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散文 柏杨: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等

柏杨: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等

  不讲是非,只讲“正路”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诉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息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罄尽,是非标准,颠之倒之,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惟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

  先生曾介绍过《唐圣人显圣记》,现在再介绍一遍,以加强读者老爷的印象,该书作者用的是一个笔名“伏魔使者”,他阁下对戊戌政变六君子殉难的悲剧,有极使人心魄动摇的评论,曰:“只听一排枪炮声,六名犯官的头,早已个个落下。可怜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请注意:“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在势利眼看来,啥都可以,卖国可以,祸国可以,当奴才当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贵功名,一旦化为乌有。”六君子惟一的错处是没有得到富贵功名,没有走“正路”。写到这里,忍不住又要叹曰:“血泪流尽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满襟。”嗟夫,每个中国人都努力走富贵功名的“正路”,中国社会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到关帝庙抽签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为止,仍有成群结队的人在提倡富贵功名的“正路”,你说急死人不急死人。

  留华学生狄仁华先生曾指责中国人富于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绝对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势利眼──冷漠、残忍、忌猜、幸灾乐祸,天天盼望别人垮,为了富贵功名而人性泯灭,而如醉如痴,而如癫如狂。

  一盘散沙

  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多少都有点崇拜权势,但似乎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从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对权势这么癫狂,和这么融入骨髓。任何一个社会和任何一个人,也多少都有点自私,但同样地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么自私到牢不可破。这话听起来有点愤世嫉俗,说出来也觉得危机四伏,可能惹起爱国裁判大怒,乱吹哨子。不过理是应该说的,不是应该怒的。

  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春秋》责备贤者

  中国文化另一个使人伤心欲绝的现象是:“《春秋》责备贤者”。发扬这种学说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捶胸脯。他阁下对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对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全部《论语》,堆满了格言。他向当权派提供了统御之术,并向大家伙保证,如果用他那一套统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铁打的啦。这一套当时颇不吃香,但经过董仲舒先生奋勇地推荐,西汉王朝皇帝刘彻先生采用之后,果然发生强大威力。不过他阁下理论中最糟的是“责备贤者”,他阁下为啥产生了这种畸形观念,我们不知道,可能是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吧。君不见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肠寸断,可是老头却气壮山河曰:“你是我的儿子,我才打你呀,别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还不打哩。”无他,俗不云乎:“打是亲,骂是恩,不打不骂是仇人。”你是贤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你如果不是贤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滥,请我责备你,我都不屑责备你。

  责备贤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确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结果也难逃“天下没有一个是好人”的厄运。勉励“贤者”更上一层楼当然是善意的,但在实践上,自由心证兼诛心之论一齐爆发,一定产生“责人无已时”的绝症。这绝症就是挑剔没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谁谁就得四肢冰冷,隆重地抬到太平间。盖人性是较弱的,都有犯错的时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乱想把不稳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会想别的女人,孟轲先生也会为目的不择手段。

  对恶棍连咳嗽一声都不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说“不敢”,只好说“不屑”),对“贤者”却挑剔个没完。人是一种会犯错的动物,也是一种会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动物,努力挑剔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成了虎豹豺狼。于是乎,存心坏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没有人责备他,不但没有人责备他,遇到“德之贼也”,还原谅他,猛劝责备他的人适可而止哩。而力争上游的朋友,反而永远受不完的抨击。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毒牙,只有一个后果:逼得人们感觉到,做好人要比当恶棍困难得多。

  中国社会是一个恍惚万状的社会,有时候恍惚得连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则故事,只简单几句,恭抄于后: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

  《世说新语》上也有一则故事,也只简单几句,也恭抄于后:

  赵母嫁女,女临去,教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耶?”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

  这些话使人听啦,比没有听还糊涂,说了半天,到底说的是啥?懂的朋友请举手,我就输他一块钱。可是司马师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书上称为“景献羊皇后”、“弘训太后”)却叹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过不管怎么吧,老太婆对女儿指示的结果,并没指示出一条应走的路。我想这种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状态,似乎仍与“责备贤者”有关。老人家教训子女,当然不好意思鼓励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着天良鼓励他力争上游,盖中国传统文化是专门用“责备贤者”的毒牙咬力争上游的。你再贤都没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窝里,大喜过望呐喊曰:“他屁股上有个疤呀。”结果你不但贤不起来,反而弄得一身臭。

  “责备贤者”与“嫉妒”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鸡蛋里找骨头,但形式上却不相同,“责备贤者”因有美丽的外套,所以就更恶毒、更害人。呜呼,我们给“贤者”的爱太少,而只一味地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过于责备人,挑别人的眼,只要一开口,就好像从悬崖上栽下来的飞车,停也停不了,停也停不住。阁下看过《所罗门的宝藏》乎,两位财迷被土人捉住,绑到广场,表演砍头。甲先生知道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日蚀,乃吓唬酋长老爷,说他法力无边,可以把太阳吃到肚子里,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远没有了太阳。酋长老爷半信半疑,甲先生说,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们瞧瞧。酋长老爷下令暂缓执行,看他能耐如何,于是他就念起咒来。呜呼,他会念啥咒?只不过他阁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丑话连续骂三天三夜都不重复一个字。于是,你瞧他口没遮拦吧,阴阳顿挫了一个小时,天昏地暗,太阳果然被他吃到肚子里,不但救了老命,还捞了不少宝贝。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专门培养这种水手本领,责备起人来,如果不用胶布赶紧贴住他的嘴,他的丑话就永远没有句点。再加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就更勇不可当。可是你要请他老人家赞扬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准张口结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谁值得他赞扬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赞扬,他也想不出用啥话去赞扬。

  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虚骄之气

  有些人似乎害着翘尾巴疯,一谈到美国,尾巴就翘起来曰:“美国的文化太浅!”(也有说“没有根基”的,也有说“没有深度”的,反正他们那玩意没啥。)美国文化是不是浅,是另一个问题,即令他浅啦,我们才更不好意思。好像书香世家的破落户,披着麻片,蹲在破庙里,仰仗着别人残茶剩饭过日子,却号曰:“俺祖父大人当过宰相,他祖父大人不过是一个掏阴沟的。”不但不满面羞愧,想想自己为啥穷,反而洋洋得意对方出身不高。呜呼,真是奇事处处有,只有中国多,这句话应该是别人挖苦我们,而且谁要是这么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现在自己却往外猛冒,实在是虚骄过度,一时转不过弯。

  虚骄只是晕晕乎乎的自满──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着被子胡思乱想。孔丘先生当年费了好大的劲,才发明了“古”的种种,然后托古改制。现代中国同胞不费吹灰之力,就有个美利坚合众国摆在眼前,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还可以钻到里头研究研究,体验体验,为啥还用虚骄之气,把这个活榜样拒之于千里之外?

  我们并不是说美国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国真好得像一朵花,他们就用不着三作牌和监狱啦。但有一点却是绝对可以提供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一种很厉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硫磺坑出来)留学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话,曰:“你认为美国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觉得美国的生活方式怎么样?”大体上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最广最强的公道。

  虚骄之气最大的坏处是自己给自己打堵墙,把自己孤立在水桶里,喝得尊肚跟先生尊肚一样的奇胀,于是就再也灌不进别的东西,顶多灌一些洋枪洋炮铁甲船。至于更厉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艺术、礼义、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精神,不要说再也灌不下去,简直望一眼都会皮肤敏感。

  我们也并不一定要效法美国,效法效法德国,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日本复兴之快,真是可怕。中国同胞研究他们所以这么快爬起来,发现了很多原因,若马歇尔第四点计划焉,若韩战焉,若他们的工业基础焉,听起来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复兴都是靠的运气。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提起来效法别人,脸上有点挂不住,大丈夫固应该顶天立地,轰轰烈烈,让别的小子又羡又妒。问题是,这种场面,在汉唐之时,确实是有的,可是时背运停,洋大人纷纷崛起,打也打不过,骂也骂不赢,只好往事如烟。现在惟一的办法只有学学他们那一套,而且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虚骄之气,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样,一股劲直往炕沿伸既丑又臭的小脚,以表示过去缠得好、缠得妙,则只有走另外一条路,该路是一条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绝不会亡,理由是汉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活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恐龙型人物

  ———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国人第一要务。

  吾友赵宁先生,在他的专栏中,指出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明明是一只小猫的,一看影子那么庞大,就自以为是只老虎。呜呼,赵宁先生诚目光如炬,不过,柏老得补充补充,盖自以为是只老虎,那还是日正当中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则不仅仅自以为是只老虎,因为斜照的影子更为庞大,他简直还自以为是头恐龙,一个喷嚏,地球都会震动哩。这种恐龙型人物,满坑满谷,触目皆是,马路上、商场上、房间里、衙门里,以及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碰到。重则碰得你命丧黄泉,轻则碰得你膀胱发紧,小便频仍。

  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莱坞电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圣杯》,不敢确定),最精彩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飞人。他阁下本来有一套精密设计的装备,那是一对结实的轻金属翅膀,绑在两臂上,就可跟鸟一样满天乱飞。可是当他一上台面,面对皇帝老爷的隆重介绍和黑压压一片群众的欢呼,就忽然尾大起来,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楼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丽妻子,在后面苦苦地追赶哀号,告诉他没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听,反而认为连自己老婆都唱反调,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脚猛踹娇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几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舍,一直到了尽头,江湖郎中把盖子一盖,娇妻只好掩面痛哭。接着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顶,群众的狂热使山摇地动,他的信心更如火烧,张开双臂,仰面向天,朗声誓言:“没有翅膀,照样可以飞。”于是,姿势优美,凌空而下,只听扑通一声,跌成肉酱。

  ──跌成肉酱的后果是祸延娇妻,上自皇帝,下至观众,一致认为受了欺骗愚弄,这种跳塔自杀的节目,人人都会,有啥可看的。他们鼓噪起来,眼看就要暴动,皇帝老爷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继续去飞。她当然不会飞,但在枪尖围逼下,只好含泪爬上楼梯,为她丈夫的虚骄,也付出一团肉酱的代价。

  这是历史故事啦,现实的场面是,今年(一九八○年)二月,“中华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马尼拉降落时,机长吴黉先生,就有这种膨胀镜头。闻见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报》上说他:“艺不高而胆大”,恐怕太过于客观,盖在主观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阶段,认为没有翅膀,跟有翅膀没有分别,只要信心坚定,就是武功高强。他早已发现降落的高度不对劲,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重来一次。反而收回油门,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减速板,使飞机降得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时,下降的趋势更勇不可当,鼻轮和两个主轮,三点式同时重重落地,一声响亮,刹那间翅膀折断,引擎脱落,大火冲天,飞机化成灰烬。四位最倒霉的乘客烧死,三十九位次倒霉的乘客受到轻重之伤。

  ──吴黉先生一个人虚骄,四十余人遭难。比起江湖郎中只不过夫妻两人断送残生,似乎更价值连城。

  就在吴黉先生表演一手之后的次月──三月,司机老爷许万枝先生,也有表演。他开的是游览车,满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堂”的学生,作毕业旅行。行驶途中,车掌小姐照例介绍她自己和司机,当介绍许万枝先生时,称赞他是最好的司机。许公龙心大悦,而且为了表示他确实与众不同,就在危险万状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盘,举起双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谢服务小姐的推荐,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优美的驾驶技术,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虽不用方向盘,照样可以开得四平八稳。当他抱拳的刹那,全车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声音。但许公神色自若,并且对那些喊出声音的胆小鬼,嗤之以鼻(有没有像江湖郎中踹娇妻那样踹了乘客几脚,报上没有记载,不便瞎猜),盖那太伤他的自尊心啦。于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终于把车子撞到万丈深渊,十七位大学生死亡。

  ──无论如何,许万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机。他跟吴黉先生不同,吴黉的虚骄,只断送别人的生命。而许万枝先生的虚骄,却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上面几件壮举,先生都没有亲身参加,只有一件事,我却是荣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请吴基福先生诊治眼疾,最初的几个月,每天都需要静脉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针,只好把针剂带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诊所,每天前往挨戳。该诊所的那位女护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乱搞,本也心甘情愿,可是她阁下跟许万枝先生的功夫一样,同是天下高手,许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盘开车,护士小姐则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总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处,还咭咭呱呱,前仰后合。我恳求曰:“老奶,请你看着点,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挂着帘子似的,刷的一声拉下来曰:“这有啥好紧张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阵剧痛,我就哎哟,她曰:“我打针打了整整十年,从没有出过错,你这个老头,怎么还像孩子这么难伺候。”回到家里,左臂一片铁青。第二天再去,指给她看,她曰:“没啥,没啥,用热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换打右臂,回到家里,这条不争气的右臂也跟着一片铁青。一个月下来,她谈笑风生不辍,而我老人家的两条胳膊几乎成了两根木炭。

  ──一个女孩子的虚骄,先生就得为她赎罪。幸亏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剧毒的六○六,如果是六○六,当场就在她玉足前满地打滚矣。

  恐龙型人物最大的特征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里。眼看太阳就要没啦,影子也要没啦,但他却觉得一切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只要驾了一阵飞机,就自以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开了一阵汽车,就自以为双手凌空,仍能转弯抹角。只要当了几年护士,就自以为闭着眼睛就可以找到静脉血管。

  于是,一个人只要有了一点钱,他就觉得神通广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里稍微有点权,他就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教对方领教领教他手里的玩意。只要出了两本书,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欢呼。只要当上一个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着高涨,职位比他低的家伙,都成了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只要弄到一个学位,不管是青蛙妈死脱,或跳蚤打狗脱,他就以为连对同性恋都是权威。只要会说几句英文,如果不在谈话中夹几个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烟。只要认识几个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随时随地亮出招牌。

  ──至于先生,自从巷口摆地摊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孙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开后门洗衣裳。”赞扬我是伟大的声乐家之后,我就觉得台湾这个小岛简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铺盖卷好,准备出洋去当贝多芬的教习(我最近就要写一大文,揭发贝多芬《田园交响乐》十大谬误,读者老爷拭目以待可也)。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国土,中国人理应见多识广,充满深厚的气度和胸襟,却有这么多恐龙型人物晃来晃去,好像参加恐龙竞技大会,各显各的神通。跟我们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地相悖,实在教人越想越糊涂。沾沾自喜和浮夸肤浅,只有使一个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里,惹人生厌生畏,自己却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东西,再没有长进。大多数人都如此,中国殆矣。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崇洋,但不媚外

  《封神榜》是中国的《伊利亚特》,神仙如云,妖怪似雨,虽然最后都归结于邪不胜正,但双方打斗过程,仍花样百出,轰轰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厉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阁下的翻天印,乃天下第一等盖世奇宝,只要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疾”,该盖世奇宝就被祭升空,砸将下来,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喜马拉雅山,都能一劈两半。这还不算叫座,叫座的是连把法术传授给他的师父广城子先生,都无法抗拒,一见殷郊先生翻脸无情,祭起那玩意,立刻魂飞天外,落荒而逃。

  先生这些时吉星高照,忽然间也遇到了这种盖世奇宝,不过时代不同,现代化的“翻天印”不叫“翻天印”,改名换姓,另行修炼,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这句话被现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翻天印”,还要雷霆万钧。洛杉矶一次聚会上,我正头顶石臼,努力演唱,一位听众老爷忽然传来一张字条,上面写曰:“老头,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认为美国一切完美,而美国绝不像你想像中那么完美。”稍后,洛杉矶《南华时报》刊出铎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观念,应该猛批。老头也像许多刚踏上美国本土的老中一样,迷失在这个社会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惭形秽,接着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够呆上个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

  “崇洋媚外”这个盖世奇宝,大概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才炼成正果,为害人间的。这奇宝的内容,可用一个老汉朋友的吼叫作为代表:“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这还算客气的,有时候简直成了‘汉奸’、‘洋奴’、‘卖国贼’),千言万语一句话,无论是啥,都是美国的好,要说美国科学好,我还服,要说连美国的文化比我们好,我就不服,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事,也要学美国?”

  ──怒吼的不仅这么一位老汉,而是很多老汉,事实上很多小汉也同样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压大增。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课题,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两种行为,不经大脑,就能用唾沫粘在一起,实在是高级技术人员。“崇洋”与“媚外”相距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互不相及,经过如此这般的硬生生粘在一起,动不动就掏将出来“猛批”,灾难遂无远弗届。不过受伤害的并不是被詈为“崇洋媚外”之辈,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说根本没有人崇洋媚外,这种动物可多得要几箩筐有几箩筐。而只是说,更多的朋友,却是“崇洋”而并不“媚外”。在洛杉矶会场上,我一时紧张,忘了自己客人身分,把脸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问与会的绅士淑女,为啥不坐独轮车而开汽车来瞧老头?开汽车就是崇洋。为啥不梳辫子,不束发盘到头顶,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样?左分右分模样就是崇洋。为啥女士们不缠三寸金莲,走路一拧一拧,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为啥男人不穿长袍马褂,或更古的京戏上宽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为啥不吸水烟旱烟,而吸纸烟雪茄?吸纸烟雪茄就是崇洋。为啥煮饭时不用煤球木柴麦秸,爬到灶头吹火,而用电炉瓦斯?用电炉瓦斯就是崇洋。为啥不睡土炕,而睡弹簧床水床?睡弹簧床水床就是崇洋。为啥见了顶头上司不扑通一声跪下磕头,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灯夜读,而用电灯?用电灯就是崇洋。为啥寄信时不托朋友顺便带去,而弄张邮票一贴,往一个密封筒子里一投?贴邮票投邮筒就是崇洋。为啥不去看皮影戏,而去看电影?看电影就是崇洋。为啥不拉着嗓门猛喊,而去拨电话?拨电话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绅士淑女媚外。

  回到国内,心里更沉重得像挂个秤锤,觉得事情必须弄个一清二楚,才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轰隆隆阅兵大典刚过,各位读者老爷的记忆犹新,夫洋枪洋炮、洋鼓洋号、洋指挥刀、洋军乐队,哪一样不是崇洋产物,可是,却又哪一样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产物,又跟媚外怎么攀上内亲?深入家庭社会一瞧,简直更成了惊弓之鸟。写稿也好,写文也好,写黑信告先生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感情也好,都只用原珠笔、钢笔而不用毛笔,原珠笔、钢笔(加上打字复印)固努力崇洋者也,与媚外又有何干?客厅也好,办公室也好,公共场所也好,只坐软绵绵的沙发,而不坐硬邦邦的长板凳,软绵绵沙发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门,他当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发起酒疯,找了个头,要把他家的抽水马桶砸个稀烂。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马桶后,我还要砸电视机、砸收音机、砸电冰箱、砸瓦斯炉、砸电话、砸电灯……最后还是他家姑娘,大学堂毕业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贤,不知道礼让大义,而竟诉之于法,召来警察,把我轰出大门,才算结束这场闹剧。否则,一头下去,他们可是住在十二楼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没地方放。不过,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该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呜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爷一旦大发神威,把中国人“崇洋”所得到的东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国还剩下了些啥?翻天印朋友鼻孔冒烟曰:“难道我们连做人处世也要学洋人?”咦,真是一个糨糊罐,这还要问,我们在做人处世上,当然更要崇洋,更要学习洋人的优点,但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过了头,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袭传统一笔勾销,猛学洋大人的投票选举。接着把封建制一脚踢,猛学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经济制度上,摒弃五千年的重农轻商,猛学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摒弃五千年做官为惟一途径的人生观,猛学洋大人多层面结构。在文化上,整个大众传播工具,包括报纸、电视;整个艺术创作,包括小说、诗、话剧、绘画、音乐,又有哪一样不是崇洋崇得晕头转向。可是,岂全国上下都死心塌地地媚了外?

  情绪化的翻天印“崇洋媚外”,是语意学上的差误,经不起思考,经不起分析。铎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国住上三年五载,相信观感必会大不一样。”这是可能的,但也不见得。我们盼望中国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学习。我们盼望中国人一团祥和,要求崇洋学习说“对不起”、“谢谢你”。我们盼望中国人排队,要求崇洋学习一条龙。我们盼望中国人尊重斑马线,要求崇洋学习严守交通规则。我们盼望中国人过弹簧门缓缓松手,以免后面的人脑震荡,要求崇洋学习伫立以待。我们盼望中国人都有开阔的侠情,要求崇洋学习笑容满面,乐于助人。我们盼望中国人身体健壮如牛,要求崇洋学习把时间花在运动上,不花在窝里斗上。———这一切,怎么扯上他妈的媚外?面对彬彬有礼的洋大人,我们难道不自惭形秽,反应该“不忘本”到底,横眉竖目到底?古书曰:“知耻近乎勇。”死不认错只要情绪冲动,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圆满。而知道啥是羞耻,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能。

  ──铎民先生在“自惭形秽”下,紧接着“妄自菲薄”,这两句话同样没有因果的必然关系。自惭形秽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突然醒悟、发愤图强。日本老爷的明治维新,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情绪激动的夹缠,属于风火轮战术,中国人特质之一。

  美国一位教授写了一本《日本第一》,没有一个美国人怒詈他崇洋媚外。先生只不过写了几篇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翻天印乱飞。呜呼,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嚷:“绝对崇洋,但不媚外!”还请读者老爷思量。

  集天下之大鲜

  殖民地意识下的社会,以母国的语文为最高级、最尊贵和最神圣的语文。中国虽然没有当过殖民地,但中国人有殖民地意识。留华学生白安理先生,意大利米兰人也,在台湾八年,他发现他去店里买东西,讲中国话时,店员爱理不理,可是一讲英文,店员马上就变成了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虽然中文呱呱叫,当买东西时,仍是用英文。呜呼,白安理先生也属于少见多怪,固不仅店员如此,他如果到高阶层打打转,恐怕他会发现英文更威不可当。今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联合报》上,有一段新闻,一字不改,恭抄于后。

  新闻曰:

  台湾邮政的服务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务不周的时候。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约翰托尔,最近到台湾访问时,曾希望透过台湾良好的邮政服务,去约晤一位学生家长,却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写成“透过良好的邮政服务”,以加强压力,可谓神来之笔,真得递佩服书)。

  约翰托尔校长,到我国访问时,住在台北圆山饭店,他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他学生罗玉珍的家长,希望见面谈叙,结果因这封信未附注中文地址,由于时间耽搁,待罗玉珍的父亲罗明鉴收到信时,已过了约定时间,托尔也已返国。罗明鉴认为邮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个不合理)。

  托尔校长于四月二十四日,随美国大学校长访问抵华,在二十七日写信给就读纽约州立大学罗玉珍的家长,约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时见面叙谈,结果这封信五月初才送达罗玉珍家里。

  罗明鉴指出,他收到信时,信封上虽加注中文地址,但邮局已加盖“退回”的戳记,上面并注明“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字样,显然是此信退回圆山饭店后,再由别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罗明鉴说,外籍人士不一定会写中文,邮局上项国内函件应注中文地址的规定,应仅指国人相互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应立即按照所写英文地址投送。

  台北邮局人员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邮政人员误认为是国人投寄信函,以后决予改进。

  这则新闻真是集天下之大鲜,这位可敬的罗明鉴先生因未能及时晋见洋大人,失望后跳高之情,跃然纸上。邮局明明规定:“寄交国内之外国邮件封面,应附注中文地址。”罗明鉴先生却解释为:“应指国人相互间通信而言”,“对外籍人士投寄未附注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呜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邮局老爷是不是都要拆开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单音节就退回?有些华裔的美国人,如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没有洋名,邮局老爷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么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内籍假洋鬼子”?这还不说,中国人在美国用中文写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湾用阿拉伯文写信,泰国人在台湾用泰文写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邮局老爷迫不及待地承认错误,真不知错在哪里,误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证改进,更不知哪里可改,啥地方可进。

  我们对这种现象,没啥可说,只是提醒一点,在如此强大的殖民地意识、洋奴意识压力下,中国人的嘴脸,已经大变,变得可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爱读书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本站尊重版权,如果侵犯您的权益,请通知管理员立即删除。https://www.dushu263.com/3426.html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0371-68342113

在线咨询: QQ交谈

邮箱: 200768998@qq.com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休息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