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张恨水，民国该有多么寂寞？
假设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之间，不是隔着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中国通俗小说的来龙去脉就少了一段，不知道该如何起承转合。
近代写小说最出名的三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相径庭：
《红楼梦》是名著，潦倒一生的曹雪芹列队最伟大作家，排在他前面的大概有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之类的人物；张爱玲是已经封神的“祖师奶奶”，因为她清丽奇绝的文笔，被现代文青奉为圭臬。而张恨水，长期不受主流文学批评待见，翻开各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端是“无名无份”。张恨水的传记作家曾经替他抱不平：
“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张恨水的位置！”
张恨水可是民国最受欢迎的作家，自从他的成名作《春明外史》1924年开始在《世界晚报》连载开始，便常有等不及的读者在报馆前面排队买报纸；1929年《金粉世家》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这部被誉为民国版《红楼梦》的鸿篇巨作，在当时家喻户晓，金粉终篇十几年后，张恨水在不同场合，都会遇到意犹未尽的读者向他追问小说情节；1930年《春明外史》完结，《金粉世家》渐入佳境时，张恨水给上海《新闻报》写《啼笑因缘》，这部小说只连载了一年，在大江南北引起轰动 。小说连载完了，有两家电影公司为了改编版权争得不可开交，还请著名律师章士钊出面调解。《啼笑因缘》仅是在民国之时，就先后被搬上银屏不下二十次，戏剧版、说书版一个也不落下。
若用现在的眼光看，《啼笑因缘》就是国民爆款IP，张恨水本人是国民作家。张恨水小说粉丝跨越阶层，上有达官显贵，中有文化青年，下有平民妇孺。鲁迅只要收到老娘来信“我没书看了”，立刻就会去买张恨水新出小说寄回去；祖师奶奶张爱玲，从小爱读张恨水，在公开采访中从未掩饰过对他的喜爱。张学良曾经跑到北京去见张恨水，他认为《春明外史》中某个爱国青年军官，原型就是自己。他曾以月薪一百大洋聘请张恨水作文化顾问，被委婉拒绝了；抗日战争期间，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蒋介石夫妇曾大驾光临他寓居的陋舍。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盛赞他的《八十一梦》，还送给他延安产的小米和红枣·······同样把北京城写活了的老舍，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啼笑因缘封面
作为作家，张恨水的份量能代表他所生的时代。他一生写作三千多万字，留下一百三十多部小说。张恨水一支妙笔，写尽民国世相人生。无论是北平城里的繁华梦影，还是十里洋场的旖旎风情、陪都重庆的纸醉金迷，谁能跟他一样描摹如画？他不仅写红尘男女的闲愁绮恨，还同拍电影一样还原当时社会景深。
如果想要了解民国，那就读读张恨水吧!
张爱玲的文笔更符合现代人审美，上世纪80年代后，她跟沈从文等久被“埋没”的作家一起，被读者“打捞”出来，忠粉众多。张恨水就没有那么幸运，长期被冷落不说，就算在他最当红的民国时代，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当年喜欢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挺多的。
不喜欢他的人，毫不客气地给他打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斥责他文辞浅薄。
瞿秋白在1931年6月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
“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
让他在获得巨大声名的《啼笑因缘》，就曾被茅盾质疑，他认为：
《啼笑因缘》是半封建的形式，感伤的气氛多，因而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就觉得远不如《红烧红莲寺》那样对劲了。
还有一位署名伍臣的读者，写信给生活书店，诉说自己读《啼笑因缘》的困惑：
“为什么这些害人的旧小说还可以风行一时？为什么偏有许多人会入他们的迷途呢？譬如《啼笑因缘》在目前出版界，依然是一部行销最广的小说。”
掌控精英话语权的新文学家们，是瞧不上张恨水这样的旧式文人。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学倡导者以激进的姿态，誓要对旧文学体系进行摧枯拉朽的改革。
张恨水有深厚的古典辞章功底，坚持用章回体创作小说，写的又是金粉风月，这些都恰恰都处于新文化运动鄙视链的下游。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是张恨水的好朋友，他很想帮张恨水替《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约些有份量的稿子。他给钱玄同写过信，钱玄同给刘半农回信：
我不能给这种垃圾报纸写文章，我不能跟《春明外史》这样的东西放到一起。
这便是时代的矛盾之处，新文学自有拥趸，可若论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阅读需求，又不敌庞大的旧文学体系。老百姓自会用脚投票，喜欢看谁的书就买谁。张恨水无疑是民国通俗文学的大师，宋朝有井水处必有柳永词，20世纪末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20世纪初的新文化精英无不寄望于文艺救国，通俗文学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可说到底文学除了教化的功用之外，还有一个最古老的功能——娱乐大众。张恨水的成功，是建立在为百姓提供茶余饭后消遣之上的，可是张氏小说远非只有“昵昵小儿女，恩怨相尔汝”的情节，他笔触所及上至军阀权贵，下至贩夫走卒，众生百态栩栩如生。
自他创作《春明外史》开始，张恨水就表明过是“用《红楼梦》的方式，讲《儒林外史》的故事”。他的小说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若今天还简单粗暴给张恨水打上“鸳鸯蝴蝶派”的标签，肯定是没有读过他被腰斩的《八十一梦》以及揭露社会现实的《巴山夜雨》、《五子登科》。
即便是成名作《春明外史》，除了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感情纠葛之外，还有大量的笔墨描摹社会众生。小说中闵总裁闵克玉为了笼络“魏老帅”的跟前人“出纳处长”秦彦礼，不惜叫心爱的姨太太出来应酬，这一幕刚好叫陈易堂撞见了。姨太太曲也唱了、酒也喝了，没想到秦处长倒被老帅一通电话叫了回去，原因是老帅要洗脚，跟前少不得他。这一段“阴阳八卦”写得意味深长，再品品里面的军阀、总长、次长、拆白党、妓女班头各色人等，比男女主角的三角恋更有看头，不是？
在张恨水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琼瑶的纯爱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跟琼瑶小说的风花雪月相比，张恨水的小说算是社会言情，言情是壳，社会是核。只不过时代不同，生于乱世的张恨水，自然没有生于承平时代的琼瑶幸运。对于那些批评他的声音，他从未辩驳，他看得很通透：
我认为被批评者自己去打笔墨官司，会失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而徒然扰乱了是非。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
春明外史封面
倒是解释过自己为何坚持用章回体创作小说：
我觉得章回小说，不尽是要遗弃的东西，不然，《红楼》《水浒》何以成为世界名著呢？……新派小说，虽一切千金，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因此，我继续向下写，继续地守着缄默，不必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文艺大问题，让事实来试一试，值不得辩论。若关于我个人，我一向自嘲草间秋虫，自鸣自止。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张恨水也曾以文丐自居。
他是卖文为生的人，是写故事给普通民众看的人。在他创作生涯的前半程，他坚持用章回体写作，这种传统的文体更容易为读者接受。有人曾说张恨水是半旧半新的人，他当年上京本是想做北大旁听生的，没想到很快就写出名堂。他没有留过洋，旧学功底颇深，对于新文化运动他有自己的思考。他的小说如果完全是旧式的文法和结构，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宠儿。他虽然会为回目的辞章对仗苦心孤诣，耗费一两个小时，可是他小说行文浅白易懂，写作技法也不乏西洋小说所长的情景描绘和心理描写。他描摹的是世情百态，所写的人物情节，很容易在当时社会找到对应的原型，完全不似旧式小说那种视野狭窄的闺阁绮恨。
当他的作品获得广泛社会影响时，他颇能自省。前面说过，因为《金粉世家》风靡全国，在社交场合经常被谈论，他曾自我反思：
在若干应酬场上，常有女士们把书中的故事见问。这让我增加了悔意，假使我当年在书里多写点奋斗有为的情节，不是给女士们也有些帮助吗？而现在的情形中，这书是免不了给人消闲的意味居多的。
张恨水可不只写儿女情长，他还为七十四师写过《虎贲万岁》，他被当局封杀的《八十一梦》，写尽了大后方的荒诞离奇之事。张恨水曾说过，他每天要写三、四千字，最多时候同时给七张报纸写连载小说。他最风光的时候，曾经三本小说卖了稿费八千，在北京城买下三进的大院接全家老少几十口人来同住。也正是因为要供养大家族，他每天都在不停的写，严格来说小说只是他的副业，身为报人的他每天还要编副刊、写杂文。当时文坛都称他”徽骆驼”，徽是指他家乡安徽，骆驼是指他写得辛苦。
张恨水有句名言叫“不耻人间造孽钱”，老舍没有看错，他确是真文人无疑。这辈子，他所挣所花都是自己写来的。他拒绝过张学良月薪一百大洋的招聘，拒绝重庆权贵百金买断书稿的诱惑，哪怕贫病潦倒之时，也自守文节。建国之后，他因中风有段时间失去创作能力，政府照顾他聘请他当文化顾问，每个月工资150元。那时候，张恨水的小说已经不再出版，解放前他存在银行的30根金条也被人卷走了，潦倒如此，家累依旧是重的。可是他身体稍微恢复，能够给港台报纸供稿的时候，他就辞了文化部的事，靠着卖文度日。
当年蒋介石夫妇大驾光临，宾主相叙后，他并未亲自送客到门外；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遣人将《沁园春·雪》送至张恨水供职的《新民报》发表，并邀请他和词一首。张恨水很高兴地编发了这首千古雄词，却自谦这非普通词作，自己和不了。
君子不党不群，“半旧半新”的张恨水，一支妙笔写下半个民国，风骨犹照金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