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散文 柏杨:你这样回答吗?

柏杨:你这样回答吗?

  你这样回答吗?

  ──比裔美籍司礼义神父谈“丑陋的中国人”

  张香华

  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么?”耶稣说:“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和司神父相处,常给你惊奇的经验。

  在馆子里,面无表情的女侍把菜单扔到我们面前,司神父悄悄问我:“你知道她为什么这种态度?”我还没找出适当的答案,他却幽默地说:“她不喜欢我。”

  街上,几个年轻女孩走近,司神父望着T恤上印着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说我不懂法文。司神父为我翻译,那几个字的意思是:“来乱搞我!”他摇头叹气:“她一定不知道这个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万大路附近,那一带拜拜风气很盛,大街小巷处处是庙宇,和私人开设的神坛。司神父告诉我:“昨晚这里上演酬神戏,你知道他们演什么?”我答:“布袋戏。”心想这回一定答对了。谁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们表演脱衣舞。”

  ──今年七十余岁的司神父,是比利时裔的美国人,前后十余年在中国内地以及台湾的生活体验,使他对中国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学者,他对中国语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从一九三○年起,司神父开始习中文,曾经是赵元任、陈世骧两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熟谙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国内地北方,一面传教,一面做中国民俗研究、歌谣收集工作,并用英、法、德文等多种语言,发表过学术论著三十余种。

  我告诉神父,我很吃惊,因为他老是提醒我这个中国人,身边许多习而不察,或察而不觉的现象。我心想,为什么不请他就“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主题,说说他的看法。以他对中国人的了解之深,对中国人的感情之浓,加上他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丰富的学识和修养,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跨国性和跨民族性的启示。

  司神父说:“你不在乎我的话令你惊奇?”

  我说:“我正在期待你给我最大的惊奇。”

  司神父本名PaulL-M.Serruys,司礼义,是他的中国名字,从这个名字,看出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是,司神父答复我的礼义之问,却说:“礼,是很好的东西,是人类行为的规范。但,中国人只讲礼,不讲理。于是礼的好处就变了质。因为礼应该接受理──正确的原因(therightreason)的指导。”

  “义难道不是正确的原因?”我说:“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礼义之邦’之称。”

  “礼义之邦?”司神父沉吟一会,“我没听说过。‘义’字的英译,应该是Right或者还有一个意义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认为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社会是非观念(SocialJustice)。中国人讲的义,是用来要求别人而设的,人人都觉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义’是双重标准。”

  我问:“从什么事情,使你对中国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交通现象就是一张中国社会的图画,”司神父说,“中国人对作为一个国民,应该尽什么义务,完全没有观念。交通规则在中国,只是订来要求别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又譬如说,我今天这样批评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的反应,恐怕是生我的气。平时,常常有人说我太骄傲,或者来劝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标准谈论中国人。其实,我很不愿意伤中国人的感情。”

  “不见得人人都会生你的气,我就不会,”我说,“我也不怕感情受伤,我就是盼望听听你伤中国人的心,伤得有没有道理。”

  司神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在一项学术会议讨论过程中,司神父提出与某位中国学者不同的意见,对方从头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从一开始,这位学者听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见,就非常不高兴,立刻面露愠色,拒绝和他讨论。第二天,司神父亲自到这位学者的办公室,准备再试试和他沟通。谁知道学者明明在办公室,却教秘书小姐说:“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难而退。

  “所以,”司神父说,“我觉得和中国人讲理,比登天都难。有时候,你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用逃避问题的态度来对待你,使你无计可施。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讲理,因为讲理会使他失去面子。你想,连学术界都只讲面子,不讲理,造成权威和垄断,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讲理?”司神父接着说:“当然,有时候,我和中国学者在一起讨论问题,我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有学者会说:‘我不同意你,不过,我现在说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来和你讨论。’然而,能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问题的,实在没有几个。”

  我问:“你是不是认为中国人讲礼,妨碍了讲理?”

  “其实,讲礼和讲理,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司神父强调,“但必须经过学习,同时要有起码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称,才能够讲理。至于‘礼义之邦’大概是中国人后来附会的说法,应该称‘礼乐之邦’才对,因为中国历史上说周公制礼作乐。”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

  “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间一个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los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

  我静静地听着。

  “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发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

  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

  “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

  “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

  “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发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什么轻视这些?”

  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

  “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

  平时,常听到有人说:

  “这是太不给面子了……”

  “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

  “赏脸的话,请……”

  “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

  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

  “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

  “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

  “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

  “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

  “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

  “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

  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

  “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

  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

  “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

  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

  “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案,得受什么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

  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

  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断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

  “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

  “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

  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

  “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

  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此为止。

  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

  “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

  “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个阶层发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

  “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

  我感觉得到,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

  “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

  “第二,中国文明发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

  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发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

  “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国人一切听天由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

  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

  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

  “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国来的动机。”

  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

  “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淫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Self-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

  “当然有,”司神父首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

  “什么叫‘忠心’?”我问。

  “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

  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优点吗?”我问。

  “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如何?”

  “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

  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

  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

  “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

  “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对暴政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发生过影响力!”

  “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

  “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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