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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笔者最近在研究隋末的历史时,有一个事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雁门之围。雁门之围涉及的双方是隋朝与突厥,分别代表着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的势力。细查历史,每逢中原王朝战乱之时,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往往会趁势而起,插手中原的争斗,如五代十国时的契丹。突厥作为隋唐之时,草原上的最强势力,也势必不会放过隋末战乱的这个好时机。

笔者试着将雁门之围前后各股反隋势力与突厥的事态发展整理在一张图中,从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

在雁门之围前,隋朝的反隋势力虽然众多,但多为农民起义,且基本上与突厥关系不大;但是雁门之围后,隋朝的反隋势力突然爆发,而且主要为官僚贵族主导,均与突厥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那么,作为一系列事件中心点的雁门之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雁门之围的发起方突厥又对隋末的局势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下文为大家揭晓。

从雁门之围前的事态发展,看无外力干扰下隋末的局势

大业七年,隋炀帝“征天下兵”,征讨高句丽,史载“士及餽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由此反隋势力开始大爆发。而细数雁门之围前主要的反隋势力,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从组成成分来看:反隋势力以农民起义军为主,如王薄、刘霸道、高士达、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皆为平民出身;而出身稍好的瓦岗寨首领翟让为”东都法曹,坐事当斩”,方聚众作乱,其军队的主要成分亦是走投无路的平民;唯一与众不同的是杨玄感起义。史载杨玄感“以父军功,位至柱国”,本身便是贵族阶层。杨玄感的起义,是雁门之围前唯独的隋朝统治阶级内部势力的反弹。从总体上来看,雁门之围前,反隋势力主要来源于平民阶层,即被统治阶层。隋朝的统治阶层尚未发生大规模的分化瓦解,这是隋朝统治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从反隋势力与突厥的联系来看:雁门之围前的反隋势力其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河南以及江南一带,均为隋朝腹地,不利于与突厥等外部势力勾连。唯独于大业九年起兵的白榆妄所在地灵武,地近边境,与突厥势力勾连方便。而根据史籍记载,雁门之围前的反隋势力当中,唯独有白榆妄“劫掠牧马 ,北连突厥 ,陇右多被其患“,与突厥势力勾连密切。其余势力在雁门之围前,均未与突厥产生联系。这一方面从侧面说明雁门之围前,突厥尚为隋朝附属,对隋朝有忌惮之心,并不敢过度插手隋朝的乱局;另一方面亦说明此时之隋朝尚不存在崩盘的迹象,其实力依然强大。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雁门之围前农民起义分布图

从反隋势力的发展态势来看:雁门之围前,反隋势力力量还都十分薄弱。我们亦雁门之围发生的日期大业十一年来看,此时,窦建德此时还依附于高士达,“自此渐盛,兵至万馀人”瓦岗寨翟让则“掠公私船,资用丰给,附者益众,聚徒至万馀人”,尚未占据稳固的根据地;王薄、卢明月等则屡次被张须陀“大破”,仓皇逃命;杜伏威则与李子通发生火并,势力大损。唯一出身贵族的杨玄感早已在大业九年被隋军打败。这充分说明,雁门之围前,隋朝的统治力量尚且强大,其局势尚在可控范围内。

由上可知,雁门之围前,一方面隋朝统治阶层尚未发生分化瓦解,统治力量尚且强大,另一方面,突厥作为隋朝外部的最大威胁,此时由于忌惮隋朝,因此并未过多的干预隋朝的乱局。正是由于隋朝内部统治力量的强大与外部突厥的较少干预,隋朝的局势尽管混乱,但总体尚在可控范围内。

雁门之围的实质:隋朝与突厥攻守之势的转换

突厥崛起于南北朝时,曾一度称雄北方,史载“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但是经过隋朝的分化瓦解与战争打击,突厥势力一落千丈,成为隋朝的附庸,隋朝的皇帝亦被称为“圣人莫缘可汗”,成为中原与草原的共主。

雁门之围前,隋朝境内虽然爆发多次农民起义,但是其统治力量尚强大,突厥依然尊崇于隋朝天下共主的地位,对隋朝存在着畏惧心理:

这一方面从雁门之围前,突厥对隋朝的朝贡可以看出。如大业三年隋炀帝北巡之时,突厥启民可汗为隋炀帝“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大业七年,“西面突厥处罗多利可汗来朝”;甚至到了大业十一年的正月,突厥始毕可汗依然前往东都朝贡:十一年,来朝于东都。

另一方面,从突厥与反隋势力的勾连来看,雁门之围前爆发的众多的反隋势力当中,唯一与突厥有关联的只有白榆妄。且此人的后事在史籍中根本无记载,足可见此人并未掀起多大风浪,证明此时的突厥还对隋朝有所忌惮,并未过多的干预隋朝的乱局。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雁门之围图

雁门之围时,突厥举全国之兵,袭击隋朝皇帝的行为来看,已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战争行为。但是隋军的表现实在是差强人意。我们从一组时间线来看:

大业十一年八月五日,隋炀帝巡游北塞,八月八日,突厥始毕可汗率领骑兵数十万,奇袭隋炀帝车驾。八月十二日,隋炀帝躲入雁门城中;八月二十四日,“诏天下诸郡募兵”;八月十三日, “突厥围雁门,上下惶怖”,到九月十五日,突厥解围而去,此时隋朝各路援军才到忻口地区。

在雁门之围中,堂堂的“圣人可汗”隋炀帝被围困在雁门长达一月,竟然毫无办法;而最终解围的原因,并非是隋军打败了突厥军,而是义成公主谎称北边有急,让突厥误以为内部起火;再加上隋朝各路援军的集结,才让突厥退兵而去。

同时细看隋军的表现,从正面战场上来看,有“突厥围城,官军频战不利”“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等记载,已然表明隋军战力一定程度上已弱于突厥;从各地隋军支援雁门来看,到突厥解围之时,各路援军才到达忻口地区。而支援如此之慢的原因,多是受到各地反隋势力的阻扰袭扰,这无疑让突厥意识到隋朝内部局势的混乱。

纵观雁门之围的整个过程,隋军几乎没有给到突厥任何沉重的打击,反而为天下共主的隋朝皇帝被围雁门一月有余。在这样的情况下,突厥无疑意识到了隋朝的外强中干,敬畏恐惧之心自然消失,由此突厥对隋朝的战略也发生了变化。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雁门之围

雁门之围后,史载始毕可汗始有“轻华夏之心”,这可以从突厥给各股反隋势力的封号,如刘武周为“定杨可汗”、郭子和为“平杨可汗”上得到验证。与此同时,突厥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转而开始大规模的介入到隋朝的乱局当中。而隋朝则实力大损,已无力压制突厥,只能坐视突厥的介入行动。

综上,雁门之围,其实改变了隋朝与突厥的攻守态势。在此之后,隋朝再也无法压制突厥势力;而突厥也就此改变了对隋朝的敬畏心理,摇身一变成为东亚的最强势力,并大规模介入隋朝乱局,以从中获取最大利益,维持其霸主地位。

隋炀帝下江都:雁门之围后的无奈选择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隋炀帝下江都

大业十一年八月,雁门之围发生;九月雁门之围解除;大业十二年七月,隋炀帝南下江都,从此再未返回洛阳,最终身死江都。从时间跨度上看,雁门之围与南下江都必然存在关联。

从隋炀帝本人来看,雁门之围前后的隋炀帝判若两人。雁门之围前,隋炀帝是“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十足自信自负之人。即便是到大业七年之后,反隋势力虽然四起,但是总体形势可控,隋炀帝也能有足够信心把控北方局势。这可以他从大业七年起三征高句丽,甚至在大业十一年依然安心北巡可以看出。

但是雁门之围却彻底打破了隋炀帝的信心,使其对突厥产生了畏惧之心。这可以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雁门之围时,面对突厥,史载 “上大惧,抱赵王杲(杨杲)而泣,目尽肿”。曾经高高在上的隋炀帝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面对突厥带来的恐惧,对其打击可想有多大。二是雁门之围后,隋炀帝蜷缩于东都洛阳,从此再未北巡,也再没有了对外的军事形成,隋炀帝明显由之前的狂妄自大变为退缩自保。

从整体的局势来看,我们上文提到,隋朝局势可控的原因是内部统治力量的强大与外部突厥的顺服。但是雁门之围后,突厥摇身一变成为东亚最强势力,在北方边境形成对隋朝的巨大威胁,必然操纵隋朝内乱。面对内忧外患,隋朝既无法打败突厥,又无法快速平定内乱,内部统治力量的分化瓦解已经初现端倪。隋朝北方的局势已然难以控制,这迫使隋炀帝不得不去寻找一个稳定安全的地方。而南方相对于北方而言,整体局势尚且可控,便成了隋炀帝的最优选。

因此,隋炀帝南下江都,既是雁门之围后隋炀帝退缩自保心态下的无奈,又是突厥称雄威胁隋朝北方统治下的被迫选择。而隋炀帝南下江都的行为,导致隋朝统治力量的瓦解进一步加速,无疑加剧了北方局势的失控,

从雁门之围后的事态发展,看突厥对隋朝内乱的大规模介入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雁门之围后新爆发的主要反隋势力

从雁门之围后爆发的反隋势力来看,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反隋势力主要为官僚贵族主导。如李渊为太原留守,本身便属于关陇贵族的一员;薛举出身河东薛氏,任“金城府校尉”;刘武周为“为鹰扬府校尉”;李轨“家以财雄边,好赒人急,乡党称之。隋大业中,补鹰扬府司兵”。梁师都为“陇西豪右,拜鹰扬郎将”。郭子和“为隋左翊卫”。由此可以看出,雁门之围后,反隋势力主要出自于隋朝的统治阶级。这标志着隋朝的统治阶层的瓦解,此时隋朝的局势才真正不可控。

二是从反隋势力爆发的地点来看,基本上处于隋朝疆域的边角处。薛举称雄甘凉、梁师都霸于陇西、刘武周称雄河东、李渊举兵晋阳,李轨起于凉州,多为隋朝边境重镇,中原王朝的精兵多屯聚于此,军马来源也多在此处,反隋势力从隋朝腹地向边角处的扩散,无疑让隋朝丧失了捍卫统治的最强战力,动摇了隋朝的根本。同时,因其处于边境处,基于突厥的强大势力,隋朝的统治必然无法有效施行,无疑给反隋势力的爆发提供了绝好的契机,这从侧面证明了突厥的强势加速了隋朝统治力量的瓦解。

三是从反隋势力均与突厥关系来看,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郭子和等人,“皆称臣,受其可汗之号”,而突厥多次出兵帮助反隋势力对抗隋军,甚至就连李渊也“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由此可见雁门之围后,突厥对隋朝内乱的大规模介入。而基于突厥强大的实力,隋朝根本无法抵抗突厥,这决定了隋朝对其失控局势的无能为力。

四是从反隋势力的发展态势来看,薛举势力被灭于大业十四年,李轨势力灭于武德二年,刘武周身死于武德三年,梁师都死于贞观二年,郭子和武德元年(大业十四年)归顺,李渊则成功平定天下,取代隋朝。从大业十四年隋炀帝身死的时间来看,这些势力基本都延续到了隋朝灭亡之后,且手握精兵,实力远比一般的农民起义军强太多,无疑是隋朝灭亡的主要推手。

从以上可以看出,雁门之围后,一是突厥称雄为隋朝统治力量的瓦解以及起兵反隋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动摇了隋朝统治的根基;二是突厥大规模介入隋朝内乱,造成了新一轮的反隋势力的大爆发,导致隋朝北方局势完全失控,最终导致了隋朝的覆灭。

从雁门之围前后事态的发展,看突厥对隋末局势的影响

隋末割据图

综上,雁门之围造成了隋朝与突厥攻守态势的转换。雁门之围后,隋炀帝由自信狂妄变得退缩自保,基于突厥的威胁与北方局势的混乱,无奈选择了南下江都,从而加剧了隋朝统治力量的瓦解。而突厥则称雄于北方,以其强横实力大规模介入到隋朝乱局中,成功瓦解了隋朝的统治力量,并引发了新一轮反隋势力的大爆发。可以说,正是突厥的称雄,彻底加速了隋朝北方局势的失控,为隋朝的覆灭加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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