阳三家，关中派：河西、陇右两家，以及南方派的剑南、岭南。
原本这也不失为一个好招，至少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留有后手。
但是，老年昏聩的唐玄宗居然一口气将平卢、范阳、河东，东北三家节度使同时封给了安禄山，这直接使得权力天平失衡，并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虽然在后来西北派及时出兵，帮助皇帝平定了叛乱，但节度使之乱的根子，并没有除去。
安史之乱后，唐朝历代皇帝都陷入了受制于节度使的困境之中，想要在极小的可控制区域里积攒出压制节度使的力量，是极其困难的。
在唐武宗时期，甚至干脆把主意打到了和尚们的身上，开启了毁佛运动，下诏令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没收大量寺院土地。
要知道，唐朝早期的几位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都是相当尊重的，以礼佛为潮流，可见，唐中央财政此时已经拮据到了如何境地。
然而，欺负和尚也只能解一时之急，不能够解决大问题。对于已经积重难返的唐帝国而言，想要彻底压垮它，只需要一根最后的稻草。
而这根稻草便是公元859年唐与南诏的战争，这场战争超过了唐朝皇帝的想象，不但榨干了朝廷全部的积蓄，还使得天下百姓对于李唐王朝丧失了最后的信心。
同一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变，一时间，各大藩镇先后自立称王，昔日唐王朝所依仗的地方力量，成为了一把把刺向自己的尖刀。
唐朝的结局是悲哀的：藩镇自立，官宦不和，百姓起义，皇帝昏庸……然而，这一切早在昔日的改革之时，就已经奠定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