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字“借”，作为动词，除了“借进”、“借出”、“假借”等意，还有一个深刻的含义：“帮助”。文天祥在《念奴娇》中写道：“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在这样的语境下，“借”和“帮助”是可以划等号的。生活中遇到许多与借有关的事，内里都有一个“帮助”的核，想要借一样东西，可以理解为需要一项帮助；肯为他人出借某物，也是善意相帮。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城乡，物资并不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彼此互借私有物品，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平衡。在我儿时生活的川北农村，互借物资用于生产或生活，是一件十分平常之事。但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平常的互借行为，显出了它的不平常，小小一个“借”字，映照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
童年的我最初打量世界，便是这个“借”字，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在农村，失去壮年父亲的家庭，就缺失了一个壮实劳力，也失去了家庭的顶梁柱。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带着我们七个兄弟姊妹，生活更加缺衣少食。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家里不仅失掉了成年男人的支撑和保护，就连我们这家人的“社交能力”，从此也会大打折扣。
“社交”一般会联想到推杯换盏，拍背打肩，称兄道弟的城镇应酬文化。但在偏远的乡村，同样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交际。家里有个壮年男人，互换劳力抢种抢收，或下地时和隔壁汉子扯两句闲话，蹲在院坝前抽上叶子烟，互相谦让一口，都能迅速达成一种社交的和谐效应。父亲在我四岁时因病去世，我家从此少了一个能撑起门户的男人，也就少了一个能和他人维护人情世故的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女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常常被视为“某某婆娘”或“某某妈”，缺乏一个女性主体的独立性。母亲碍于孀居身份，遇到不得不出面交往的事，只能让年幼的我，临时跑个腿，或充当一下家里的“代言人”。
二
母亲吩咐，让我去队上一户人家，借一个晒谷用的推耙子。
这户男主人小名叫“长牙”，因为他有颗虎牙格外长，呲出嘴唇而得其名。父亲生前，他偶尔来家里坐坐，不知说到什么开心事，眉毛高跷，像鸟儿的尾巴，绽开笑意的嘴，让那颗“长牙”显得格外长。我对这位长牙叔印象不错，觉得他是个和善的人。
长牙叔刚吃过晚饭，他从扫帚上折了一根小签子，站在门口剔牙。我老远向他打招呼，他没吭气，待我走拢了，他从牙缝里呸的吐出一丝菜渣。
我仰头向他问好，说明来意。“咋跑来找我借？”他淡淡扫了我一眼。
前几年父亲还在世，我家借过长牙叔的推耙子。当时他亲自拿到我们院坝旁边，和父亲一边闲聊，一边你一口我一口地抽着旱烟，就像一对亲兄热弟。
长牙叔又呸一口，折断手中牙签，摇摇头，说我来晚了，他家的推耙子，已经借给了别的人。我谢过长牙叔，准备转身回家，生产队的队长这时过来了。队长是我们全队尊敬的人物，我赶紧闪到墙边，免得阻碍了人家过路。
队长是个有派头的男人，肩上常年披挂着一件蓝不蓝黑不黑的中山装。大概他很少清洗这件称头衣服，一股浓郁的汗馊味扑面而来。但这汗馊味就是队长特有的身份与尊贵的象征，长牙叔闻到队长的味道，脸上立即堆起了微笑。
“长牙，找你借样东西。”队长向上耸了一下肩，紧了紧他的中山装。
我听见这个“借”字，一下子敏感起来，脚趾头勾着地，迟滞着步子，没有继续前行。队长左手拉过袖管，右手漫不经心地拍打上面蹭的白色墙灰，看都没有看长牙叔：“我晒谷，把你的推靶子借来用一下。”
“在家，队长，我马上给你去拿。”长牙叔每个字都含着笑，那颗横在嘴唇之外的牙齿，长长地呲出来，他殷勤地想领队长进屋坐一坐。队长保持着威严神情，拉了一下中山装脖领子，摇摆了一下手，让长牙叔快去拿，他还有事。
我想赶紧离开，却一下子挪不动脚步，贴在长牙叔的院墙外，眼睁睁看他“变”出了推耙子，笑容可掬地双手递给了队长。队长“嗯”地一声接过来，径直离开了长牙叔的家。
长牙叔知道我就在他的院墙边，不再看我一眼，但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适，脸上没有一丝愧色。
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尴尬和狼狈。推耙子是长牙叔的器物，他不借给我，原本无可厚非，我的自尊是脸上一层皮，长牙叔将这层皮狠狠揭下，冷酷无情地丢在了地上。
三
村里有口老井，井水甘冽清澈，供养着全村人煮饭洗衣所用，堪称生命之泉。丰水期间，水源充足，一遇天旱，地下水大受影响，从老井里取水，便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但人活着，哪里离得开水？取水再难，还得克服。母亲挑着水桶来到井边，井口处已歪歪扭扭排了一串等待取水的人。
终于轮到母亲打水时，井里的水已经见底，必须下井用瓢，舀水入桶。她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踩着交错相砌的井壁石的空隙处，双手撑住井壁石沿，进入八九米深的井底。给水桶舀满了水，母亲又双手撑住井壁石，向井口上方攀爬而上。上得井口的母亲双脚发软，想从排队等候的杨二嫂那儿，接过拉桶上井的竹钩子。杨二嫂手中的竹钩子，如同风筝一般，从母亲鼻子跟前飘了过去，落在张长顺手中。
张长顺的家，离这口老井最近，古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队上有一个公用的拉水桶的竹钩子，就存放在张家，张长顺算是一个义务保管员，他家从来没有缺水过。前面拉水上井的人，使用的都是竹钩子，到了母亲这儿，却卡了壳——他收回“特权”，手里抓着竹钩子，仿佛抓了尚方宝剑，扬着下巴，居高临下地看向母亲。
母亲还未回过神来，她没弄清张长顺咋抢了公用的竹钩子。母亲小心翼翼开口请求：“长顺，竹钩子借我用下吧。”
“不借！”张长顺斩钉截铁回绝了母亲。母亲有些意外，这明明是所有人的权利，并不是他私有的物品，为何“不借”呢？
要是换了别的泼辣妇人，已经跳脚高嚷大叫起来，再厉害一点的，已经扑过去，用尖尖的指甲，抓挖张长顺的腮，或朝他那张可恶的脸上吐唾沫。母亲一辈子没有说过一句骂人话，也没有一次撒泼行径，她只能愈发低三下四，微微弓腰恳求，请他莫开玩笑，她还等着打水，给娃娃们煮饭……
母亲没有料到，张长顺竟然愤怒地抬起一脚，将我们另外一只桶踢得满地滚。母亲慌不迭去抓桶时，他嘴里骂骂咧咧，拿着竹钩子已经扬长而去。
母亲拎回被踢得远远的桶，脸上迅速升腾一层红晕，两腮苍白，眼里浸上来一层薄薄的泪光。井台旁的男男女女，聊天的还是继续聊天，说笑的依然说笑，没人帮着母亲说句公道话。
没有竹钩子，母亲回家找来指头粗的绳索，下井拴住水桶，绳索的另一端绑在腰上，攀爬上井，两手交替用力，一点一点往上拉拽水桶。老井将近十米深，绳索没有竹竿容易捏握拉拽，绳索在她的掌心来回勒擦，手心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母亲只差两把力，便能将这桶宝贵的井水提上井边，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吼：“你这个寡母子到底在磨蹭啥子？这口井又不是你们家里的，你霸占了好久？”
母亲身后来了新的打水者，他手里拿着母亲借不上的竹钩子，没有为母亲搭一把手帮忙拉拽一下，却跺着脚，鼓着眼，一副气冲牛斗的样子。母亲赶紧用力拉水，以便给别人让路取水。千辛万苦提上来的一桶水，洒到剩下了不到小半桶。
都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其实“一滴水也能难倒主妇”。没有水，母亲咋给我们做饭，咋煮猪食？就算全家人不洗脸不洗脚，但吃喝用水总也少不了的。借不到竹钩子，母亲和三姐决定趁着夜色到井边去，深更半夜打水，应该不会打扰到别人。
夜深了，母亲放下补了一半的衣服，她喊三姐起床的声音惊醒了我。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要和她们一起打水，母亲白天拉一桶水上来，手掌的疼痛还没消散，同意我下井舀水。
我们母子三人，沐浴在清冷的月光下，只为打两桶赖以生存的水回家。装满水的水桶异常沉重，我们把绳索打成一尺左右长的小结，避免绳索滑坠勒伤手掌摔坏水桶。
成功打上来两桶水，母亲正准备弯腰挂上扁担，两只水桶发出了两声哐当的声响。
我和三姐像疯了一般去抢救水桶，但满满两桶水，已经倒在了地上。地面就像张开了隐形的大嘴巴，迅疾地“喝掉”了半桶水，我俩一阵手忙脚乱，只抢回了少许水。
踢翻两只水桶的是张长顺。他并不回避我们愤怒的目光，只朝着母亲大吼大叫，让我们滚蛋，他才是排在第一个，母亲一个寡母子，还敢抢头一名不成？
寺庙烧香，有的人争着要烧头柱香，传说此时菩萨最灵验，能满足许愿者的心愿。可我们只是打水，又不是烧香，不求天上神佛庇佑，怎么也惹着张长顺了呢？
张长顺像老鹰一样，恶狠狠地向我们啄过来，对我做出欲打之状，命令我赶紧滚开，否则把我眼珠子给挖出来。
我瞪着张长顺，握紧了两只拳头，准备冲向他。母亲怕我挨打吃亏，赶紧闪到我前面，说我们就走，马上就走。
在那个长长的枯水季，张长顺自始至终，没有将竹钩子借给我家。他到处说我家是霉人，要是借给我们用，“井水娘娘”生了气，村里人吃水更艰难。家乡人谁都害怕这样的结果，他们稀里糊涂地信了一个莫须有的“井水娘娘”，形成一道坚固沉默的防线，将我们一家人牢牢地挡在外面。
为了吃水，我们只好走很远的山路，去一条小河沟背水回家，来回走得脚底起泡。那些借用竹钩子拉水上来的大人，在井口冷冷看着我，我故意在坡上停下来，也冷冷看向他们。
四
与“借”正反相关的字，应该是“还”。但在乡间，某些人并不作如此理解，在他们看来，“借”和“赖”，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当年我家要借一样东西，千难万难，人家要借我们的东西，母亲却能轻易借出。
我家的茅草屋，多年来饱受风雨侵袭，衰旧不堪。一到雨季，雨水从房顶倾泻而下，犹如手持锋利武器的神兵天将，不费吹灰之力便打开茅草屋的“阵营”。我家顿时乱成一团，兄弟姊妹七手八脚端来煮饭的锅，洗脸的盆，喝粥的碗，装水的桶，试图放在漏雨最厉害的地方，接住从天而降的雨水。但屋顶漏洞实在太多，暴雨来势凶猛，屋顶到处都是突破口，家里能接水的坛坛罐罐又有限，常常是“按了葫芦起了瓢”。
雨水长驱直入，东边淅沥西边响，很快就让屋子的东西与人都变得湿哒哒的。多少个夜晚，我与四姐和年幼的弟弟合盖一床被子，吸了水的棉被，又冷又硬地压在身上，冻得我们一起打着哆嗦。
母亲每天活计不断，待肩上负担稍微轻松一点，便节衣缩食，请人去山沟里寻找条石，抬回来整整齐齐攒在竹林边，为修缮危房做前期准备。
队里的陈嫂罕见地主动给母亲打招呼，母亲有些受宠若惊。因为这些年里，不管我们家遇到多大的困难，陈嫂一家人，从来不会伸出援手，他们不添油加醋地辱骂践踏我们，就算阿弥陀佛了。陈嫂特意挤出一个笑，反而令母亲紧张得手脚有点没搁处。
“俞婶，你家的石头不错。”陈嫂绕着竹林的条石看了一圈，又曲起指关节，咚咚敲了一敲，问母亲：“你今年还不准备修房子吧？”
母亲老老实实点点头，今年的农业税，她还没想到门路凑齐呢，哪里还有钱来修房子？
陈嫂拍了一下手掌的灰，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容，说她家今年要修房子，正愁石头不够，让母亲先将条石借给他们，等我家修房，到时全都还回来。
母亲怔了怔。这些条石，是她忙完了田间地里的农活，请人和她一道拖着疲累的身子，走远远的山路，一块一块地从山沟里抬回家的。每一块石头上都有她的汗水，在她眼里，这些石头来之不易。既然是人家要借，再宝贵的东西也该借出去，能帮则帮。母亲的慷慨很快战胜了心中的不舍，她将竹林摞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块条石，一块不剩，全都借给了陈嫂。
三年过去了。母亲东拼西凑，终于攒下一些粮食，觉得请匠人修房的开支勉强够了。挨过了这些年，屋子早已破旧得摇摇欲坠，家人时常为危房担惊受怕。等了这么多年，她下了决心：马上翻修房屋！
母亲去找陈嫂要条石。陈嫂早已入住气派亮堂的新房，站在她家门口，陈嫂没有请母亲进去坐一坐的意思，母亲不过是前来说明，请陈嫂还回条石的事。
陈嫂一直板着脸孔，母亲心里有点疑惑。因为这和两年前的情景太不一样了，那时陈嫂笑靥如花，说好等我家需要条石立马奉还。母亲越说，反而越是底气不足，声音也小起来，但她还是坚持多叮嘱了一句，说匠人都找好了，只等条石备齐就要开工，麻烦陈嫂尽快还一下石头。陈嫂从鼻孔里哼出一声，砰地摔上大门，母亲只能将那声哼，理解为她答应的“有借有还”。
过了几天，陈嫂真的来还石头了。不过她当初借走的是条石，现在还的却是不成形、一摔就成粉末的碎石头。母亲傻了眼，用这些石头怎么做地基修房子呢？母亲只说了一句：“我借给你的是条石啊……”
陈嫂闻言猛地抓向母亲，左手揪住母亲头发，狠狠往下拉扯，双脚轮番踢着母亲。母亲吃惊不迭，感觉头皮快要炸开，在她毫无思想准备时，来不及惊叫，陈嫂的右掌，已狠狠扇起一股风，母亲脸颊立即红了一片。
陈嫂是比母亲壮实得多的年轻妇人，她在村里素有撒泼打架的经验，曾经耍泼打滚，活生生地滚坏了别人家几块麦地的麦子。生性温良的母亲，如今只剩挨打的份，她两手去护自己头发，陈嫂便啪啪扇她耳光，她伸手去护脸颊，陈嫂就接连几脚，踢中母亲小腿骨，疼得她摔倒在地。
母亲招架不住，很快就披头散发嘴角流血，陈嫂越打越勇，眼里迸出亢奋的光。她一边拳打脚踢对付蜷缩于地的母亲，一边得意洋洋地对周围人解释，说寡母子不要脸，她当初借一点石头，今天好端端还来了，她还敢骂人，骂人就是这个下场，看今天咋收拾她！
我的小弟放学回来，看到这一幕，丢下书包哭着冲过去。他原本想一头撞倒陈嫂，却被陈嫂男人抓小鸡一般逮住，朝他脑袋和脸就是几耳光。小弟哇哇大哭，旁边这才有人劝，说孤儿寡母的，莫再打小娃儿了。
母亲和小弟抱头痛哭了很久。母亲想不通，为啥借的时候是一套说辞，还的时候又是一副嘴脸？当时我家的条石堆在竹林，左邻右舍都曾看到过，母亲借出去的是好石料，陈嫂还回来的却是“劣质货”。陈嫂说天地看得到，我们的石头也是碎石头，天地真的有眼吗？一个借字，难道代表的，不就是互帮互助？为何自己的一片好心，换来的是一顿毒打与辱骂？
母亲想了很久，没有想明白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但即使啜泣着，糊涂着，委屈着，她依旧用一颗善良的心来行事为人。她说人家怎么对她不重要，她心里记了一本无字的账，借和还，在她心里都清清楚楚。
从小，母亲教育我们，不管别人咋个行恶，我们都要当个好人，老天爷借给我们人世的光阴，倘若不用勤劳、诚实、善良来还，是要受到惩罚的。别人假如借给我们一点温情，一点好意，我们一定要铭记心底，加倍奉还。
五
母亲在世时，一到周末，我都要开车回乡看望她。闲聊时，她常常对我说起邻队赵德华借肉给我们的事，几十年光阴过去，母亲对当年的经过，仍然记忆犹新。我也永远记得，母亲为了我，才有那次走遍全村的借肉行动。
十一岁时，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异常沉重的黑色玩笑。我左腿生了很重的病，主治大夫告诉她一句残忍的话，说你娃儿病情不断恶化，要么截肢，要么就只有等死。
截肢需要一笔庞大的手术费用，母亲就算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笔钱。所有的哭号、哀痛、不舍，最终化成对命运的无奈屈服。母亲接我回家，等着我这支“小蜡烛”熄灭火焰的残酷时刻来临。
疼痛铺天盖地而来，从几个月前开始，我便每日与疼痛相伴，感受着千支钢针扎肉、万柄匕首刮骨之苦。但疼痛也不是毫无好处，会痛，是因为我还活着。
自己还活在世上，呼吸每一天的新鲜空气，这点微末的安慰，让对死亡倍感惶恐的我，稍稍安宁下来。这一平静，生存的念头就占了上风，我不再满嘴呼痛了，而是告诉母亲，我想吃肉，好想吃肉。
我家哪有肉吃？就连果腹的红苕都已经断顿了。母亲却将儿子这个小小的恳求，当成我在世上最后一个心愿，她转过身，撩起围裙下摆擦起眼睛来。
母亲认为，这个儿子才在世上活了十一个年头，短暂得让她心里发苦。从小到大，没吃过好东西，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寒冬腊月，一双光脚伸出来，尽是流脓流水的冻疮。就算这样，儿子还是保不住一条小命，就像她曾经饿死的另外三个孩子一样，老天爷让他们来人世一遭，又残忍地早早收回性命，就是为了在当妈的心口，插上一把又一把的尖刀。母亲眼睛通红，觉得儿子大限之前，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吃肉，难道还不能满足他吗？
母亲解下围裙，郑重其事地答应我：“妈一定会让你吃上肉。”
母亲开始从村口开始借肉。有的村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她：你要讨饭走远一点嘛，在自己村子里头讨要，算啥子事？母亲脸涨得通红，她小声地辩解，说她不是讨饭，就想给娃儿借点肉，他痨得很了。村人眉毛一拧：“没见过你这么当妈的，没肉，走，走。”
母亲继续到第二家借肉。那家妇人和母亲拉呱了几句关于我的病情，说起我想吃肉这桩事，她立马就加重语气，怪母亲太惯司娃儿了：“他想吃肉就给他借，那他想上天呢，你还不给他找双翅膀？当妈的不能这么惯娃儿。”母亲苍白着一张脸，说这娃儿不一样。那家女人挑起眉毛，有啥不一样？不都是咱们这个旮旮的娃儿吗？未必你儿子还比别人更金贵了？母亲没有再辩解，将眼角冰凉的泪珠揩掉。
那一天直到晚上，母亲连一根猪毛都没借到，反而受了一肚子的奚落，她不敢和人争辩，默默低头回家。
到了第二天早上，母亲又振作精神，继续出去帮我借肉。我心里难过极了，想喊住母亲，告诉她我不吃肉了。但还不懂事的我，仿佛就只剩下对肉的百般渴念，我终究没有张嘴，目送母亲出门。
后来听母亲说，其中有几家，灶房墙壁上明明挂着熏得黢黑的老腊肉，母亲只想借一小条儿，小小一绺就好，可人家当面拒绝了她。她是个独立撑起家庭重负的寡妇，膝下养着七个孩子，糟糕的生存境况，让她素日的好品行好信用都破了产，没人相信，她是在诚诚恳恳地借。
母亲对每一家都表明态度：“等我有办法了一定还。”他们都摇晃着脑袋，让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就算这样，母亲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借下去，没有走到村尾最后一家，她不放弃。
母亲害怕我吃不上肉，会带着遗憾死去。她不是掌管生死簿的阎王老爷，哪里晓得我哪一天会死呢？可在母亲心里，已经暗中做出一个“拔河”的选择，她开始迷信地想，如果成功让我吃到肉，或许就能在我生命的油灯里，多添一点灯油，可以燃得长久一些，如果一直吃不上肉，便是加速了烛火的燃烧，我将憾恨而终。
母亲被自己的念头吓坏了。她满脸苍白，在敲赵德华的院门时，感觉手掌软软的没有力气，抬了好几下才勉强叩响房门。
赵德华家里正在杀猪。一开门，院内充满了浓烈的血腥味，院中污水横流，杀猪匠坐在一旁闲闲地抽烟。
得知母亲来意，赵德华神情有点警惕，仿若母亲是看准了时机，专选这个时间点过来，就为了打他家的秋风。赵德华和他老婆对视一眼，交换眼神时，也交换了心里的念头。赵德华老婆开了口：“我们这猪……”“你等着，我给你割一刀去。”赵德华忽然截住他老婆话头，转身向案板走去，割下一块槽头肉递给母亲。
所谓槽头肉，就是猪的脖颈肉，这部位的肉松泡泡，吃起来绵扯扯的，人们认为它是猪身上不太好吃的肉。而且这块槽头肉，是杀猪刀进出的地方，又俗称“杀刀口肉”，有些讲究的人家，是不吃这种肉的，怕有“怨念”。
但对于母亲而言，这块槽头肉，已是天大的恩惠了。好心的赵德华不知是对他老婆还是对我母亲说，娃儿造孽，给他送点肉吃，当是给他了愿。母亲提着肉，千恩万谢地回了家。
母亲把这块珍贵的肉，切成薄薄的一片片，加上萝卜煮了肉汤给我吃。我记不清有多久没吃过肉了，那一颗又一颗小小的油珠珠，浮在汤面上，比荷叶上滚动的露珠还要动人，肉汤香到了肺腑里，吃得肠胃偎香生暖。我舍不得大口吃，嘬着嘴，一丁点一丁点地吮吸着烂烂的肉片，汤也舍不得大口喝，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我想要尽量拉长吃肉的时间，最好拉得像母亲借肉的时光一样长。母亲所经的奔波，所受的屈辱，所流的眼泪，为的就是我此刻这一番吃肉的享受和满足。
赵德华借的不是一块槽头肉给我们。他借的，不是一碗美食，不是一番悲悯，而是一份温暖，一线细细的阳光。
在一个江湖郎中的治疗下，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老天爷肯放我一马，收回生死诅咒，我也向老天“借”来人世绵绵光阴，并珍惜这每分每秒的时光。
十余年后，我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一个两脚踩泥的农家娃，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那年，我专程回家，带着五十斤上等猪肉和一千元钱，到赵德华家看望他，感谢当年他慷慨借肉之举。赵德华慌忙推拒，不肯收礼，我告诉他，他肯借肉给我的这番情义，其实是再多东西都还不清的。我没说出口的是，他让我看到了血缘至亲之外，人间也有善良和关怀的存在，只要有那么一点点，都足够让我有信心去相信、寻求和印证。
（注：本文除赵德华为真名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