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个年头了。她的泪如同一颗颗晶莹的珍珠，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其实母亲是很坚强的，很少流泪。她长得高高大大、结结实实，精明能干，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挑担、拉车，样样农活不逊壮男劳力；洗衣、做饭，各种家务超过一般妇女；卖水果蔬菜、做点小生意，她的经营之道，也让人折服。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母亲流过的三次眼泪。
记忆中母亲第一次流泪，还是在我十岁左右。那时，家里条件非常艰苦。由于当时的农村政策和环境等因素，父母起早贪黑，拼命干活，但要拉扯大我们兄妹三人，供我们上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有时让我们吃饱穿暖都成问题。有年冬天，母亲为了让我能够穿暖一点，迫于无奈让我在外衣里面穿了一件姨妈穿旧的花棉袄。有一天，村里放电影，我和小伙伴们在开心地追逃玩耍。不知谁发现了我藏在里面的花棉袄，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把我摁倒在地，扒了我的外衣，拍着手起哄，说我是女人，穿花棉袄。我飞似的跑回家，脱掉身上的衣服，扔向了母亲，委屈得嚎啕大哭。夜深了，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做着针线活，在为我那件花棉袄的领子、袖口、衣摆上缝上一圈深蓝色的卡其布的边。母亲的脸上流满了泪水。刹那间，我感觉自己长大了。在母亲无奈辛酸的泪水映衬下，卡其布发出了那个年代我们梦寐以求的、幽幽的深蓝色光泽，很漂亮，温暖了我那颗遭受创伤的幼小心灵。
母亲的第二次流泪，应该是喜极而泣。随着农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母亲的吃苦耐劳、善于持家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在家里仅有两三百元余款的情况下，父母靠一辆手推车、两副挑担，日复一日地劳作，建起了四间两层的砂浆房。在母亲的提议下，家里租了十几亩承包田，一年卖过五十担公粮，成为县里的种粮大户，还奖励了一辆海狮牌自行车。父母开荒造园，种了一二十亩柑橘，最多时年销量达到一百多担，还有枇杷、柿子等等；种过四五亩西瓜，多的那年收入八千多元。记忆中在母亲身上从来就没有疲倦之时。在父母的辛勤劳作下，家境渐渐有了改善。当然母亲最大的愿望还是作为家中老大、唯一的儿子的我，能够在学业上有所成，能够跳出农门。那年我在佛堂中学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她和父亲四处奔波，终于为我求得了继续学业的机会，我成为义乌当时第一所民办高中树人中学的首届学生。望着父母辛勤劳作的背影，感受着父母望子成龙的热盼，我为曾经荒废的时光懊悔，倍加珍惜学习的机会，晚上经常看书到十一二点，早上则是听着鸡叫声起床。到了高三最后一学期，由于长期的学业压力，我得了很重的神经衰弱症，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学习成绩也明显下降。我感受到了母亲内心的煎熬，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每天两趟骑车往返七八十里路，为我送来煎好的中药，一送就是三个月。每天喝着母亲送来的苦不堪言的汤药，我终于走出了那一段灰暗的日子，成为了树人中学和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当大学通知书送达的时候，母亲的泪水是何等的欢快……在大学里，我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浙江省优秀大学生、大学校报记者团团长、学生会主席、多次获得奖学金，毕业时还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一系列荣誉是对母亲最好的回报。
记忆中母亲第三次流泪，是对我再也无法表白的爱，是对生命无限的留恋。大学毕业后，我没有贪恋大城市优厚的工作条件，回到了义乌，那时淳朴的我只想离家近点，回报父母、回报家乡。起初到了区农技站当一名普通农技员，后来到了义乌市农业局文秘科，再后来调到了义乌市委办当秘书，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开始了成家立业艰辛跋涉。一九九四年单位开始集资建房，总共需交七万多元钱，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刚刚大学毕业不久、月工资只有二三百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父母没日没夜劳作，省吃俭用，倾其所有，一次一次资助我。一九九五年国庆节后，母亲说，晚稻收割的农忙时节还没到，乘此可出去打打工赚点钱，政儿的集资房还剩最后一期要交的一万五呢。于是，她来到佛堂一家企业的建筑工地上干活，每天可以收入十六元。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九五年十月十六日，母亲在工地上推水泥砂浆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造成颈椎骨折。当我得知消息赶到医院时，母亲躺在急救床上，全身插满各种管线，她已无法说话。我焦急地俯下身子，喊了声妈妈。母亲瞪大眼睛死死地看着我，两行泪水从她眼中夺眶而出……大爱无语，大悲无声。任凭我千呼万唤，母亲还是走了，像一朵花从空中飘落，早晨出门时的被窝里还残留着她的体温，灶台上还放着她做的汤团。那年她才四十八岁。
母亲是平凡的，她是世上千千万平凡母亲中的一员。她的泪，还有她的勤劳、坚韧、朴实、乐观，在我整夜整夜流泪思念中变成了一颗颗晶莹的珍珠，将伴随着我悲欢笑泪、沉浮历炼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