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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 章念驰:追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

对唐振常先生,我欠他一篇文章。他作为我的前辈、领导、同行、友好,无论从何角度都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二十年前他是活跃于文坛的明星人物,人称他“老记”、“旧闻家”、“剧作家”、“史学家”、“上海史专家”、“美食家”……名头一堆,但没见对他有什么政治安排,仅仅官拜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而已。如今年轻人大多已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了,至多知道他是“美食家”,但也无缘听他讲吃了。

唐先生文笔漂亮,又爱打历史抱不平,有“儒侠”之称,常年记者生涯,笔头之快,妙笔生花,后者难追。他人也漂亮,尤其年轻时,一点不比电影明星逊色,人称他“小开”、“少爷”,保持着大家子弟风范。他少年受过一段严格的旧学教育,学会死记硬背,造就了一定旧学根底,出口成章,名句随诵。以后他就读燕京大学,深受西学影响。毕业后从事记者生涯,从1945年入《华西晚报》,后去《大公报》,1952年去从事戏剧创作,1958年重回记者队伍,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直到“文革”结束。他广泛接触文化文艺界,见多识广,加上他“半文半白”文字风格,成了他的“看家本领”,笔头快而老练,成他特长。

我与唐先生相识于1978年前后,是我大表姐夫严四光兄介绍。四光是严济慈副委员长公子,常年伴父,曾在《大公报》工作,后入中国社科院,从事国际关系研究,与黎澍先生本是旧识,又助《历史研究》杂志复刊,而黎澍先生可以说是唐先生“领路人”,正想调唐先生去北京任他助手,兼《历史研究》副主编,他们都是一个圈子的人。四光兄为人正派热忱,善于交际,熟知国内外关系,每来上海我们会秉烛长谈,他去看唐先生等旧友常约我同行。当时我与唐先生等都属于“天下沦落人”,他刚“解放”,工作无着,我也刚从“五类分子”家庭“解放”,正待选择新工作,我们成了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虽然他比我大20岁,但我们很合得来。记得有一天我在他家闲坐,陆诒先生来了,他是第一时间来报喜的,当天他得知他“右派”脱帽,我们多么为他高兴,也深深感到同喜。这种岁月冗奋与沉重今有几人可知。

唐先生不知什么原因留在了上海,成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而我也在1979年底进了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与他竟会成为同事。但他是副所长分管现代史室(后分管上海史室),我进了近代史室,从事《章太炎全集》编纂与研究。我入社科院与他是没有半点关系,但有人以为我是他带入历史所的,这是一个误会。

唐先生为了入行史学界,写了一篇《论章太炎》作为敲门砖,这是黎澍先生给他出的题目。大概黎澍先生觉得“四人帮”把章太炎拔得太高了,把章太炎抬出来奉为“法家”太过分了,应该压一压,所以给唐先生出了这样的题目,亲为唐先生多次改稿,并发表在最重要的《历史研究》第一篇,引起很大震动。唐先生曾戏称他做的许多事,都是奉黎澍先生之嘱而为的,唐先生自称“平素为文,多跟着你指挥棒转,我无悔焉”(唐振常致黎澍信,载《世纪》2022年第四期,唐明《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他们相识于四十年代,唐初出茅庐,而黎澍早已是地下党员,领导文化战线斗争,他们曾同居一室,关系密切,唐主动接受黎的领导。

可是让唐先生入门史学界从章太炎着手,实在不是高明主意,因为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要读懂章太炎谈何容易。他为写文章而写文章,除了文笔漂亮,论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尤其让众多章氏弟子颇有微词。尽管黎先生多次亲自为他改稿,硬伤仍处处可见,除了起到纠正“四人帮”力捧章太炎为“法家”之错外,所谓引起学界“轰动”,实在是个错误理解。近读唐先生公子唐明写的《父亲唐振常与黎澍先生》,他在文中说:“‘四人帮’把章太炎作为评法批儒的工具,不等于就可以反过来将章太炎反面化。父亲在这一点上走了极端,他后来也意识到对章太炎批判过头,未将此文列入自己喜欢的论文。”这样的评述冷静客观,既没有为尊者讳,也没有掩饰,反使唐振常先生形象丰满了,令人敬佩。

《论章太炎》一文令唐先生与我关系变得微妙,我们之间几乎从不讨论章太炎,他一再跟我说,要“汰感情”,不要仅仅做个“孝子贤孙”,一味为先人求谥……我完全懂他意思,所以这么多年我从不对此文发表一字意见,甚至多少年没有发表过关于我先祖父的文章,历史所其他领导也希望我多读几年书,再写这类文章,我深知其中的善意与微妙。直到十五年后,我才先后撰写了系列论述先祖父文章,出了多部著作,但其中也没有一字涉及唐先生文章,尊重不同意见。

我进社科院没有学历也没有著述,难免引起同事侧目。唐先生也最厌恶凭关系开后门,也看不起送礼拉关系,这方面他是很正直的。有一次他看到一幅漫画——一个送礼人站在门口东张西望……他说这画得太形象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我也看到一幅漫画——一个人求领导办个事,遭到断然拒绝,因为他两手空空,这幅画叫“无‘礼’要求”。我认为这是社会造成的坏风气,不应指责个人。唐先生听了也不吱声了。我常去看他,从不空手,这是家教,走亲访友,备点小礼,这是礼貌,但我从没有托他办过一件事。我俩关系虽很好,属忘年交,但我也知道他对我凭关系进社科院多少有点成见,直到他看我写了论秋瑾、论王金发、论蒋介石的早年、论曹聚仁、论鲁迅等一系列文章,这都是三五万字论说,又看到我组织章太炎、王金发等学术研讨会的成功,才对我刮目相看了,竟向历史所力荐我担任“科研组织处”处长!

后来唐先生开始专注上海史研究,这也是黎澍先生主张的,这对唐先生来讲是片空白,对历史所来讲也是一个空白,完全从无到有,培养了一支队伍,出了系列专著,填补了偌大上海的历史空白,贡献甚伟。他本人除了领导此项工作外,也笔耕不辍,为他熟悉的一代人,写了许多文字,这些文字有感情有温度有见解,如论吴虞、陈寅恪、叶圣陶、张元济、辜鸿铭、蔡元培等等,都是精彩之作。他留下的文集中,更多是杂文式的短文,这是记者型的作品,这才是他的特色。他好为历史人物打“抱不平”,如为唐继尧、吴稚晖等,确有“侠儒”之风,虽有不严谨之处,但不失侠气。他与曹聚仁先生与郑重先生非常相似,都是记者型学者,留下许多动人的杂文,这才是他留下的最大财富。

唐先生主持上海史研究后,忙了许多,我也兼任了两岸关系工作,更加繁忙,接触渐疏。不知怎么,唐先生的“美食家”名声慢慢盖过了他其他名声,不管谁请客,他总是“有教无类”,大谈吃的学问。有一次他专门请我夫妇吃过一顿饭,安排在“老半斋”,他想表达一下这方面专长,结果来一道菜,他大诟一番,直到最后一道菜,重新开张的“老半斋”让他失望极了。唐先生从小富有,后寄居舅父龚向农家,龚系成都大学校长,讲究吃喝,使他从小懂吃、会吃,后当记者更有机会吃,遂吃出了名。

一个曾活跃于文坛的唐振常先生已远离我们了,不过我不喜欢大家叫他“美食家”,好像他只会吃,我还是希望他作为记者式“史学家”闻世吧!

写于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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