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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漫:在山海之间破晓

1

“我们‘徽骆驼’,就爱吃这一品锅!”胡适挥动筷子,夹着火锅中的腊肉、腐竹、青菜大口吃,额头上渗出汗滴也不去擦,“吃完了,骆驼上路,哪怕它山高水远风雨骤!”陶行知、徐志摩和陆小曼都笑了。周围方桌边的食客被惊动,打量这四个人,低头议论着什么,视线大都停留在身穿旗袍、面孔如同胭脂的陆小曼身上。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今天的主客,是适之兄,我俩徽州人,自然爱吃一品锅。志摩兄与小曼君,未必受得了这浓油赤酱的味道,下次再请大家吃西餐吧。”陶行知对徐志摩、陆小曼解释,微含歉意。

“我俩也爱吃徽州菜呵,陶先生。上海现在徽菜馆蛮多,大约因徽商多、徽州才俊多。似乎每条街上,都有徽州人开的当铺啊、茶叶店啊。这一品锅,名字好,味道热烈、赤诚,像胡先生、陶先生一样,比冷冰冰的西餐有意境多喽!”徐志摩这样回应,看陆小曼露出赞许神色,就很开心,笑了,也大口吃,但频繁喝水,“稍微咸了一些,应改良之。”胡适、陶行知、陆小曼都笑了。四人举起装满徽州土酒的酒杯,碰了碰,尽饮或浅酌,脸上都浮现出红晕。周围食客投来的视线,密集、频繁。陆小曼意识到自身艳丽的感染力,对举止更加负起责任,夹菜的动作缓慢而细腻,有着蝴蝶授粉一般的爱意与美感。

一九三〇年夏末,上海公共租界棋盘街,“升阳楼”徽菜馆,三十九岁的陶行知做东,为即将重返北京大学任职的徽州同乡、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胡适饯行。

五月初,陶行知自南京来上海,逃避当局追剿。自一九二六年始,陶行知相继辞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之教职,舍弃优厚待遇,在南京郊外老山下的小庄,开启乡村教育实验。他把老山改名为“劳山”,“小庄”改名为“晓庄”,意即:以劳作与教育,改变中国乡村黯淡的命运,建设破晓一般的新生活。三年间,影响日甚,江南一带类似的乡村教育实验次第展开。此时期,晏阳初也正在河北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形成“南陶北晏”之局面,引起各自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的关注和研究。一九三〇年四月,因晓庄实验学校师生游行示威,抗议英资企业“和记洋行”工人被殴、日本军舰停泊于燕子矶江面,被蒋介石密令解散学校。部分学生被枪杀于雨花台,年龄最大者二十三岁,最小者仅十六岁。校长陶行知遭通缉,罪名为“勾结叛逆,阴谋不轨”。遂携家来沪,隐居于苏州河边租界内。

这一年,胡适也遭受重创。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胡适先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参与《新青年》编辑,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名动天下,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锋。陶行知时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开始教育改革,提出“生活与教育不能分离”之观点。陶行知、胡适的导师杜威来华讲学,肯定陶行知的乡村教育实验:“有思想,有行动,胜过我杜威。”一九二七年,胡适南下来到上海,相继任职于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在徐志摩主办的《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政治时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等。当局不悦,变相打压,若干御用文人屡屡对其攻讦和围剿,在一九三〇年达到极端。胡适重返北京大学,暂避风波,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喜欢上海——这座与纽约有着相似街景和气质的城市,他从中看到一个国度的现代性建设的可能。

餐馆一角,一个紫红色雕花矮柜上,点着一炷香,留声机轻声播放着黎明晖演唱的歌曲《毛毛雨》:

毛毛雨下个不停,

微微风吹个不停,

微风细雨柳青青,

哎哟哟,柳青青……

“这歌词多有韵味,志摩与小曼大约爱听,陶兄感觉如何啊?”胡适问。陶行知笑:“我也爱听。骆驼也喜爱柳色青青嘛。”徐志摩、陆小曼相对一笑。胡适轻拍方桌:“说得好!”举起酒杯,“陶兄一贯庄重,今日难得轻松如同风吹杨柳,干一杯!”陶行知端杯感叹:“这个作词作曲的黎锦晖啊,让女儿一唱成名。因为适之兄,中国才有这样明白如话的歌曲,动人心弦。”胡适已微醉:“如此时代,断弦尚有陶兄听……”徐志摩、陆小曼被两位先生的对话感动,悄悄挽手又松手。

胡适端详陶行知的手,感叹:“粗糙结茧了啊,这三年,陶兄不容易啊!带领乡村孩子,学木工、种稻、捕蛇、采集药材、演戏、画画,这些事,我都知晓。兄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两个、四五个村庄,而是影响全社会。我这一双手就很惭愧啊,自制力尤其薄弱,贪杯贪麻将。好在一同受教于杜威先生,以教育变革中国,兄与我义不容辞,道阻且长。”陶行知眼睛微红,举手擦了擦。胡适继续说:“兄名源于王阳明,人已迥异于王阳明。他倡扬‘知而后行’,兄强调‘行而后知’,何不干脆把名字改为‘行知’!”陶行知眼睛一亮:“兄所言极是。我有一个演讲,《行是知之始》,主题就是省思阳明思想。兄在《新月》所发文章,我也看了,《知难,行亦不易》,异曲同工。那么,今日小聚,就算我的更名小仪式了?从此变身‘陶行知’!”胡适、徐志摩和陆小曼轻轻击掌致贺,引来邻桌食客注目,视点仍大多落在陆小曼身上。

胡适饮完一杯酒,拿过酒壶满上:“徽州土酒有劲啊,行知兄——这样喊,像在喊一个新人呢!很陌生呢!”几个人都笑。胡适又感叹:“一些人骂我‘误人子弟’啊,说我不懂‘之乎者也矣焉哉’,只会讲‘你我他的地得’。今日,我干脆也断了‘胡适之’尾巴,只称‘胡适’,不言‘适之’!断尾再生如壁虎?还是成不了老虎啊……”陆小曼捂着嘴笑,手势妩媚。胡适转向陶行知低语:“眼下处境艰危,嫂夫人受惊吓,望兄忍耐一段时光,再作打算。”陶行知握着胡适的手,摇了摇。胡适定睛于徐志摩:“《新月》,亦须谨慎……”徐志摩点头。陆小曼从手包中掏出镜子,略微打量一番妆容,不过分,更像为缓解一时气氛的凝重。

留声机里,王人美接替黎明晖,咿咿呀呀继续唱:

毛毛雨,满天飞,

意中人儿久不归

闷闷的守在这空闺,

我闷呀闷呀悲呀悲……

陶行知一边吃,一边嘟囔:“又是一曲毛毛雨,这雨下不完了,又不是梅雨季……”陆小曼笑,解释:“这是《新毛毛雨》,《毛毛雨》红了,黎锦晖就新写这一首歌。”

徐志摩起身离席。片刻后回来,坐下,听胡适在感叹:“七年前,九月,志摩请陶兄和我七八个人,从杭州、上海去海宁观潮,乘上到盐官镇的小船,船舱里那一锅菜,风格与这一品锅大相径庭,微微甜酸,极好、极难忘……”语调忽有些黯然。陶行知与徐志摩对看一眼,忙添酒、碰杯、续茶。光线在门外转移,把这徽菜馆照射出半明半暗的局面。周围食客已散尽。胡适表情有些走神:“分野中峰变,黄山正午的情景,就是这样幽静……”

陶行知起身去了片刻,回来后,散席。陶行知先与徐志摩握别,悄悄把一叠钱塞到他的西服衣兜里,低声说:“志摩兄,我知道你去结了账,情意我领了,但这顿饭一定是我请胡先生和你们夫妻,不然会不安……”徐志摩点点头:“先生珍重!”两个人转过身,看胡适已走到马路对面,大约正说着什么趣话,陆小曼笑得像春风吹动的一丛牡丹。

“站在这棋盘街上,一概是过河卒子,各自埋头向前吧。”胡适这样感慨着,合掌揖别。

2

“升阳楼”徽菜馆聚会那一天,胡适提起早年海宁观潮之行,不仅仅在于船上餐食滋味难忘,更因萦系于船上一女子。

一九二三年,九月,钱塘潮最壮丽的季节。上海、杭州等地旅行社大做广告:“乘坐火车去观潮!”北京大学教师徐志摩,邀请正在杭州养病的上司、英文系主任胡适,以及上海几位朋友,分别自沪杭两城坐火车,在海宁下车、碰头,乘一艘预先订好的小船去盐官。秋光温暖,摇橹的船夫俯身又直身,小船“咿咿呀呀”前行。船舱里,小桌上,摆着徐志摩备好的菜肴、米酒,众人吃着、喝着、聊着,气氛愉悦。胡适左边,坐着当时名为“陶知行”的陶行知,右边坐着一个女子,眼睛很大。此前,在浙江考察乡村教育的陶行知,闻悉胡适因病在杭州休养,遂前去探望,见胡适隔壁住着一个大眼睛女子,明白了几分,松一口气。当时,胡适介绍:“我表妹,曹诚英。”徐志摩在海宁火车站第一次看见曹诚英,也明白,胡适得了与自己类似的病,遂叹一口气。

风软扁舟稳。胡适看着岸边的树、飞鸟,问:“志摩最近有新作吗?”徐志摩答:“没呵,新月社刚成立,忙着筹备明年泰戈尔访华事宜。对了,我们正在排练他的诗剧《齐德拉》呢!”胡适狡黠一笑:“诗剧的男女主角,谁演呀?你和林徽因?”徐志摩有些发窘:“呵……是的,先生……”陶行知见状,转移话题:“新月社,名字美,为何这样命名?”徐志摩眼睛一亮,兴奋起来:“泰戈尔有一本《新月集》啊!新月,不圆满,就有了逐渐圆满的可能性,就像我们的生活呀。”胡适微微一怔,盯着米酒碗出神。良久,扭头看自己右边的女子:“诚英,你爱写诗,可向志摩先生请教。”徐志摩忙说:“惭愧,惭愧,我还要向胡先生请教呢。”曹诚英笑了笑,不语,一条孤独的长辫子,像马尾巴静静搭在腰身后,如同被拘束在马厩里,无法有大动静。胡适放下酒碗:“志摩,读一读泰翁的诗助兴,如何?”众人鼓掌。徐志摩打开手提皮包,掏出郑振铎翻译的《新月集》,读起来:

我独自在横跨过田地的路上走着,夕阳像一个守财奴似的,正藏起它最后的金子。白昼更加深沉地投入黑暗中,那已经收割的孤寂的田地,默默躺在那里。

胡适看看陶行知、曹诚英,说:“这不就是咱们徽州黄昏的情景吗?真好。志摩再读。”

孩子在纤小的新月的世界里,是一切束缚都没有的。他所以放弃了他的自由,并不是没有缘故。他知道有无穷的快乐藏在妈妈的心的小小一隅里,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胜过自由。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

陶行知摘下眼镜擦拭着,又擦擦眼角:“一个爱孩子、懂孩子的人,才能写得这样好。中国要有很多这样的人,孩子们才会有一方乐土。”胡适捶了捶陶行知的脊背:“陶兄又想起自己的学生了吧?真像是他们的妈妈一样啊!好了,出来散心,就别那么沉重了,端酒!愿大家都被亲爱的手臂所拥抱,‘甜美胜过自由’!”几个酒碗碰在一起,叮当作响。

一九一七年,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后,胡适就被母亲催促,与十三岁时就订婚的江冬秀结婚。十二月三十日,绩溪,胡氏宗祠内红绸高张,二十六岁的胡适成为新郎,旁边站着身材丰腴、一字不识的江冬秀。拜天地,入洞房。这一过程,被十六岁的伴娘、江冬秀的表妹曹诚英看在眼里。次日,江冬秀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胡适面孔则满是茫然。曹诚英的心,莫名疼痛起来。临别,她向胡适要北京大学的地址:“姐夫,我知道您有才学,想和您通信、求教,好不好呢?”江冬秀大声替丈夫回答:“好!好!娟聪明,会有出息的!”“娟”是曹诚英小名。当胡适从第一封信中的称呼“诚英”,过渡到“娟”,两个人都知道彼此有了爱意,也都惆怅:这爱意很难圆满,永远是一弯新月?

不久,曹诚英入杭州师范学校就读,被家人做主,嫁一花花公子。那公子后来另欲纳妾,曹诚英愤然离婚,给胡适写一封信:“我自由了。”海宁盐官镇观潮之前,胡适借参加上海一个学术会议之机,绕道来杭州看望曹诚英,并以调养身疾之名,向北京大学和江冬秀请假。观潮后,又延宕数十日,初冬时节才回到北平。在江冬秀挥动菜刀以死相逼的形势下,胡适放弃了离婚另娶的念想,写信劝曹诚英珍重前行。

“升阳楼”徽菜馆四人聚会的那一年,即一九三〇年,曹诚英就读于东南大学,后留校任教,从事胡适最初攻读的农学专业。一九三四年,曹诚英远赴康纳尔大学农学院求学。走在胡适从前走过的校园里,感觉正与“另一人”并肩前行。回国,她任教于安徽农业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农学女教授。培育的棉花、马铃薯等品种,至今仍在各地葱茏生长。

曹诚英在一九七三年去世,七十二岁,墓地选在绩溪与旺川之间的一条公路旁。“这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我会看见他的……”临终前,曹诚英这样说。她用自己的积蓄,对这条公路上的一座桥加固重修。其实,她知道,十一年前,胡适已经因心脏病离世。

海宁观潮之行的次年,一九二四年,泰戈尔访华。头戴红帽、手捋银白长须、身着棕色长袍,一个异域诗人的形象,风靡中国。那些充满爱意和童心的诗句,传诵南北。陶行知也把泰戈尔的诗歌,作为乡村实验学校的教材。五月八日,晚上,北京协和大礼堂名人云集,为泰戈尔祝寿并上演诗剧《齐德拉》,主持人胡适。大礼堂门口,向来宾派发节目单的一个娇媚女子,鬓边簪花,就是二十二岁的陆小曼。她不关心泰戈尔,也不关心个人命运即将出现的转折与高潮,拿着发表有徐志摩情诗的一张《晨报》,请刚走下舞台的诗人签名留念。尚未卸妆、满脸脂粉的徐志摩玉树临风,面对这陌生女子的吹拂,眼睛亮了一下,低头潦草挥笔,转身去照应泰戈尔。又四下张望,似乎在搜寻那一场携带花香的春风……

徐志摩与陆小曼相爱后,两人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合写诗剧《卞昆冈》。我喜欢其中老瞎子一角的唱词: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这唱词,被众多读者看成狭义的情诗。我却觉得,它在咏叹、珍惜一切美与爱的相逢。即便寻常人事,转瞬间的交会也能互放光芒,更何况,那些不寻常的人与事呢?

一九三一年,“升阳楼”徽菜馆四人聚会后的次年,徐志摩随着一架邮政飞机,在济南的一座山顶,转化为天空里的一片云。

3

陶行知也是诗人,与徐志摩、胡适一样写白话诗,言文合一,口诵心惟。不同于徐志摩的私人表达,也区别于胡适的柔美抒情,陶行知致力于辨认时代、回应大众,像农夫、工人、士兵那样,低语或怒吼。这样的诗,粗粝甚至粗鄙,完全不适合作为外交辞令或交际语言,意义明晰锐利,如同犁铧在冻土上开拓时发出的闪光。

我手中有一本《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一九四七年版,纸页泛黄脆弱。

与徐志摩、胡适们的词汇表相对比,陶行知的诗歌修辞,频繁出现以下词汇:“老牛”“马桶”“镰刀”“锄头”“板凳”“大饼”“油条”“青菜”“糙米饭”“辣油”“混蛋”“老母猪”“放狗屁”“王八蛋”“小瘪三”“摸黑路”“蹩脚”“起劲”“吊膀子”“败家子”“闷葫芦”“国府”“阔人”“洋人”“穷亲戚”“百姓”“城里人”“挑粪”“糟糠”“公敌”“帝国主义”“拉车夫”“洋八股”“假人”“摩登小姐”“高跟鞋”“山芋”“学堂”“乡村”“行动”“知识”“创造”……

词汇就是世界,就是世界观。陶行知摆脱雅致、高蹈的古典审美范式,贴地而行,直面时代,去呈现那被忽视、被损害的人群和情感——汉语的现代性由此生成,避免陷入自闭、陈腐、不及物的境地。

陶行知并不以诗人自居,而是把自己定位成“歌者”。“我这些短句,是能谱成歌曲传唱的,只要能入得进心、听得进耳、唱得出口,就行了。”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当年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回荡中国。陶行知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八百余位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在上海等多个城市开办工人夜校、训练班、识字班,去广州中山大学作《粉碎日本大陆政策》的演讲。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作《中国的出路》《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等演讲。“救国”,成为充盈陶行知身心的关键词。诗意的比喻、音乐般的节奏,使其演讲完全像在朗诵长诗,像大海在朗诵一重又一重波浪。因激动和体弱,演讲中,他多次出现短暂眩晕,不得不中止几秒、十几秒,双手紧抓演讲台,喝口水,再继续演讲,那些铿锵顿挫的言辞,也就有了更深沉入心的力量。

站在这些演讲台上,陶行知一概穿着体面的长衫、皮鞋,头发一丝不乱,与田野上、夜校里那个满身尘土的先生,截然不同。他懂得,衣着与身体,须与所处的环境相映照,临危而益须庄严。

一九三六年七月,陶行知赴英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次会议,向与会五十余个国家代表发表演讲,介绍“小先生制”与教育救国理念。其间,收到国内电报:救国会、全国学联,委托陶行知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在欧美地区巡回演讲,让世界关注中国,使华人华侨支持抗战。自此,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两年间,陶行知在英国、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墨西哥、加拿大、希腊、埃及、印度等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奔走,与各界人士交往、沟通、募集物资。当他身着西服站在演讲台上,听众们就看见了濒危而终将不死之中国——他挥动双臂,如一只凤凰,在黄肤色的火焰中展翅高翔。

大致在同一时期,胡适赴美开展外交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正式就任中国驻美大使。一个学者,曾立誓不与政治发生关系、保持中间立场,但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了耀眼的政治人物。

在华盛顿,一个冬日,两个徽骆驼有过短暂相遇。陶行知在侨界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词:“中国的出路在于,有笔杆的人用笔杆抵抗,有钱财的人用钱财抵抗,方能破解笼中之鸟、釜中之鱼这样的危境!”听众席上一派凝重。陶行知接着说:“我陶行知的笔力和钱财,都很匮乏,只能用一口铁齿铜牙来抵抗。”听众席有了笑声。“但这铁齿铜牙后面,是一颗赤子之心,与你们一样的心,爱国、忧国、救国之心……”掌声热烈如同夏日暴雨。陶行知走下讲台,发现胡适坐在后排一角鼓掌。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胡适说:“陶兄讲得好,比我有激情,幽默感比从前强了许多嘛。”陶行知开怀大笑:“兄调侃我——还在记恨?”胡适幽幽一笑:“哪里,哪里,两个徽骆驼,彼此爱多深就怨多深嘛。”因胡适开始深度介入政界,陶行知对其言行有了警觉和不满,曾写信和打油诗批评讥讽。胡适读罢信和诗,呵呵一笑:“这位仁兄,还是缺乏幽默感……”两个徽州人,无心幽默,乃因民族处于最危急时分;而幽默感的强化,则大约为了缓释重负,像一品锅,须投入一两颗麻椒来提神。那一日,胡适邀陶行知去寓所做客,陶行知因赶赴另一场演讲而谢绝,二人在街头冷风中拥别。陶行知笑言:“何以适之?唯有奋发!”胡适朗声回应:“知行合一,致良知!”

4

两支红烛,赋予重庆北碚这一座旧碉堡以“婚房”性质。

烛火照亮婚房景象:用两张单人床拼成的婚床;婚床上方,有戴爱莲等女生用红纸剪出的“囍”字;砖头垫起来的木板上,放一张“结婚证书”——

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

欢喜你遇见了我,我也遇见了你。

当时是你心里有了一个我,我心里有了一个你,

从今后是朝朝暮暮在一起,

地久天长,同心比翼,相敬相爱相扶持,

偶然发脾气,也要规劝勉励。

在工作中学习,在服务中努力,

追求真理,抗战到底。

为了大我忘小己,直等到最后胜利。

再生一两个孩子,一半儿像我,一半儿像你。

这一张手写竖排的结婚证书,最左端末尾有以下字眼:结婚人:陶行知、吴树琴;主婚人:吴恒勤;证婚人:赵鸿文、芦子英。落款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凤凰山育才学校。

吴树琴,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徽州休宁。少女时代,考入上海中法大学,攻读药学专业。一九三四年,认识正在建设山海工学团的陶行知。这一同乡前辈,灯盏般放射出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光辉,吴树琴深深为之吸引,开始追随这一灯盏,参与乡村教育实验,一路从上海到南京、杭州……当陶行知结束远在欧美的“另一种抗战”,吴树琴得到消息即赶赴汉口,出现在这一同乡同道面前。两年分别,彼此确认:爱情的果实已被苦难催熟,且有了更高比例的糖分。在重庆,在一九三九年最后一天,在充满转机与生机的临界处,陶行知和吴树琴,用结婚向新春表达期待。这一年,陶行知四十八岁,吴树琴二十四岁。

没有盛大的结婚仪式和酒席。“把防空警报当作乐队吧!我们的爱像这碉堡,坚不可摧!”烛光下,陶行知这样安慰妻子,身上穿着周恩来送的结婚礼物:一件毛衣。吴树琴笑着,脸上泛着羞涩的光。

碉堡外,就是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一座荒寺,三十多间师生们动手建起的茅屋,成为教室和宿舍。战时六年间,学校先后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开设文学、音乐、戏剧、舞蹈、绘画、社会、自然科学等小组。作为国民政府陪都,山城一次次响起防空警报,师生们已习惯每天在校舍、树林、防空洞之间奔跑,手捏课本、乐器、画板。日军飞机持续长途奔袭,乌鸦般反复出现在山城上空,试图动摇一个国度的抗战意志。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面临又一次选择:向“左”,向着底层大众的命运而匍匐前行;还是向“右”,向着精致的、体面的上层社会攀缘?他依然用行动做出回答。

一九四五年十月,陶行知参与成立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二月,重庆校场口惨案发生,马寅初、章乃器等民主人士遭袭击,他带领育才师生游行抗议。四月,抵上海,筹备恢复山海工学团事宜。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北站,数万群众集结,为请愿代表赴京而送行,陶行知作为大会主席,举臂高呼:“建立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汽笛声声,蒸汽涌动,如同一个人身体内最后的激情喷薄而出。七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遭暗杀,陶行知对吴树琴说:“我在等第三枪……”短短数月间,先后演讲达一百余场,陶行知面色苍黄、声嘶力竭。吴树琴紧跟丈夫,手袋中装有茶杯、急救药片。在演讲台上,陶行知总能看见,听众席有若干戴鸭舌帽和墨镜的神秘人物,毫不掩饰其举止的诡异,完全就是在公开警告。为防不测,陶行知时常变换住址。二十五日晚,在爱棠新邨内的一幢别墅亦即大孚出版公司借宿。吴树琴要求留下陪伴,陶行知拒绝:“明早再来看我吧,没事的……”

次日,天未亮,吴树琴从另一居处跑到爱棠新邨探望,陶行知已无生命迹象。周恩来闻讯急急奔至,握着陶行知尚有余温的手说:“朋友们会学习您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上海、延安、重庆、香港等城市,相继组织集会悼念。宋庆龄题词:“万世师表。”十二月,陶行知安葬于南京晓庄。那里,也长眠着他的父母、亡妻、妹妹。吴树琴同时移居南京,大约想离丈夫近一些。

我见过一张合影:陶行知坐着,吴树琴站在后侧,身材壮实、气息朗健,绝没有陆小曼的妩媚、曹诚英的幽怨。吴树琴的确是一棵树,为烈日下的一个奔行者、殉道者,提供了六年绿荫。吴树琴也的确是一张琴,为知己之消失而弦断音绝,未再婚。之后她重启药物研发事业,每日进入实验室摇动试管、烧杯。当各种化学试剂融汇,玻璃器皿内就发生彩霞般的反应,她习惯眯着眼睛盯着,像看见破晓时分急剧变化的天光,以及天光下的一个人影。二〇〇三年冬,吴树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我把陶行知、吴树琴“结婚证书”内那些灼热的文字分行,完全就是一首抒情诗,致献小我、大我和中国。

 

汗漫,诗人,作家。现居上海。著有诗集、散文集《片段的春天》《漫游的灯盏》《水之书》《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孙犁散文奖、琦君散文奖、雨花文学奖散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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