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大明宫的煤山自缢身亡。身边陪同的人，仅仅有一个太监。朱由检一共做了17年的皇帝，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却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一位明君，理由是他即位之初就翦除权奸恶宦魏忠贤；也有人说他是昏君，理由是他圆杀袁崇焕，纯粹属于自毁长城。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朱由检究竟明君还是昏君？这个笔者不敢断言，但是历代史学家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朱由检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一个勤政的皇帝，最后为什么会落到身死国灭的下场？仅仅都是因为满清，因为李自成的客观原因吗？难道崇祯皇帝自身就没有缺点吗？难道真如某些史学家所言，“崇祯帝非亡国之君，环境使然”吗？今天就让我们翻开史书，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颇具争议的皇帝身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弱点。

朱由检的勤政

明思宗朱由检所继承的明朝，已经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行将灭亡的烂摊子。朝中政治黑暗而混乱，朝外农民军的起义，已经发展到了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起义，而在关外，对后金的作战每况愈下。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内忧外困的情况下，登上了大明王朝这个业已摇摇晃晃的皇帝宝座的。

朱由检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他倒是没有退缩，也没有破罐破摔只图一时之安乐。他反倒是励精图治，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权，作出了最大努力，企图挽救明朝的颓运，但还是没有奏效，最后以身死国灭而告终。

朱由检为了能够力挽狂澜，挽救已是大厦将倾的明王朝，他自即位起，就一直是勤奋从政，不知疲倦，为了国事费尽心血，从这方面讲，可以说他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好皇帝”。

朱由检经常召见大臣，“面决庶政”，这种做法，他一直坚持下去，翻开关于崇祯时期的历史书籍，此类记载比比皆是。他除了白天处理政务，晚上也经常干到深夜。

当时的一个叫李清的官员，曾在《三垣笔记》中写道:”凡下科疏，类朱批日时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勋哉!”
《烈皇小识》上也记载了朱由检勤政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一次，思宗去慈宁宫见明神宗的昭妃刘氏，礼毕”就便坐，俄欠身偃别榻”，刘氏”戒勿惊，命尚衣谨覆之，左右植立以俟＂。片刻之后，思宗醒来，”摄衣冠起谢曰:”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妃前困不自持如此!”刘氏听后”为之泣下”。

这些还只是朱由检的日常工作状态。如果说遇上了军机急事，他更是废寝忘食。我们也举几个例子看一下。

崇祯二年(1629年)冬，因京师受到后金军队的威胁，他”忧劳国事，旨中夜数发”。后来，有一次畿辅地区受到后金兵的入犯，他下诏求言，”官民陈事者，报名会极门，即日召对”。

崇祯四年四月京师大早”，他”苎袍步祷”。

崇祯六年夏，”大旱”，他又”步祷南郊。回銮大雨，畿内活足”。

“步祷”、”南郊”按现在人的看法，当然是迷信，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可是朝廷大事，“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其实就是反映了朱由检励精图治的精神。

朱由检除了自己励精图治之外，也很重视任用有实际オ能的人才。他为了能迅速扭转朝中颓废的局势，甚至提出了“济变之日，先才后守”的主张。在这个思想主导下，他任用了一些非科班出身的人员，下面的两个例子，虽然效果不佳，但是也说明朱由检“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态度。

崇祯二年(1629年)年底，后金兵¨逼都城”，有人推荐草泽义士曰申甫者，”有将才＂，这个申甫其实就是一个游方僧人，但是他”好谈兵，方私制战车火器”。朱由检听到推荐后，立刻”取其车入览，授都司佥书”;”即日召见，奏对称旨”，又”超擢副总兵，敕募新军，便宜从事”。

但是很可惜，由于事出仓猝，申甫所募”皆市井游手，所需军装戎器又不时给”，他受命不久便在作战中死去，其新军被歼灭殆尽”。

朱由检还根据推荐，提拔了一个叫做刘之伦的四川人，把他由庶吉士ー下子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德协理京营戎政”。情况大致和申甫差不多。

朱由检为了能够任用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想着改革科举制度。朝中当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应该破格擢升那些有能力的人。

崇祯三年(1630年)，御史王道纯”疏陈破资格之说，言铨除、举劾、考选，甲乙科太低昂，宜变通，则贤才日广”。

崇祯九年(1636年)，山阳武举陈启新上书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土授布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惟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也;旧制，给事、御史，教官得为之，其后途稍隘，而举人、推官、知县犹与其列，今惟以进士选，彼受任时，先以给事、御史自待，监司郡守承奉不暇，剥下虐民，恣其所为，此行取考选之病也。请停科目以绌虛文，举孝廉以崇实行，罢行取考选以除积横之习。”

这些官员的上言，正与朱由检改革用人制度、打破过分看重进士资格积习的想法相合，因而朱由检看后大喜，“诏所司立行”。

朱由检的用人，不止限于进士出身的科举，所以在他在位的期间，出任地方大吏巡抚的举人出身者，数量远远超过明代以前的任何皇帝在位之时。

史载:”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即明思宗)破格求オ，得十人。”

朱由检为了打破用人唯重进士的局面，想了许多的方法，史书中对此的记载也可以说是俯拾皆是，简单摘举一些。

“重保举”，”令两京文职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令”輸林科道”官及”抚按司道知府”，”各举州县官一人”，也不论资格”行换授”，允许宗室参加科举、”还许以将军、中尉”等衔，”换授文官”＂:”特设裕国足民科、奇谋异勇科”，大力”访求征辟”，”破格旁求”。

朱由检的勤政还体现在他在生活上自我严格要求上面。朱由检和大多数皇帝不同，他不贪恋女色。讲一个小故事，说朱由检刚即位不久，有一次在便殿中批阅奏章，忽然飘来一阵香烟，竟引发了性欲之感。他甚感疑惑，就走出宫殿，避开了香烟，那种感觉当即消失。

这原来是有宦官在暗处焚香，发出迷人的香气。于是他便询问太监这香是从哪来的。太监回答说是”宫中旧方”。他把太监斥责了一番，下令“毁之勿复进”，并深有感慨地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

此时的朱由检不过才十七岁，正是在两性关系方面易于失控的青年时期，而他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完全有为所欲为的条件，但却能在这方面如此自我控制，诚为难得。

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按原定计划“采良家妇女充九嫔，而刑科给事中光时亨请缓之，俟寇平举行＂，明思宗马上接受了这一建议。朱由检在衣食日用方面，也是相当节俭。这些事在很多史籍中也有着很详细的记载，不妨摘一些附下：

“上恭勤节俭，励精图治。自神宗以来，膳羞日费万余金，上命尽减，但存百分之一。旧制，冠袍靴履日一易，上命月一易。”
“上禁诸臣服饰袖长不得过一尺。宫中尽撤金银等器俱用陶器。并谕诫诸臣，不得擅用金银。”

综上所述，朱由检的这些勤政的表现，都是难能可贵的，这些优点对于挽救明朝的危机无疑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朱由检身上，也有着严重的性格弱点，而这些弱点对于明朝的统治危机，又产生着推波助澜的影响。

弱点之一：急于求成的心理，造成用法严苛

朱由检继承皇位时，年仅十七;崇祯十七年(1644年)去世时，也不过才三十四岁。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青年皇帝。但是他所面临的局势却极为复杂。这就使他很容易的产生急躁情绪。朱由检急于求治，他曾经说说这样的话，充分反映出了他心情的迫不及待

“慎重即因循，何益?＂

但是世上的事物，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处理国家政务更是如此，操之过急，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朱由检由于性急，在处理棘手的政务时，采用了急功近利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结果不仅难题解决不了，反而越搞越大，于是迁怒于文武百宫，责备他们不能尽职尽责，从而形成以严厉处罚文武百官的局面。对于这种情况，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是持反对意见的，屡屡上书。

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所上奏疏中所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
崇祯二年(1629年)十ー月，河南府推官汤开远在奏疏中说:”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概夺成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于刑乱国用重典矣。”
＂崇祯三年(1630年)，刘宗周又ー次上疏尖锐批评:”陛下以重典绳下，道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

朱由检没有接受这些大臣的意见，这就使得有一些媚上的官员，在评议处罚事宜时，宁严勿宽，不敢为受寃屈的官吏说公道话。

崇祯八年(1635年)汤开远在奏疏中指出这种情形说:“臣读明旨，谓诸事皆经确核，以议处有铨部，议罪有法司，稽核纠举有按臣也。不知诏旨一下，铨部即议降议革，有肯执奏曰”此不当处＇者乎?一下法司，即拟配拟成，有肯执奏曰”此不当罪＇者乎?至査核失事，按臣不过据事上闻，有原功中之罪、罪中之功，乞贷于朝廷者乎?是非诸臣不肯分别也，知陛下一意重创，言之必不听，或反以甚其罪也。”

上面所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更有许多的官吏为了不受迎合朱由检，甚至故意轻罪重判。

“但将应拟杖者拟徒，应拟徒者拟戍，应拟成者拟辟，则可不驳。”于是”一时诸司官无不以残刻为事”。

朱由检在位期间，对官员的严厉是有名的，可以说是明朝历代皇帝之最了，他所诛杀的总督竟达七人，包括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扑。而巡抚更是多达十一人，这还不算一个畏罪自杀的。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沖，登菜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速自镒，不与焉。”

朱由检不止是对地方大员的总督、巡抚用法严苛，即使是作为“国之重臣”的阁臣，他们可是“贵极人臣，备受尊礼”，但是在崇祯一朝，却被连杀两人。其中的薛国观，被”赐”自尽。当他奉命自杀后，”准取殓”的圣旨，更是迟迟不予发出，尸体被吊了两昼夜之久，史书称之为“真从来未有之惨”。

“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也”。

崇祯当政的十七年中，由于罪废相踵，使得官员的更换十分频繁。比如说抵御后金军队的前沿，蓟镇总督这个职务，曾经在半年之中，接连换了五个人。

崇祯十七个年头中，兵部尚书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内阁大学士更是在十七年中，换了五十人，就连百官之首的首辅，也被换了十几人。

朱由检对百官的严峻刑法，目的在于“逼人趋事赴功”，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百官为了“躲得法去”，”一齐委曲规避”，”不做事”，时人对此多有议论，就连他身边的首辅，对此也是有着不同的意见。

“边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时势艰难，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严，恩威莫测，恐一干圣怒，则无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做，即举用一人，亦恐有受人营求、为人复官之嫌，所以蓄缩耳。”

弱点之二：刚愎自用的性格，造成身边奸佞得志

朱由检不是没有独立意识，而是太有独立意识了，独立已经演变成主观了。他过于相信自己，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遇事刚愎自用。正是由于朱由检的自信，所以他的自尊心特别的强，最后变成了虚荣，只能听夸奖，而不能听批评。这样一来身边的正直之士就越来越少，奸佞之士就越来越多。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刘宗周曾毫不客气地说他:有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后来，大学士谢陞也曾批评他:”惟自用聪明，察察为务。”

朱由检即位后不久，由于大学土刘鸿训曾说过“主上毕竟是冲主”，对他流露出了轻视的情绪，因此尽管刘是一个“锐意任事”的人，他也深为衔恨，“欲置之死”。崇祯二年(1629年)春天，明思宗终于借故将刘充军代州;之所以没有杀死而仅充军，还是多亏了“请大臣力救”的缘故的。

朱由检对刘鸿训的处罚，充分反映了他极强的虚荣心。刚愎自用再加上虚荣，使朱由检只对合乎自己想法的意见感兴趣。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兵哗变，督师袁崇焕请给饷，朱由检“召问请大臣，皆请发内帑”。这时候“性警敏、善伺意指”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揣知皇帝是不同意这样做的，于是就独自进言，以邀崇祯之宠。

“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呼，复饷之，各边且效尤。”

周延儒的这种说法，正好对了朱由检的心思。于是不久后即“特旨”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机务”。

崇祯四年(1631年)冬，朱由检不顾舆论的反对，派遣宦官出守边镇，一时之间，朝廷大哗。而时任礼部右侍郎的王应熊，则在上言中为朱由检此举极力辩护，“语皆迎帝意”，于是明思宗对之大加“眷注＂，第二年进左侍郎，再过一年更“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这些迎合朱由检的”聪明”大臣，都得到了加官进爵的赏赐，还有一些不愿意迎合朱由检，敢于说真话的大臣，下场就很是可怜了。嘉善人钱士升，崇祯六年(1633年)九月被任命为大学士，九年(1636年)三月，鉴于明思宗为政操切，“因撰《四箴》以献，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病”。

钱士升的进言，就让朱由检很不开心。仅仅过了一个月，朱由检的报复就来了。朱由检在他所上的另一个奏疏中写下令其极为难堪的批语:“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

这里所说的”前疏”，就是指《四箴》疏而言。钱士升见后，惶恐至极，连忙“引罪乞体”，朱由检当即批准，一点也没有挽留。朱由检喜欢阿谀奉承，厌恶听逆耳之辞，这便给了那些善于逢迎的奸佞之徒窃取官位的机会。咱们前边提到的周延儒、王应熊之流被任为阁臣。

这些奸佞之徒窃取官位，对于明朝的政治，起着加速走向黑暗深渊的影响，因为他们对朱由检的缺点，只会文过饰非，不但起不到谏铮的作用，反而会使朱由检越来越狂妄自大。这里讲一个《烈皇小识》中记载，讽刺奸佞之徒的笑话。这个笑话的主人公就是崇祯年间，著名的佞臣，曾经也当过首辅的温体仁。

“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能，巴县人，同相济。吴宗达奉行两人意旨，毫无短长，时目为”片”。适礼部尚书黄士俊，丁未状元;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己未榜眼探花。京师为之语日:”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煌(黄，指黄士俊)恐(孔，指孔贞运);内阁翻成妓馆，乌归(乌程、归安，指温体仁)、王巴(巴县王应熊)、篾片(吴宗达)，总是遭瘟(温，指温体仁)。＂(按:时温、王、吴三人均在内阁任职)一时传以为笑。

弱点之三：多疑的性格，造成宦官的专权

朱由检为人多疑，他对文武百官基本上不信任。时人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一书中记载

＂上(指朱由检)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且语之国:’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所欺也。””

从上面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朱由检对于士大夫阶层，是极度不信任。不信任士大夫，但是还得料理国事，于是，就只能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宦官。

朱由检在这一点上，自己并不十分避讳，曾经公开承认自己之所以会重用宦官，原因是因为文武官员老是糊弄自己，对自己不真诚。

“文武各臣，朕未尝不用，因其蒙恂，勉用内臣耳”

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朱由检不信任文武官员，信任宦官，大都持反对态度。时人杨士聪在明思宗死后曾就此评论说:”先帝(指明思宗)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辈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则以中官参之。”时人谈迁也曾指出:”(明思宗)直谓三尺在我，此曹(指宦官)亦何能为!”

综上所述，朱由检在位期间，从总体上看，太监是受到重用的。这种状况对当时的政治发生了什么影响呢?按之当时的实际，其影响可以说是甚为消极，可以归纳出三点：

第一，引起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文官武将与宦官的冲突，当时时常发生。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时，建专署，檄诸曹谒见，礼视堂官”。工部主事金铉耻不肯为，再疏争，明思宗不听;乃约两部诸僚:私谒者众唾其面。张宪得知，甚为恼火，即寻找事端，对之加以弹劾，金铉因之”落职”而去。

第二，严重影响了文官武将的积极性。也举一个例子。《烈皇小识》记载，崇桢十二年(163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能说明这一问题:明思宗为了铸钱，把内库的许多铜器发到宝源局，其中有的是三代及宣德年间的文物，”制造精巧绝伦”。一些商人听到消息，提出以铜千斤交换一千斤铜器，以使这些文物免遭”毁弃”。但负责此事的主事某却不肯答应，说:”古器虽毁弃可惜，我何敢私为轻重?”商人继续交涉;”宣铜下炉，尚存其质;至三代间物，则质清轻之极，下炉后，唯有青烟一缕尔。此则谁认其昝?”主事某仍不答应，说:”圣性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圣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炉，则有监督内官，共同验视，罪不在我。”于是，这批古器最终”毁弃殆尽”。商人所讲的话，未必全部正确，但他们的主张却无疑是正确的，对封建国家及商人都有利益。这个主事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为什么会不负责任地拒绝了商人的主张，置封建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其原因就是因为朱由检重用、信任宦官，已经严重影响了外廷官的积极性。

第三，败坏了军政事务。宦官多半缺乏必要的修养和教育且奉派而出，大权在手，便往往肆意妄为，这对军政事务的危害非常严重。当时就有人说过:”若辈多市井庸愚，冥然无觉，妄自尊大，故天下事日坏。”这里也有一个例子。

崇祯十一年(1638年)，真定巡按李模曾上《监臣贪肆非常》一疏，揭露真定分守太监陈镇夷“贪婪暴虐”，据这个奏疏说的是陈镇夷上任时，横征暴敛的情形，但是这种情况，绝对不是这一个太监仅有的，它是当时太监的通病。

“旧知识郭名扬先往保定迎接，馈银三百两”，因而”一到任，即題充旗鼓，关通赂贿，倚为腹心”。”营兵每月饷银二两二钱，乃每名扣除四钱、七钱不等”。”领兵上关，每名该行粮升半，止给一升。草每束折银四分人已，马多饿倒，以致兵土愤恨。槐树铺逃去马兵三百余名，镇城又逃去二百名，佯付不知，支粮如旧”。”令郭旗鼓向每营将官索要(献馈)三千两”。”火功(攻)营将王震仲素负气骨不肯应承”，”即终日提营中官役呵责”。王震仲无奈，”央郭旗鼓解说，送银炉、银如意各一件，罗缎、潞绸各十匹，马二匹，骤头，尚嫌不足”。对待地方官，则”箕踞漫骂，稍不遂意，开口提参。逼致生日馈献，银铸寿星、炉爵杯盘及绣段等件，充斥衙署”。其实，当时派出的宦官，“在在播恶，不独一陈镇夷”。只是“他处抚按不敢直陈”，椎有李模“能据实入告”而已。

《明史》在叙及这时的太监监军时曾评论说:“请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明史的这个论断，可说是对明思宗重用宦官之恶果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