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无辜曰厉。–《逸周书.谥法解》
这是谥法中“厉”字的唯一解释，其挨骂指数仅次于桀、纣之类的传说级恶称。而历史上能够有福“享用”的君王屈指可数，有造成“国人暴动”、最后当了丧家之犬的西周厉王， 也有齐厉公，陈厉公、郑厉公以及本文主角–晋厉公姬寿曼。
身为一代霸主却被片面定格于“杀戮无辜”，名单中的晋厉公无疑是突兀的，这是否也是一场刻意炮制的冤案呢？
话说那春秋五霸，别人都是独苗一个，唯有晋国春秋两百年间的长盛不衰和雄主辈出，文襄之后尚有景公、厉公和悼公都是诸侯公认的霸主。
身为承上启下者，晋厉公的霸主威名也绝非来自祖上积德。
背景：牛皮糖和白热化的争霸
自从齐桓公去世之后，春秋的主题来到晋楚争霸，不同于当年在汉水两岸“瞅啥瞅”、“瞅你咋的”的隔河对骂，中原和南蛮两股势力开始了真刀真枪的掐架行为。
从城濮之战到楚国逆袭的邲之战，再到厉公时代的鄢陵之战，双方已经斗了六十多年，楚国除了庄王时代占了几年上风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凭借着“霸得蛮”的脾气一次又一次成为晋国霸业的注脚。
但当时晋国最大的麻烦并非楚国，而是邻居秦国，双方“秦晋之好”的美丽回忆早就伴随着“崤之战”而化作世仇。加之晋国死死挡住了秦国东出的道路，双方龃龉不断，后者凭借函谷天险不停对晋国进行骚扰并坚持了五十年。
▲秦晋之好不过数年，双方却掐了四百多年
论实力秦国连后来的魏国都打不过， 它的军事与外交行为显然不能带给晋国带来实质性的灾难，却严重威胁了晋国的侧后方，使之陷入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境地，极大地干扰了晋国战略方针的落实。
而在父亲晋景公因为“病入膏肓”的典故而英年早逝之后，这个不省事的老邻居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让年轻的厉公面临了巨大的考验。
争霸前奏：秦国被玩残并打废
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至泾，败秦於麻隧，虏其将成差。–《史记.晋世家》
太史公记载秦国被收拾的过程异常简练，其实这是一套多管齐下的组合拳。
首先，即为当年就约请秦桓公在令狐（今山西临猗南）会盟，洽谈两国修好事宜。厉公屈尊先至，可秦桓公却驻足于河西王城不肯涉河东渡，只派大夫史颗出面。显然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于是晋亦派大夫渡河与秦桓公盟，史称“夹河之盟”。
从过程来看，双方毫无互信可言，果然，秦人很快撕毁了和约并挑头与晋为敌并相约楚国和狄族共同伐晋，然后扑街。
▲秦国的野心，从秦景公“黄肠题凑”天子规格的墓葬就可见一斑
貌似摆了晋国一道，其实是上了晋国的当，说来秦国自穆公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活的像蛮夷，政治水平眼中不及格。双方利益冲突无从调和且积怨已久，而晋国做足和平友好的政治、 外交姿态，占领道德、外交和政治上的制高点，将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责任强加给对方。
▲与后来的外交欺诈专家不同，当年的老秦人脑袋尚未开光
其二，拆散秦、楚之间的战略同盟，孤立秦国。当时的楚国正疲于应对吴国的骚扰与牵制，暂时不想和晋国正面为敌，所以楚共王不但拒绝了秦国的合作攻晋建议，还将情况转告了晋国。
“凡晋、 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 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左传·成公十二年》
晋国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第二年拉着楚国在宋国的斡旋下参加了第一次“弭兵会盟”，虽然这只是两个重量级选手的中场休息，但毕竟条约还热乎，秦楚联盟暂时失效。同时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晋国拉拢了郑、卫、鲁三国，成功地摆脱了收拾秦国和未来争霸战争的桎梏。
其三，集中优势兵力，消灭秦国的有生力量。晋厉公首先派遣吕相出使秦国，发表“绝秦”宣言并发起光明正大的宣战，向天下昭告秦国的罪状，发动舆论宣传攻势。随后亲率晋国四军，并联合鲁、齐、宋、卫、郑、曹、邾、滕等八国部队讨伐秦国，发起了麻隧之战。史载“诸侯是以睦于晋”，诸侯联军浩浩荡荡，秦国却独木难支。
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师遂济泾，及侯丽而还。–《左传.成公十二年》
秦军一败再败，泾水以东的军队全军覆灭，大将当了俘虏，晋厉公则挥师乘胜追击，渡过泾水进抵候丽（今陕西泾阳西），几乎打穿了秦国。
此役之后，秦国虽然侥幸存留，但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至商鞅变法之前数世不振，自然也就无法威胁晋国了。
鄢陵破楚：中原霸主的标配
此时的春秋四强国中，秦国元气大伤，齐国成了盟友，南方日趋强盛的吴国则对楚的侧后构成严重的威胁，所谓“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晋国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晋楚争霸第三回合：鄢陵
先动手的却是楚国，他们以割让汝水以南大片疆土为条件，诱使“朝晋暮楚”的争霸风向标–郑背叛晋国，并发起了对宋国的军事行动。这一行为既直接违反了一年前诸侯在钟离（今安徽凤阳附近）的盟约，也严重挑衅了晋国作为诸侯盟主的权威。
栾武子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左传.成公十六年》
晋楚两国的军事行动几乎同步，双方很快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西北）相遇，开启了两国争霸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交锋，而晋厉公的杰出作战指挥艺术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当时晋国的盟军们尚在开赴鄢陵的途中，楚军统帅迅速制定策略，并于古代用兵所忌的晦日趁晋军不备，利用晨雾作掩护突然迫近晋军营垒布阵，以期速战速决。
面对不利局面，新军将郤至主张利用楚军的弱点，先发制人，主动进攻。晋厉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并毅然改变先前固守待援、后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在营垒中填平井灶，开辟通道，扩大列阵的空间，迅速出营，调动上、中、下军及新军布列攻战阵势，绕营前泥沼两侧向楚军发起猛攻。
▲厉公身先士卒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率先卯上的是晋、楚双方的中军主力。虽然兵力处于劣势，但在晋厉公的直接统领下，晋中军展开顽强的抗击，顶住了压力，并射伤了楚共王的眼睛。而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楚军，造成人心浮动，晋军遂乘势猛攻楚的左、右军并将其击溃。双方从中午一直厮杀到夜幕降临，楚军损失沉重，公子茂也成了晋军的战俘，孤军出击收到了奇效。
子反收馀兵，拊循欲复战，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竖阳谷进酒，子反醉，不能见。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史记.晋世家》
楚国虽败，却还有一战之力，楚共王也想着次日再战挽回一些颜面，但当他知道中军帅子反饮酒喝醉，无法起床视事的消息后，不由得心灰意冷，徒然喟叹： “天败楚也夫！”遂带上残兵败将连夜逃跑。
▲晋国百年霸业正如日中天
次日，晋军在晋厉公的统率下进入楚军的营地，在那里休整三天后，凯旋回师，此战结束了晋国霸业危机，也使楚国终春秋之世不复能北顾中原。
综上，晋厉公在继位之初纵横捭阖，战无不胜，体现了一位优秀君王的素养。
孟子有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简直是为晋国而量身打造的名言。
在晋董狐笔：正义背后的卿族野望
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从献公时代“尽逐群公子”开始，晋国就陷入了大夫掌权的麻烦，到厉公时代共有11个家族分别掌控了晋国的四军和六卿。
早在文襄时代，卿族就已经可以决定“拥戴”哪个君王，惠公、怀公父子失国事件就与大夫们的立场有很大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忠诚良将的后代们就一定要瓜分晋国。春秋打了三百年都没有谁想过要取周天子而代之，大夫们也是如此，他们一开始只是想谋求更高的国内地位而已。
▲灵公正是赵氏孤儿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实际上，晋国的弑君事件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厉公的叔叔晋灵公就因为对赵氏下手而被执政卿赵盾的族弟赵穿刺杀，赵盾回国执政并拥戴厉公的爷爷成公上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左传.宣公二年》
赵穿没有得到严惩，成公和赵氏作为既得利益者将这事轻轻带过，唯有史官不依不饶地记载了“赵盾弑其君”，这就是名留青史的“在晋董狐笔”事件。
其实史官的说法不无道理，赵盾身为正卿，逃亡不出国境，回都不追逆贼，明显是弑君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做派。笔者也深以为然，身为国之栋梁，赵盾就在恶性事件发生之时他也应该肩负起弘扬普世价值观的重任，将凶手明正法典而非委以重任，哪怕灵公是个昏君。
总之，这一事件的的意义绝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既然可以弑君而无罪，那可否取彼而代之呢？
野心一旦滋生，势必无可抑制，《周礼》中大夫“齐家”的定位在家族利益面前不值一提，离心力的加速度势必令晋国成为博弈的舞台。
混乱的苗头：从麻遂到鄢陵
实力一枝独秀的晋国，成就霸主的前提多半在于团结一致。
晋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 …栾金咸为右。孟献子曰：「晋帅乘和，师必有大功。」–《左传.成公十三年》
麻遂之战体现的是君臣和睦、齐心协力的画面，而一贯喜欢评头论足的鲁大夫孟献子（仲孙蔑）也忍不住说他们“晋帅乘和”，此去必有大功。
而到了鄢陵之战时，晋军调兵遣将也算顺利，甚至多事的孟献子再次送上了胜利的祝福（孟献子曰：「有胜矣。」），但各将佐的意见却出现了出现的分歧。部队刚刚出发，听闻楚军将至，范文子就像跑路，而栾武子则坚持一战，到了两军对垒之时又出现了搞笑的一幕。
范匄趋进，曰：「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晋、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左传.成公十六年》
晋军大营发生了神奇的一幕，儿子范匄献上填平井灶，开辟通道，扩大列阵的应变之道，父亲范文子确直接抄起家伙一路追打：一个小孩子你知道个屁！
这样的混乱反应了两个问题：
第一，对比麻遂之战时的君臣一心，晋国这次内部出现了重大分歧，不管两派各自基于何种目的地，总归出现了裂缝。
▲主将败仗后醉酒，楚国也是醉了
平心而论，这样的晋军胜得颇为侥幸，好在对面是将熊熊一窝的楚军，倘若是城濮的楚军怕是胜负难料，更别提楚庄王的雄兵悍将了。
第二，晋国其实隐藏着很深的危机。
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曰：「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左传.成公十六年》
范文子是个很有水平的人，说要退兵并不是认为楚国有多厉害，而是希望留着楚国作为鲶鱼而存在，如此晋国的沙丁鱼们（卿族）方能保持内部团结，一致对外。
后来的事实证明，真理还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得意志满的晋厉公登上了霸主的宝座之时同时， 也是晋国衰运的萌芽之始，危机也就近在咫尺了。
形势的发展果真如范文子所料，踌躇满志到忘乎所以的晋厉公很快定下了下一步的战略目标，也就是那些骄横霸道的强卿大族们。
身死名臭：晋厉公的壮志未酬
晋厉公志在削弱诸卿的权力，巩固公室，强化君权，这个初衷是合理的且必要的， 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却大有问题。
“晋厉公侈，多外嬖。返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左传.成公十七年》
首先，用人不当。自古君王与权臣斗争的关键在于手下给力， 能替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并克敌制胜。而厉公所任用胥童、夷阳五、长鱼矫等几个废物点心资历浅、人品差、能力弱，各方面均不足以服众，显然不是那些世代传承的政治流氓们的对手。想依靠他们打压诸卿、重振君权，不啻是缘木求鱼、一厢情愿。
第二，手段过于生硬硬，导致激化冲突。晋厉公并非既成傀儡，完全可以利用君王名分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实施“削藩”之策，力求稳妥，步步为营。可惜他自命不凡，出手就是屠刀高举，导致冲突严重升级，局面也随之失控。
在嬖臣胥童的建议下，厉公将“ 三卿五大夫”、“ 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 ”（《国语.晋语》） 的郤氏选为头号对手。 公元前 574 年十二月，晋厉公悍然举起屠刀，将三郤–郤准、郤锜、郤至一网打尽，整个晋国政坛陷入了血雨腥风。
最后，关键时刻当断不断，患得患失。在诛杀“三郤”之后，胥童等人又“以甲劫栾书、中 行偃于朝”，希望趁着诛灭郤氏之势，进而翦除栾、中行等大族。
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胥童等人的超水平发挥虽然只是一个迫不得已的下策，却也不失为巩固君权，稳定局面之办法。可此时的晋厉公却莫名其妙地悲天悯人起来，说什么鲜血已经留够，不忍心扩大诛杀，居然下命令开释了栾书等人并赔礼道歉。
或许是想“以德服人”吧，但厉公显然高估的自己的“霸王之气”，捡回小命的很快栾书、中行偃毫无感恩戴德之心，仅仅过了几日他们就趁厉公到大夫匠骊氏家游玩之际带领党徒袭击并逮捕晋厉公，并杀死胥童。随后派人到周京迎回公子周拥立为君，是为晋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史记.晋世家》
这是一场有预谋、有计划的政变，而新君既然已经就位，姬州蒲自然成为无用之物。次月，一代霸主被栾书和中行偃将杀死，陪葬之器仅仅是一辆车，附赠品则是“厉”的恶谥。
从无敌霸主到阶下囚，晋厉公到底做错了什么？
卿族们的集体沉默
召士匄，士匄辞。召韩厥，韩厥辞，曰：「昔吾畜于赵氏，孟姬之谗，吾能违兵。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抓到晋厉公之后，栾书和中行偃想拉几个大夫一起研究处置方案，而士匄（即前文咋咋呼呼的范匄，范文子之子）和韩厥同时选择了不掺和，后者更是说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古人说‘杀老牛没有人敢作主’，何况是国君呢？您几位不能事奉国君，又哪里用得到厥呢？
▲看似冠冕堂皇的赵氏孤儿事件，背后其实是晋国君臣的第一回合死斗
韩氏是晋国公室，韩厥则是“赵氏孤儿”事件中赵武的恩人，也是晋国历史上著名的直臣，他的表态既是对二人弑君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中立的态度，不愿分享“弑君”这口黑锅。
中国人向来讲究师出有名，不可不教而诛，“三郤”固然跋扈，却是国家功臣，至少是罪不至死的，故而所有的大夫们心里都有一种兔死狐悲的伤感，谁知道哪天就轮到了自己呢？所以晋国的一众家族采取了“沉默既默许”的态度，最后大家集体参与了迎接新君的仪式。
韩厥等人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厉公的错误，这意味着栾书和中行偃取得了一种类似于当年赵穿弑君的正义性，亦可见晋厉公成功地将大夫群体推向了对立面，故而这场纷争的胜负在开释两个弑君者时就已成定数。
残暴也好，失误也好，“厉”的谥号对于姬蒲州而言的确过于残忍了。
推亡、固存：恶谥的由来
古代国君谥号是由下代君臣据其生前功过及历史地位而决定的。而悼公凭借于栾、中行二氏之力而得国，亲书既是悼公的拥立者，又是景、厉、悼三朝正卿元老 , 久握大权，又有大族中行氏相助。这样的君主和权臣，在为被自己杀死的前代国君决定谧号时，岂能不给州蒲谧之以“厉”呢?
“晋侯（悼公）问卫故于中行献子（中行偃）… …对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 ”–《左传.襄公十四年》
灭亡着的可以欺侮，动乱着的可以打倒，而推翻已灭亡的巩固已存在的，这是晋悼公君臣所理解的国家常道，也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办法。“推亡、固存”既然适用于晋之属国卫献公之废立问题，想必他们当年在决定州蒲谥号时，同样要给“亡者”洲蒲加上“厉”的恶谥而“ 侮之 ” 。
结语：因为骄傲，所以沦落
一代雄主晋厉公最后的落魄下场是世人所始料不及的，他的悲剧如同抓一手好牌却最后亏掉底裤的经典案例，令人唏嘘，更引人深思。
其实，历史上的雄主们也都不是完人，或有寡人之疾、或雄猜多忌、或心狠手辣，这些对于上位者而言都不致命，唯有骄傲能够蒙蔽曾经睿智果敢的心。
比如南梁太祖、隋炀帝和唐明皇等帝王，他们最后也都步了晋厉公的后尘，因建功立业而成就的帝王专属骄傲，将他们的自信变成了狂妄和大意，曾经的丰功伟业都因为一次看似不起眼的疏忽而轰然倒地。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范文子很早就不看好厉公的心性，认为这个骄横奢侈的家伙在顺利打败楚国一定会嘚瑟并作死，如此“我”不如早死，眼不见为净。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晋厉公后来的昏招并非猪油蒙心，而是与他骄傲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既然已经大开杀戒，那就唯有一不做二不休，将对手斩尽杀绝方能睡得安稳，何来的“义释二贼”呢？
与其说是一招失策，不如说是因骄傲而种下的恶果更为合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