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一场春雪浩荡而来，将这座绿洲小镇变成了白色，然而，接下去的几天阳光灿烂，将春雪融化。
风开始朝着东南方吹过来了，融雪的声音在暖和的阳光里滴答，让人的心情轻松又愉快，紧缩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皮肤开始松懈。姑娘们在风中做一些骚动的有关爱情的梦，脸上开始生出桃花癣和草莓般的粉刺。
那些写在墙体上的标语，也在一次次的粉刷中被彻底掩盖了，人们走在街上，似乎都在猜测，将来的生活，会变好吗？
被戈壁沙漠包裹的这座绿洲小镇仍然缺少树木，阳光依然暴烈，人们的生活依然贫穷——每家平房的过道都阴暗而荒凉，每扇木门的后面，都有两三个孩子在没有装饰的屋子里玩耍，都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母亲在水池边弯着腰洗衣服，因过多的家务闷闷不乐，疲惫不堪。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镇人家的气味——那气味似乎大致相同，我家里也有。它混合了肉身的味道，家具的味道，缺少关照的植物的味道，厨房里冰冷食物的味道，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充溢了整个房子——其实就是一种贫穷的味道，就像贫穷不仅仅是缺少金钱，而更像是生理上的感觉，若我出门久了回到家中，一进门会屏住呼吸，好像这股味道会伤害我一样。
夜晚降临，各人怀着自己的心事和梦境入眠。就像我，从未感觉到这里是我的故乡，而我的家人，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好人。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自我怀疑中，我觉察出这座绿洲小镇的历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起了诸多变化。
人们比平时更热爱报纸、广播，热衷于单位开会时的各种消息，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弥漫了整个小镇，随着污浊而湍急的河流暴涨、升腾，笼罩着夜晚黑漆漆的小镇，像是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谁都可以感知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人们的只言片语中。
这个早春，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在小镇的东巴扎如期举行。南方客商带来了江浙一带过季过时的服饰、珍珠饰品，还有干咸的海产品，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等等，这些物品带着内地与众不同的气息，让人兴奋。
展销会开展的第一天，车身贴着“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标语的几辆卡车载着货品在街道上缓缓行驶，每辆车都有一个大喇叭，每一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推销他们的货品。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跟在卡车掀起的尘土后面——还有一辆车停在东巴扎门口，喇叭声里传来宣传义务献血的种种好处，还有一辆类似的车朝相反的方向慢慢行驶，在宣传计划生育，夫妻如何避孕等等。
东巴扎上人来人往，人们在搭建起的一个个简易棚里蹿来蹿去，潮水般从左边的门口涌入，又从右边的门口退出来。人太多了，他们的脚踩在了一起，肩膀在相互挤压，眼睛贪婪地四处张望着，鼻子嗅着商品的气息——在这里，人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日用品，其实是在挑选接下去的生活。
这一年，是一个人人可以谈论钱，谈论发财的年头。稍稍动些脑子的人都赚到了钱。我家隔壁的老宋，白天在机修厂上班，晚上到露天电影院卖自家炒的五香瓜子，他老婆还做酸辣萝卜，把大块的萝卜剁成小丁拿到学校门口卖，也赚到了钱。
还有人在夜晚的路灯下卖酸枣面儿，卖烤土豆，卖凉粉。以前农村老乡家门口掉落下的桑葚，青杏儿，路人都可以随便拣，如今也都不行了，想捡走的话，就得掏钱。小镇上还有一个聪明人，是一位中学教师，发明了怎么去除开水壶中的水垢的简易方法，将产品做成小包装，骑着自行车去镇上每个单位推销——人们在一起谈论的话题离不开凤凰牌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还有熊猫牌黑白电视机、“砖头”收录机，就像现在的人们谈论好车、好房——
这一年，广播报纸正提倡“人人会挣会花”，号召老百姓多花钱多消费。有一期报纸上的新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版面做的是“能挣会花的先进典型”。记者在这篇文章中尽情嘲笑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旧思想观念，还走访了河北一家当年最风光无限的“万元户”。记者赞美了这个“万元户”家的摆设、全家人的着装，以及丰盛的饭菜，并热情洋溢地作出了结语：“在当下的中国，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我坐在镇机关的台阶看这张报纸，它原是用来包裹刚买来的热馕。我一边捧着皱巴巴的报纸，一边看着远处，好像远处有着报纸上所说的那种热气腾腾的生活——
这一年，小镇开始兴建土木，搞绿化工程，铺地砖，盖房子，小镇还凭空多出了几条街道，街道两边几乎都是私人门面房，一个比一个花哨，开业的鞭炮总是响个不停。
我仰起头，看高高的脚手架在空中一起一伏。在这个绿洲小镇看似百业兴起、欣欣向荣的盛大气象里，我隐约感觉到一种没落颓势的东西正伸出它的触角，在小镇最边远的角落生长，繁衍。
是的。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是该换一下生活方式了。
只要天气晴朗，镇子上的人似乎来到了大街上，人们除了走向镇东巴扎，走向商场，走向餐厅，还走向朋友，走向恋爱——人们走在街上只是为了走，走进商场和东巴扎也是为了走，老人们随便走一走就回家了，可是年轻人还在走，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不停地走，觉得只有在走着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正年轻。
人们兴致勃勃地走着，似乎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了现在和将来。
只有我的人生仍在南疆小镇的围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