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麦家：人生的中途

人生的中途（节选）

文｜麦家

博尔赫斯和我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博尔赫斯《一个萨克森人（公元449年）》

1986年，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除此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恋爱，没有存折，没有忘不掉的欢乐，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在我万里之外，在球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当他预感到这点后，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执著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日内瓦。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伴随着死亡的脚步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成了他今生现世的最后一次旅行。

1986年6月14日，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

在我的身边，没有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燠热潮湿的美洲是我的大陆”。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待过不少地方，包括日内瓦，但成年后他基本上没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代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独独选择日内瓦做他与世诀别的地方，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这成了他作为一个“迷宫制造者”给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秘密。

告诉你们，我已经荣幸地揭开了这个谜语，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不告诉你，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很大的官员和不少专家这样说道：“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

因为“不告诉你”，你们可以怀疑我的“坦率”。这无所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当你们懂得怀疑时，也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因为怀疑，或者说制造怀疑，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很难想象，失去这种叙述方式，博尔赫斯的作品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那么深邃，那么无穷无尽。其实，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一年写下的多。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如果这样的话，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

我说过，刚刚说过，1986年的我除了年轻和健康什么也没有，这个没有当然包括没有文学，也包括没有博尔赫斯。事实上，我在博尔赫斯生前连他的一个字都没碰过。这本来不该算我的错，但后来由于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过度的崇敬，这竟然成了我常常对自己发出蛮横责骂的一个大不是。我有些天真地想，如果让我在博尔赫斯生前结识这位大师，那么他的溘然长逝一定会成为我的一次巨大悲痛，真正的悲痛。一个人需要真正的悲痛，否则那些小打小闹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会把他毁坏的。为什么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难走出来一个硬朗的人，原因就因为他们只是生活在“蜜蜂的飞舞中”。

我是说，他（她

）们可能经常会痛苦得叫爹叫娘，但所谓的痛苦只是被蜜蜂甜蜜的小刺蜇了一下皮表而已。在博尔赫斯的一篇诗作《白天的晚些时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被一条灰色的毒蛇吓死了，临死不禁泄出了“银色的甜蜜的尿液”——有人居然将它译成了“洁白的糖尿”，感觉像他是个糖尿病人，所以才弱不禁风，才会被吓死掉。哈哈，有趣的误译。说真的，阅读经他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有时真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你不得不随时做好捶胸跺足的准备。但这是没办法的。好在我们有个了不起的王央乐先生，是他首先把博尔赫斯作品送到我们面前的。由于他把头开得相当不错，使得后来者对博氏作品的翻译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的谨慎和高度。

说真的，这是必须的。

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是1987年春天，在南京鲁羊家里。当时鲁羊还不叫鲁羊，也不像现在的鲁羊，可以尽管待在家里，除了少有的几堂课的时光。那时候他在出版社谋生，单位像根绳子一样拴着他。这天，单位又把他牵走了。也许怕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出门前，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世界文学》(不是当月的)，建议我看看福特的两篇小说。我看了，但福特的僧尼一般冷静又干净的语言没有叫我喜欢，于是就顺便看了另外几个栏目，其中有个“拉美文学”专栏，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有《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别图书馆》《沙之书》和《另一个我》等四个短篇。

当时我对博尔赫斯一无所知，所以开初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点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血像漂泊者刚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水做的，但又是火做的，因而也是无限的、复杂的，它由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而我仿佛就是交织的网中的一个点、一根线、一眼孔。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奇怪的是，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它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而是感觉像回到了一个宝贵的记忆里，回到了我久久寻觅的一个朋友身边。

什么叫难忘的经历？这个下午就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难忘的经历，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如果说迷醉、感动我一个下午不是件太难之事，那么要彻底迷醉、感动我，让这种迷醉和感动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又一个白天又一个夜晚地流动起来，像某种传说里的经典爱情一样，这肯定是困难又困难的，“要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要难”，“需要悟透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现在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悟透了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的人，他把我心灵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以一种感动、迷醉的方式固定下来，流动起来。他甚至改变了我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什么主义者，而是一个懂得了天高地厚的拜倒者。我敢说，我身边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名作家也不乏这种感受和变化，只不过他们更喜欢在私下说而已。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作品提出责难，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太喜欢博尔赫斯写的东西……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素材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一些片断，一些草稿，一些轮廊，一些小说构思的笔记和几行诗……在他写成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意思是说，除此之外，他就谈不上喜欢了。

是谁在这么大放厥词？

是他，博尔赫斯自己！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除了博尔赫斯自己，没有人可以站到他的作品上去指手画脚；二、博尔赫斯也许很想看到一个对他作品发难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他只好把自己请出来了。

想想，我们的作家是怎么惧怕人家对他作品的批评，甚至不惜挖空心思去组织一些吹捧的好言好语。这说明什么？不说明我们真成为了博尔赫斯，只说明我们太远离了博尔赫斯，远离了真正的文学。

探究一下造就博尔赫斯小说魅力的因素很有意思。

博尔赫斯小说似乎总是那些故事，那些场景，那些遥远的、影子一样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用来制造小说的材料是有限的，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古老的身影，甚至常常出现雷同的东西。但他给读者留下的感觉却是无限的复杂，无限的多，经常多得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仿佛他随时都在提供新东西，而那些东西总是那么深不可测，采之不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答案在他诡秘的叙述上。他之叙述初粗看来，充满了精致的、陌生的措词和比喻，它们首先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一时无暇去关注故事本身的走向。这感觉有点如同看时装表演，表演完了，塞满你脑海的往往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不是模特的长相或表情，虽然她们的表情甚至长相都很近似，但你就是记不住，因为你本来就无暇去记她们。

这还不是根本的。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只要看两遍或三遍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叙述还藏着更复杂、深秘的技巧，他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设法让读者接近故事，而是远离。准确地说是：接近了又远离。他总是这样迷惑读者，先设法苦口婆心地给你制造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造得无可挑剔、令你笃信无疑时，他突然又对你说：哎哟，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把它弄错了。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叙述中抓住什么，抓住了什么，就要放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手上依然是空空的。这样，当他下回再向你转达同一东西时，你不会觉得他在重复，只会觉得更来劲，感觉像又摸到了上次从你手上滑掉的“那条鱼”。你以为这下一定会把它捉住，结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远。

也有些东西是不会跑的，它们就在你眼前，但你还是无法抓住，因为它们随时都可能转身离去，或者永远亮在“玻璃的另一边”。这又是博尔赫斯叙述的奇妙，他从来不通过把什么推到很远让你抓不到（这就成神话或者童话了），相反，他常常把什么都推到你的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乱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在这种事实面前，我们把他小说说成魔幻也好，迷宫也罢，甚至说成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切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从何而去。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多，我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我确实感到了光荣和幸福。十多年来，他漂洋过海伸出的手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我，温暖着我，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我就像棵不错的树，在对博氏作品不倦的阅读和想象中长出了枝枝桠桠，长出了粗根龙须。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书籍很像一位饱经风霜因而变得温和善良又智多识广的长者，与其在一起远比跟一个惊惊乍乍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实，更快乐，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自己。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经推崇卡夫卡为我心中的英雄，但现在我心中还有一个英雄，他就是博尔赫斯。这位失了明却依然长年蛰居在图书馆里的文学大师，尽管和满腹哀怨的卡夫卡有着截然不一的创作风格和热情，可我感到他们是一种高度的对垒，是一种东西的正反面，就像国王和狮子，蛇和阴险的女人：他们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质量。

2000年8月19日完稿

我有三本《聚书的乐趣》

我是那些寻找藏书癖所爱书的人中间的一员

——爱德华·纽顿

几年前，朋友从国外回来，见我寒酸的陋室，却有几橱子沉甸甸的书，似乎有点打动他，由衷地夸了我一番，之余，又炫耀地跟我讲起了一个藏书家的故事，他的名字叫爱德华·纽顿。

辑一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藏书之多之奇使你简直难以相信……现在整个欧洲都在谈论他，人们对他除了应有的惊诧和膜拜外，似乎更多的是怀疑……人们怀疑他是因为他所做到的太神奇了，就像我们怀疑门捷列夫在马车的颠簸中梦见元素周期表一样……有些书，你也许可以想象作家是怎样创作并让它出版出来的，却很难想象他——爱德华·纽顿——是怎么索集到他橱子里的……他橱子里有很多书都是举世无双的，他感兴趣的似乎也正是这些‘孤独的书’……”

朋友如是说。

一个人能博得另一个人如此赞美，哪怕仅此一人，仅此一次，我想也足矣。我对这个和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几乎同名的藏书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朋友关于他的讲述也变得更加详尽。最后，朋友告诉我：这位藏书家不但藏书，而且还写书，他写的书就像他藏的书一样，同样是了不起的，尤其是那本堆满他藏书经历和快乐的随笔集，《聚书的乐趣》。我马上申请：“能给我弄一本吗？”朋友对我矜持地点了点头，应道：“可以。”

大概没过两个月，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个盖着大西洋彼岸邮戳的邮件，打开看，是一本装帧精美又让我迷惘的书。

是一本英文书！

我不懂几句英语，无法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后来从朋友的附言中知道，这就是我不久前向他要的那本爱德华·纽顿的随笔集《聚书的乐趣》。看着天书一般的文字，我对朋友发起了牢骚：“你给我寄来的不是《聚书的乐趣》，而是一份懊恼。”朋友知道我不懂英文，他这举动使我感到费解，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反感。此后不久，我为自己的幼稚和偏执的性格发配到了西藏海拔4000多米的甘巴拉山上：离太阳很近，离死亡也很近。但我没有死，只是消失。整整两年时间，我没有和外面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很多人都以为我死了，也有人以为我是被爱德华·纽顿的那本“精美之书”牵到了异国他乡。

当我披着满身阳光，或者说阳光的手指印，回到我的过去中时，我发现，我的世界已发生了很多我喜欢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那本“天书”已有了中文本，而且据说翻译得上好。当然要去买一本，但逛了几家书店都说没有。我想，这书可能早已落市，心里头不免有些失落。这么说来，在我出走期间，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真是有不少，人们把我想念的东西买空了，这也算得上是之一吧。

然后又过去很久，有一次，我在新修的二环路上散步，撞见了一个卖书的地摊，只见一大堆垂头丧气的书，像死鱼死虾一样被摊晾在地上，随便路人挑挑拣拣，讨价还价。这份自在也将我吸收过去，我的目中马上充满了我厌恶的各种书名和封面、颜色。我本能地转移了视线，仿佛是被那些我厌恶的书目和颜色推开的。然而，就在这时，就在我视线转移的过程中，我的目光又被一个很素雅的封面碰了一下，就像肉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了一下，心灵酥酥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这封面抓了过去：聚－书－的－乐－趣……爱德华·纽顿！嘿，我惊喜地冲上去，一把将它抓在手中，好像有人要跟我抢似的。习惯地翻看一下，可以断定，书不是假的，也无甚损伤，心里就喜悦起来，手很主动热情地往口袋里伸去。

“多少钱？”

“二块。”

“二块？”

“是，两元，不讲价。”

小书贩的口气里有一种坚决的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被这廉价惊呆了，掏钱的手静止下来。这感觉和你有时被某个意想不到的高价吓着是一样的。书贩子也一定以为我是被“吓着”了，及时给我腾出余地：“这样吧，一块五，不说了。”我又愣了一下，但马上清醒过来，并迅速付了钱，拔腿就走，唯恐这是个错误，别人要反悔似的。“愉快”在暂时的一分钟之内频繁地拍打我，我没有理由不愉快。我哼着小曲回了家，愉快也跟着我回了家，并伴着我度过了整个白天。到了晚上，愉快仍然没有完全消失，我高高兴兴地沐了浴，坐下来，开始拜读我向往已久的爱德华·纽顿的书。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其次是一本书，它使人抓住秘密的核心……”

我的心灵又感到了那种类似肉体被一只纤纤之手触碰的愉快，这种愉快在我目光的牵引下不断长大、盈满，很快覆盖了我白天购书所得到的愉快。这很正常，毕竟那是一种没有交流（因而不流动）的愉快，是僵死的愉快，不会长大，只会消耗。爱德华·纽顿给我的愉快像手和手握在了一起，榫头和榫眼咬紧了牙关，并由此达到贯通，心和心相互映照。这种愉快像火焰，会燃烧，又像水滴，会汇聚、流动，长大。但是，这种愉快愈是在我内心盈满的同时，我心中愈是有种愤懑在堆积。这也就是说，在我通过阅读愈来愈领略、肯定爱德华·纽顿这个作家、这本书的魅力和价值的同时，我心中却愈是有了一种不满和愤怒。为什么？因为我想到这本书在到我手之前，曾是那么被人奚落，混杂在一群轻佻的货色中，失魄、廉价、贱卖，就像一个老鸨。

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骄傲莫过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读，这一点我做到了，我仿佛看见爱德华·纽顿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时我又看见爱德华·纽顿因为气愤扭曲的面容，因为他的书在被人像处理死人衣服一样地沿街贱卖。一个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气愤莫过于此——看不到读者对他作品应有的爱惜和保护。像这样一本蘸着作家心血写就的书，竟然被无知地摊在地上廉价叫卖，这本身已对作家构成了不可饶恕的伤害，而我居然还为便宜了几块钱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确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满对自己的责骂。是的，这件事首先要骂的是我自己。我无法去指责别人，但可以指责自己。正因为无法指责别人，对自己的指责就变得更加凶恶、无情，似乎这样可以弥补对别人无法实现的指责。那天晚上，我被无休无止的自责一直纠缠到梦中。在梦中，我依然听到一个对我严厉指责的声音。我对自己的指责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对爱德华·纽顿的愧疚多少变得有点宽松。

但是，这显然还不够。当我从梦中醒来，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烟钱买来的书，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仿佛瞧见了爱德华·纽顿蔑视的目光。我对自己说：看来，你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才能弥补你不经意犯下的错误。于是，这天午休时间，我又跑去二环路，找到了那个地摊，买了第二本《聚书的乐趣》。这次，我没有问价钱，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书本来的定价，照价付了钱。我明显感到书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窃喜，心里只是想，但愿我的“愚蠢”能让这书贩子多少认识到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和对它的好感。

把《聚书的乐趣》这样的书挤出书柜，摊在地上，廉价甩卖，这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来势凶猛——越来越猛的潮流。我和我们无法逆转这个潮流，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花点时间在这种地摊旁转转，有幸的话（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几块钱）把“这样的书”买回家，用干毛巾拭尽灰尘，然后慢慢品阅。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爱人”和“罪人”

她有一双纤细的手。她有一头乌密的黑发。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赋”。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来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米里茨里镇，住进了一个犹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经过厨房，看见一位姑娘正忙着在杀鱼，似乎有所触动，不满地说：“多么纤细的一双手，可干的活又是多么残忍！”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当时多拉是这家度假村里的一个厨房佣工，之前她还在柏林一个犹太人孤儿院当过小裁缝。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多拉是一个为生计所迫的难民。其实，她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只是因于年轻和对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满，才离家出走，浪迹四方。而同时卡夫卡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结核病，四处就医、疗养。就这样，两个人像两粒沙子一样，在这个度假村里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时，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后的11个月。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没受到的温暖和爱。对此，卡夫卡“幸福而诚恳”地告诉我们：这都是多拉给予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弃儿”，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时又都是“文学的寄生者”。两人刚相识，多拉就用希伯来语给卡夫卡朗读了《叶塞尼亚》，让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们很快相爱，并在柏林租房同居，“过着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个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们的不是婚礼，而是卡夫卡的葬礼。因为没有拥有爱人的婚礼，多拉似乎也无权拥有爱人的葬礼。但她还是执意出现在卡夫卡的葬礼上，在一片冷嘲责备的目光中，“哭得死去活来”。多拉的哭声震惊了卡夫卡的亲人们，致使他们都不敢放声而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贬低多拉哭泣的价值。可以说，在卡夫卡入墓之际，他只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就是多拉的。这几乎就是卡夫卡一生的象征：这世界，只有多拉短暂而真心地温暖过他。

想起卡夫卡，我们总觉得人世对他不公，他给我们留下如此珍贵的文学遗产，但他的一生，每一天、每一夜，都是在被极度伤害和凄凉之中度过的。多拉的出现，让我们感觉多少还了卡夫卡一点债。但同时，多拉也欠下了我们一笔债，她曾经在卡夫卡的授意下，亲手烧毁了卡夫卡大量的手稿，没有烧毁的，她又没有及时公诸于世，而是私自珍藏着，以致后来又被盖世太保糟蹋掉了。亲自烧毁和私自珍藏，都是出于爱，对卡夫卡的爱，但构成的是一种难以赎贷的“罪”。卡夫卡总是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感到“存在的荒谬”，这真是没办法的。

2004年6月21日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11之谜

今年春节，我是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世界中度过的，几乎每天一本，连读了七八本。波罗，马普尔小姐，庄园，旅行，凶杀，封闭的空间，开放的时间，耸人听闻的情节，扑朔迷离的案情，欲盖弥彰的眼神，似是而非的供词，错综复杂的关系，缜密的逻辑，精到的推理……如气如雾，水生风起，构成了一个“华丽的世界”，让我轻而易举地打发了这个数十年不遇的寒冷、阴霾、灾情频传的新春佳节。出于一种感谢，或者纪念，我想写点儿关于克里斯蒂的东西。写个书评也许是我最擅长的，但我放弃了。克里斯蒂的小说像个盛名的公园，往来者络绎不绝，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总的说，万变不离其宗，人们的感受最终似乎都差不多——殊途同归：智力受到挑战，好奇心得到满足。换言之，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主题公园”，主题词不容置疑，赞不绝口的广告词也非妄言。有些东西只要承认或赞同就可以了，消解和重构都可能是画蛇添足。我认定对克里斯蒂小说发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所以坚定地放弃了。

我决定说一点克里斯蒂的私事，素材来自有关她的访谈和传记。与她作品数量之多相比，克里斯蒂留下的“私事”少得可怜，她有轻度的社交恐惧症，也正因此她才没有成为歌星。据说克里斯蒂在音乐上极具天赋，小时候的她曾梦想当一名歌星，但九岁时一次登台表演把她彻底从舞台赶了下来。晚年的克里斯蒂告诉我们：“即使在两年后，我父亲去世给我带来的恐惧也没有那次表演大，台下无数的目光都是蓝色的。”

11岁，父亲去世，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童年”，正如海明威说的：辛酸的童年是作家最好的训练。1965年，75岁的克里斯蒂宣布封笔，同时她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开始静候“另一个未知世界”的到来。对生的恐惧使她减少了对死亡的恐惧，她把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死亡看做是“与久别的父亲和母亲相会”，并且对死亡方式也有非常明确的期待：像爱斯基摩人一样告别人世。爱斯基摩人是拒绝与死人告别的，他们会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给年迈的母亲准备一餐丰盛的饭菜，然后老人便独自踩着冰雪向深山走去，一去不返……克里斯蒂说：“对于这种充满尊严和决心告别生活的方式，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如果可能，我希望我能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离开你们，去见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个愿望，克里斯蒂等了11年也没有实现。1976年，86岁的克里斯蒂像所有受人尊敬的老人一样，死在温暖、舒适的病榻上，随后的葬礼惊动了包括女王在内的所有英国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她的读者。临死前，克里斯蒂重复了晚年以来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感谢上帝赐我幸福的一生，给了我深厚的爱。

当我研究了克里斯蒂的生平后发现，这里所说的“幸福的一生”，至少要减掉11天。那是1926年，这一年里克里斯蒂的母亲不幸去世，她和阿尔奇十多年的感情也惨遭破裂。阿尔奇是她22岁时在一个舞会上邂逅的，那时她已经有婚约，为了阿尔奇，她“像变了一个人”：当天陷入爱河，次日解除婚约，仿佛再不是那个患有轻度社交恐惧症、性格内向的女孩。不用说，这段感情的结束让她痛不欲生。12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直到11天后才在一个旅馆中找到她。没有人知道，这11天里她经历了什么，她以声称“失忆”拒绝任何善意和恶意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