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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入江西万安县窑头镇横塘村，我就有点心神不宁。
——我是受命领着本省一个文艺采访团来到这里的。我们的采访任务是调研当地脱贫致富成效。当地显然早有准备，安排人带我们在村子里转悠。村子不小，我们看了到处是宣传栏和标语的村部，新房遍布的村貌，还看了墓碑耸峙的坟堆。为了采访几个脱贫攻坚的典型人物，我们穿过了整个村庄，经过了村庄不少经年与初生的草木。村庄看起来与江西南方的许多村子并无不同，可我总隐隐觉得这个村庄要告诉我的不止于此。
这个村庄的所有人都姓张。而横塘这个名字，让第一次来却热爱阅读地方史的我隐约感觉是个熟地。万安、横塘、张，这三个信息源，仿佛一个含混不清的磁场，在提示我这里发生过什么——是历史的一桩公案，还是似是而非的一个典故？
路过一座祠堂，我一头钻了进去。我顿时从这个村庄的A面穿越到了B面。在一间房子里我终于找到了谜底。具体一点说，我看到了他，以及他的简单的事迹展示。我的心中顿时电闪雷鸣，不能自已。
他的名字，叫“张千载”。而横塘村，就是他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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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千载，我想大多数人是陌生的。他没有名列三公九卿，没做过太守知县，也不是著作等身、载入史册的作家诗人，不是富甲一方的商贾，也不是护佑乡邻的知名缙绅。官方的史书不见其记载，当地的文人笔下也难觅其踪影。
他是个读书人无疑，因为有信息说他是一名举人。可是这在万安以及万安所属的我的故乡吉安实在是极其微小的功名，须知吉安自古科举成绩斐然，先后有三千人考中进士，被标榜为国之柱石、文化巨匠者不乏其人。看看欧阳修、杨邦乂、胡铨、杨万里、周必大、文天祥、解缙等等这些名字就知道了。
《吉安府志》如此评价吉安这块区域的强劲文脉：“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家诵诗书，人怀慷慨……”只要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就知道，所谓“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三者皆有定指，当是北宋文宗欧阳修、总纂《永乐大典》的解缙等通才大儒，南宋丞相文天祥、明朝内阁首辅杨士奇等救国于水火之重臣，南宋乞斩主降派秦桧的主战派胡铨、明代东林党领袖邹元标等冒死进谏之朝士。如张千载这样的布衣，不可能进入这个话语体系之中。
他没有文名，没有一篇文字一句诗传世。他也没有战功，南宋末年战事频仍，吉安是文天祥起兵勤王的主战场，发生过很多救国赴死之壮举，跟着文天祥勤王死事者以十万计。距万安不远的永新县，就有彭震龙举兵抗元失败，三千永新壮士跳水自尽殉国。吉安如此狼烟四起，张千载却是一名不在场者。
他的经济如何？有多少田地与房产？平常他以何为生，是做商贾、地主，赣江船帮的小帮主，还是仅仅是一个家境仅仅称得上殷实的普通人？他的父母、兄弟、子嗣情况如何？生卒几何？他有何爱好？是否喜欢种花、养草，是否嗜辣，高兴时是否爱喝上两杯？没有任何史料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只知道他的一个身份：他是文天祥的朋友。——他与宋末那位状元宰相、悲情英雄，是发小、同窗，还是世交子弟？文天祥所在的吉安富田，距离张千载的万安县窑头镇横塘村并不近，有八十公里的路程。他们平常是靠什么维系友谊的？凡此种种，我们都不得而知。有资料表明，文山（文天祥的号）贵时，张千载屡辟不出。借此可以判断，他有文天祥尊重的品格和欣赏的才华，却不是一个攀权附势之人。他有自己的操守。我们对他的过往的了解，仅限于此。
可就是这样一个面目模糊的人，毅然决然地把自己交给了朋友，交给了行将倾倒的历史，并为之支付了原本可以与世无争的一生。
——如此一个人让我动容。在我心里，他与前面所列的峨冠博带立于朝廷之上列于史册之中的知名乡党有着同样的分量。
我甚至认为，因为张千载这类人的存在，我的故乡吉安古代士的精神，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关于士的精神的书写，才更见力道。或者说，因为有了张千载这样的人，历史才显得那么元气蓬勃和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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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兴二年（1279年）六月，当根据忽必烈旨意押送文天祥去大都的船只停靠在吉安赣江码头，有一个人靠近了船只，向押解的元兵介绍说自己是文天祥的朋友。他恳请元兵，说自己要上船陪同文天祥一路北上，要侍奉文天祥的衣食起居。他说他熟悉文天祥的饮食口味和性格脾性。他说长官们行行好，就让自己为这个性格执拗的囚犯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儿。他上船陪着文天祥，对元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是张千载在历史上的初次亮相。可以肯定，他为这一刻的到来做了深思熟虑的准备。他肯定变卖了家产，行囊里就藏着几张家产换来的银票。当然他的行李不可能很多，太多的行李过于累赘，不仅不便携带，而且还容易引起元兵不必要的猜疑。
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戒备森严的元兵的。也许是经过元兵的仔细盘查，看出他没有恶意。也许是他们仔细向文天祥进行了问询，得到了文天祥的同意——文天祥的同意，足可以看出他们的交情。当然，他们正好遇到了大麻烦。文天祥进入江西境内后一直绝食，希望可以死在家乡吉安，船到吉安是他绝食第八天，他并没有死，可已经气若游丝了。如果文天祥绝食而死，他们将如何向皇帝交差？有这样一个与文天祥交厚的人在船上周旋，事情总要好办一些。——当然也有可能是张千载上下打点过。任何时候，银子都有巨大的魔力。
张千载由此登上了历史这艘船。可那是一条怎样的船呀，它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崖山之战就在不久前发生，宋军大败，二十万军民蹈海殉国，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卫王赵昺投海自尽，南宋至此宣告灭亡。作为南宋最后的孤忠之臣，文天祥此去，不过是完成一场早已注定的死亡之旅。张千载登船，不过是陪同文天祥走完最后一程，把自己作为牺牲，献给文天祥内心供奉的祭坛。
他的登船行为被很多人视为不祥，可张千载义无反顾。文天祥的肉身乃是南宋的最后一块陆地。这块陆地不灭，就意味着南宋不死。南宋最后的历史要由文天祥来书写。张千载虽然本是与历史不相关联的布衣之身，可他与文天祥同为士子，又是同乡好友。是好友，文天祥的事就是他的事，文天祥最后的书写，他有责任帮助完成。
一边是一个以初始的“元”为名的不可一世的朝廷，一边是唯一的已经沦为囚徒的宋之孤臣。这是敌我力量悬殊明摆着要失败的战争，可文天祥依然要坚持。这是朝廷之争，也是文化之争。他愿意以绝无仅有的抗争来激发宋汉文化的脉息，这是士的最高使命，是文天祥要以命相搏的目的所在，当然也应该是张千载的心愿。
文天祥已经成了失去自由的囚徒。他需要手足，需要帮手。那就让张千载来做他的手足和帮手。
这是中国历史最为悲壮的时刻，没有人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着他们。入夜，听着船底一声一声沉闷有力的桨声，张千载辗转反侧，总是难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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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载随着文天祥来到了大都。确定了文天祥的关押地点，他选择在旁边租了一处房子住了下来。他全力投入到这场貌似可笑却无比悲壮的战争之中。他每天的战事，就是去菜场采购菜蔬，回来洗净、翻炒，做成可口的饭菜，把一日三餐送到监狱给文天祥吃。
肉身是文天祥对抗元朝最为原始的武器。文天祥的肉身，就成了张千载这个信徒要供奉的唯一殿堂。
为了完成这看似简单但实属不易的工作，张千载付出了怎样的努力？他是否钻研了菜谱、重新学习了营养学？人的身体状态是不断变化的，关于身体，张千载与文天祥有着怎样的交流？他是怎么随着文天祥的身体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细节的？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张千载心无旁骛。他没有在大都打上一份工，做个兼职教个书什么的，以补充渐渐干瘪的钱袋。他应该也基本没有从个人趣味出发的交际，没有攀亲交友，未与大都的南宋遗老或元朝官宦往来。他只负责做饭，送饭。把文天祥这具肉身侍奉好，需要他全力以赴，他当然无暇他顾。再说了，大都非寻常之地，作为一个有使命的人，他可不想惹出什么岔子来，坏了朋友的大事。
从祥兴二年（1279年）十月文天祥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受刑，张千载为文天祥做了三年零两个月的饭。三年时间，让这个原本身份和面目都无比模糊的人，渐渐成了一个满身油烟味、面目清晰的厨子。
三年来，文天祥拒绝了蒙古人安排的饭菜，在大都没有食一粒元粟，虽长期身处单扉低小、白间短窄、秽气蒸腾的囚室之中，但身体总体健康，少有患病。他气度雍容，名节无亏。这当然都是张千载的功劳。
三年来，文天祥以孤身一人，驳斥包括宋左丞相留梦炎、废帝恭帝、元朝平章政事阿合马、丞相孛罗和平章张弘范等劝降者，会见了不少慕名前来探监的崇拜者，向已经投降元人、前来大都述职的弟弟文璧从容安排后事，都借着这一具被张千载精心喂养的肉身。
文天祥还在狱中写下了大量诗文。他喜集杜诗。杜甫，这名身处战乱四处奔波命途多舛的唐代诗人，成了文天祥狱中最为可靠的精神支柱。文天祥的大量诗作，书写乱世中的血泪，战火燃烧后的生灵涂炭，有家不能归的离愁，国破山河在的沉痛，可以看作是杜甫的灵魂附体。那些诗作，都被张千载暗中收买狱卒从狱中带出，其中包括他最被后人称道的《正气歌》。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文天祥在狱中写就的《正气歌》，是文天祥一生的总结，也是以“弘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士”的精神的重要概括。试想如果文天祥的一生没有《正气歌》作结，他留给后世的形象不会如此饱满壮阔，中国文化少了《正气歌》，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缺失。
是张千载的手让《正气歌》见了天日，进入了历史。同时，因为张千载的供养，文天祥心中的正气才会如此凛然有力和酣畅淋漓。
而张千载完全放弃了他数千里之外的家庭和事业。他也成了一名囚徒，一名被文天祥的肉身关押的囚徒。文天祥的肉身表面是一座殿堂，事实上，它也是一座小小的囚室。文天祥身上的镣铐，也同样锁住了张千载的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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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大都发生了几件大事：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被益都千户王著锤杀；太子真金截获了一份匿名书，上有“两卫军尽足办事，丞相可以无虑”之语，似是暗示谋反；有报称中山府（河北定县）有个叫薛保住的狂人，聚众数千，自称是真宗幼主，声称要来劫取文丞相；一位福建来的法号妙曦的和尚曾向忽必烈上言说：“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变。”种种消息，让忽必烈终于下了杀文天祥的决心。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最后的时刻到了，文天祥将不久前写好的绝笔《自赞》细心地夹系在衣带间，戴着枷锁迈出了牢房。到达设在柴市的刑场后，他面南拜倒，又起身向宣谕使索要纸笔，提笔写下了早就打下腹稿的两首七律：
昔年单舸走维扬，
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
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
气吞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
尘沙暗淡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
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
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散，
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灵忠烈气，
碧空长共暮云愁。
诗写完，文天祥把笔掷于地上，面南而坐。一道刀光闪过，文天祥顿时身首异处。
史书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受刑之时，天空雾霾蔽日，乌云滚动，大风呼啸，地上飞沙走石，天地间暗如黑夜，咫尺之间不可辨认。
至此，文天祥的苦行终于了结，英雄最后的书写已经完成。历史对英雄的塑造也已结束，所有的细节都堪称完美。从生到死，文天祥不愧为古今完人。
文天祥最后葬回了家乡吉安富田。关于受刑到落葬这一段历史，史书语焉不详。而完成这一切的，是张千载。
刑场上飞沙走石、天地暗黑让无数人为之色变，人人躲避唯恐不及。可张千载毫无畏惧，早就在行刑地的他借着天色，将文天祥的首级藏进了早已备好的匣子之中。
接下来他还火化了文天祥的尸体，把文天祥的骨灰收入囊中，天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三年的大都陪护，张千载已经将家财耗尽。我怀疑到最后，因为钱财已经捉襟见肘，为保障文天祥的用度，他将自己的所需压减到了最低的限度。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宛若苦行，他肯定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眼眶深陷下去，但目光肯定是坚毅而沉静的，就像心有所属的圣徒一样。
天祥已死。押解张千载的囚室已开，张千载的刑期已满，大都已经没有继续待下去的必要了。张千载连忙打点了行装，大步流星地走在了南归的路上。
从大运河到长江，再到鄱阳湖，再入赣江……不再需要以厨子的手艺供奉文天祥的肉身，他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不需要与狱卒和文天祥对视，他的胡须刮不刮也无所谓了。现在，装着文天祥首级的匣子是他的命。他睡觉搂着它，白天就将它举在手里。那是历史的信物，也是他最后的使命所系。他唯有拼尽全力来保护它、完成它。
一路上他与文天祥又回到了少年时朝夕相伴的时光，他经常与它攀谈。三年的陪护，他与文天祥能说上话的机会应该不多。而现在，他会把憋了三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话一股脑儿地说给它听。他会说他们共同的少年往事、他的生活、他在大都的种种境遇、他做菜的心得，他用的当然是他家乡的土话。他经常听到匣子内的灵魂“咔嚓咔嚓”地响。他一路喊着文天祥的名字，引导着文天祥的亡灵回家。正是寒冬，北风呼啸，他的喊声，一再地被北风吹远。
经过千辛万苦，数千里的山水跋涉，数个月的日夜兼程，张千载回到了吉安，将装着文天祥首级的匣子和骨灰送到了文天祥的故乡富田，交给了文天祥的家人。当他两手空空，顿时觉得虚弱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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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载回到了横塘村。算算，从祥兴二年（1279年）六月从吉安赣江码头登上押解文天祥的船只，到文天祥受刑后他带着文天祥的首级回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有三个多年头。
正是春天，横塘村草长莺飞，生机勃发。世界仿佛依然是原初的样子，好像几年前抗元的烈火烹油，根本没有发生过。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办完了大事，张千载到了该重新规划自己未来的时候了。
他是儿子、父亲、丈夫、兄弟，有太多的责任要承担。他因赴大都陪护好友文天祥而中断了的生活需要继续。四年的陪护和消耗，经济亏空，他需要重新安排生计，比如筹资回购田产，开垦荒地，置办家业，开源节流，让生活好起来。他是举人，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教育，水利，孤寡赡养，纠纷调停，族谱修缮，祠堂维护，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宗族的事，村庄的事，都需要他出力，需要他担负起读书人护佑一方的责任来。
还有，他是登上了历史这条船的人。四年的旅居生活，他有太多的感受、回忆。他应该写下来，写成回忆录，写成诗集，像杜甫和文天祥那样，以诗记史，那对未来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他自己呢，也将因此有了读书人渴望的事功，从而被历史记住。文章千古事，他作为读书人，当然懂得这件事的分量、价值和意义。
可是回到故乡的张千载没有按照人们习惯的套路出牌。他做出了一个让后来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举家搬迁，离开故土。
他删除了大量自己在横塘的印迹：履历，功名，子女……作为举人，他应该会写诗，可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族谱上没有他的一句诗。
几乎是一夜之间，横塘村就没有了关于张千载的记录，好像他压根没有在这里生活过。如果脚印可以收捡，我怀疑他甚至连脚印也要带走。
他去了哪里？时至今日七百多年过去，没有任何人知晓他的去处。他肯定是隐姓埋名，躲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地方去了。那肯定不是吉安。他这么大一家子，又做了陪护文天祥三年多、收拾并护送文天祥的首级和骨灰这么大的事，吉安这么小的地方，肯定藏不住他。
他肯定对后代隐瞒了他的故事。不然，至今七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到横塘村寻根问祖，说自己是张千载的后人。
他把自己在世上的痕迹处理得一干二净。
他真是决绝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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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这么做？是恐惧吗？因为涉足了历史，他会不会担心自己被蒙古人追剿？
文天祥太显豁了。他是南宋丞相，是抗元领袖，是诗人，是大都最著名的囚犯。谁与他发生了关系，谁就有可能受到元朝的猜忌，谁就陷入无穷无尽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危险，可能殃及家族、村庄，举家离乡隐姓埋名也许是最好的保全之法。谁都知道，元朝统治者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离万安几百里的赣州上犹，因景炎元年南安三县巡检李梓发与县令李申巽坚守不降，城破之后，全城一千三百一十六家被杀绝，年八十以上及襁褓中的婴儿无人幸免，真是惨烈至极。
然而我想这并不一定是张千载举家搬迁的理由。因为元朝统治者对文天祥是敬重的，他们多次组织力量对文天祥进行劝降。连忽必烈都十分赏识文天祥的气节，多次以谁家无忠臣为由下旨说要善待文天祥，还亲自接见他，向他许诺如降当封他为丞相。宋亡之后，蒙古人对宋旧臣并不追究，有些甚至还得到善待。同样是与文天祥有关，文天祥胞弟文璧在惠州知府任上为解救惠州百姓免遭杀戮献城归附，被元朝封为临江路总管、广东宣慰使司事等，后又加赠通议大夫、秘书卿、上轻骑都尉。饶州城破，曾任宋左丞相的江万里率一家十七口在饶州投水自尽，其白鹭洲书院弟子、著名词人刘辰翁多次跑去饶州为江万里一家收尸，然后回到离万安不远的庐陵县梅塘老家生活，写诗教馆，多次拒绝元人的出仕邀请，也没有人对他怎么样。
张千载举家搬迁的举动，我想只有一个可能：他不仅自认为“士”，还是“侠”。为文天祥做的一切，不仅是源于“士”的理想，还是“侠”的道义促使。而所谓侠的精神，一曰“重义”，二曰“舍己”。
漫观中国历史，“侠”是源远流长的一脉：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横扫齐国，半年之内，齐国广大地区除莒和即墨两城外均惨遭沦陷。即墨守将田单率军民众志成城，顽强抵抗，以火牛阵大败燕军，并开始了收复国土的大反攻。能言善辩的齐国人鲁仲连以一己之力帮助齐人一步步收复失地，最终光复了齐国。而功成之后，鲁仲连拒绝了封赏，飘然而去。
汉初，鲁国人朱家热衷于救助天下豪杰。项羽部将季布将军因曾多次让刘邦难堪，被汉高祖刘邦追杀，朱家冒着灭三族的危险藏起季布，又去洛阳拜见了汝阴侯夏侯婴，他认为季布受项羽差遣，完全是职分内的事，请求夏侯婴为季布向刘邦说情，终让季布得到了赦免。后来季布得到刘邦重用，朱家却终身不肯与季布相见。
还有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智伯瑶被赵、韩、魏三家打败身亡，其家臣豫让为给智伯瑶报仇，多次刺杀赵家首领赵襄子，甚至用漆涂满全身使自己面目全非，吞炭使自己的声音变哑，最后暗伏桥下谋刺赵未遂，伏剑自杀；战国时期，聂政为报韩大夫严仲子的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韩都阳翟，刺杀严仲子的仇人侠累于阶上。为免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以剑自毁面容自尽。
鲁仲连、朱家、豫让、聂政，都是古代著名的侠客。他们用生命和品行为“侠”做了示范，构建了“侠”这一行当的行规道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这是李白《侠客行》中对“侠”的形象的生动书写。其中“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用来描述张千载事功之后举家搬迁不留痕迹的行为，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因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侠者”，张千载遵从古老的法则，毅然决然地放逐了自己。——他已经做完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就让自己随风飘逝吧，把天地腾出来，来盛载文天祥的生命传奇与浩然正气，因为文天祥这样的人物，才应该是天地的主人。
然而历史并没有忘记张千载。元朝之后，陆续有人将张千载的事迹记载下来，其中就有晚明大哲学家李贽。李贽收录于《焚书》之中的《张千载》一文如下：
庐陵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文山之友也。文山贵时，屡辟不出。及文山自广败还，至吉州城下，千载潜出相见，曰：“丞相往燕，千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缺。又密造一椟，文山受命日，即藏其首，访知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使火其尸，然后拾骨置囊，舁椟南归，付其家安葬。……张氏何人，置囊舁椟。生死交情，千载一鹗！
如果张千载地下有知，他是否会对他的藏身未遂感到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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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横塘村的巷子里，我的心是激动的。我为找到吉安“侠”的原乡而高兴万分。
吉安无疑是“士”的故乡，三千进士，欧阳修、胡铨、杨邦乂、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等知名人物能够证明。这些人用智识、品行和生命践行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的古老使命，整个中国历史因此对这块土地投来了深情注视的目光。
在这个以“士”为主流的文化区域里，张千载当然是个异数。他是个读书人，却不谋仕途——他是有机会做官的，所谓“文山贵时，屡辟不出”。他似乎也不喜欢从众，文天祥起兵抗元，吉安追随他的人不计其数，邹洬、刘子俊、陈龙复、萧明哲、萧资、杜浒就是其中翘楚，可那段历史，张千载没有介入其中。他的做派，多像一名自由主义者，一个田园诗人，一个逍遥派。然而历史到了最紧要关头，山河破碎，大厦已倾，汉文明岌岌可危，整个大宋最后的顶梁柱独木难支，这个一直躲在帷幕后面的人隆重登场了。
这位民间的“侠”，推举着庙堂受难的“士”，在宋末元初，演出了一场关乎民族、家国、历史、生死的大戏，拔高了“士”的精神海拔。
他让由“士”文化为主导的整个吉安文化，因为有了“侠”的介入，变得丰富而充盈。
而值得注意的是，张千载的“侠”与聂政、豫让等让专注于构建社会秩序的儒家警惕的游侠又不一样。他的“侠”不是为酬私恩，而是为争文化、壮气节、造精神。如此，他的“侠”是以儒家的公义、天下的责任为标榜的，他的“侠”，就有了更加广阔的文化意义。
——走在这侠的原乡中，我无端地对每一个遇见的人都感到亲切。我遇见的许多人，因为得到了帮扶走出了困境，但我以为他们作为张千载的族人，血脉中都怀着“侠”的基因，只要路见不平，他们血脉中的义勇精神就会被唤醒，他们就会挺身而出抑强扶弱，或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舍生忘死，又最终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可同时我又是虚空的。我不知道张千载最终去了哪里，他的血脉如今又在哪里栖息。是他送回文天祥首级的途中经过的某个地方吗？他肯定早已有了深藏的念头，一路上，他肯定会对经过的地方处处留心——保定、徐州、淮安、扬州、真州、建康，哪个地方更适合隐藏他？既然要深藏，那些抛头露面的事情是不适合做了，他和家人以什么为生？
远处天空霞光灿烂，一轮落日正徐徐落下，那么壮美，同时又那么悲情。一条出村的路，在夕光之下，显得无比古老和深邃。
文天祥《正气歌》的尾句最是契合此时的情境：“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