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37年11月，华北沦陷。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决定南迁，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存在不过8年的“最穷大学”，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当时，欧美教育人士则称：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而撑起这座教育高峰脊梁的，就是那些可敬可佩的大师们！
01
殉道之旅
1937年，武汉。因为抗战局势，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决定搬往昆明。出发前，闻一多抽空回了一趟武汉老家。老友邀请他留在武汉，到教育部任职，他婉辞了。
闻一多治印
老婆惊道：为什么不留下来？兵荒马乱！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团聚。而此时，闻一多已经有了4个孩子，最大的10岁，老婆的责怪不是没有道理。
闻一多只能喃喃地说：学校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临走前，他叫醒两个儿子，说：我走了，将来，云南见吧。话还没说完，眼泪先掉了下来。
闻一多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斗士”。相反，他从小在城市生活，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是学美术的。他是非常前卫的一个人。他在北平的家，所有的墙壁都涂成黑色。徐志摩跑到他家里去看，很惊讶：你家的墙竟然都是黑色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人，在国难之际，毅然走过湘西村庄，走过长江河滩，走过贵州大山……一路上，他唱着那首《桑塔露西亚》：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3000多里路走下来，鞋底薄了，胡须长了，皮肤黑了，心眼也敞亮了……
有人说：这是闻一多走出殉道之旅的第一步。事实上，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诠释“风骨”的中国人，还有很多。
1920年代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油画。自左至右，分为：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作家张曼菱曾在演讲时即提及二三：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何也？“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卫祖国，国家沦陷，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就绝食而亡。”
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
在心力交瘁之下，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要留在北平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挟持利用。他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决定跟着准备南迁的学校一起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右眼。因为放弃治疗，他一路颠沛流离，等到达昆明时，他的右眼失明，左眼也接近失明。
也有人没来得及跟上大部队，却最终选择了一个人上路，比如刘文典。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之际，刘文典因长子去世，未能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当时，日军多次上门想让刘文典附逆，但劝说不成，便施以威吓，两次指派日本宪兵闯入刘家搜查。直气得刘文典在家中找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以示绝不贪富贵事敌寇，誓葆文士大义、民族大节。
为了逃往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1938年初，刘文典乔装后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辗转两个多月，好不容易才进入云南境内。
当刘文典抵达西南联大所在地蒙自时，他已是衣衫褴褛，消瘦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木棍和一个破包袱外，别无他物。当他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时，不由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拍拍双手整理衣衫，深情地向国旗三鞠躬。
还有一位叫邓以蜇的清华教授，虽滞留北方，八年间，从没去日伪大学里教过课，靠在街头卖自家古董苦苦支撑，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又去卖，誓死不上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儿子去往联大前，邓以蜇含泪叮嘱：“你要好好读科学，将来力图报国！”
儿子果然没辜负父亲的期许，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这个人就是邓稼先。
02
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教授
1938年4月2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成立。5月4日正式开课。校训定为“刚毅坚卓”，既是希冀也是现实，因为条件之艰苦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国立西南联大联合纪念碑
一间宿舍要住40个学生，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课桌，图书馆里面所谓的书架，不过是在废油桶上放一块木板。
起初，教师、学生只能在校外租住，后来好不容易置地，修建校舍。但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这样的教室每逢下雨就没法上课，老师在讲台上无论多大声，也抵不过雨打铁皮的声响。
有一次，经济学家陈岱孙上课，中途大雨如注，他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字，学生们就静静地听了一节课的雨。
后来，联大遭遇财政赤字，连这样的铁皮屋顶都没保住，只能卸下来转卖给当地，所有屋舍都改成茅草房。
彼时，昆明通货膨胀，拿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说：“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以当时的物价来推算，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多半教授只能以吃稀粥度日，更别提那些收入一般的老师。
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难怪当时昆明人都说：“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教授。”这些名师早年何等优雅，如今个个破履烂衫，食不果腹。
在妻子还未到昆明之前，闻一多曾给她写信说：快一个月了，我没吃过茶，每天喝白开水。今天到了陈梦家那去，他把不要的茶叶给我，哈，我总算是开荤了……
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长期粗劣的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以致英年早逝。有一年，昆明冬天异常寒冷，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晚上当被褥，白天裹在身上御寒。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他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便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
吃是问题，住也是问题，华罗庚放弃国外大好机会，到联大只能租住农家牛棚，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每天吃饭，下面牛粪熏天，晚上睡觉，牛在柱子上蹭痒，摇得一家人根本无法入眠。
夏天，粪臭加上牛蝇满天，华罗庚要批改作业到深夜，然后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一晚上被牛虱咬得遍体鳞伤。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
后来，昆明空袭，华罗庚几乎被炸死，闻一多听说了，就邀他同住。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
彼时，闻一多已经自己开辟菜园，勉强对付伙食。其他方面，则靠卖书、卖衣、治印换钱。
治印为艺，以此谋生，原为文人所不齿，而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但血气方刚的儿子闻立鹤终不能忍，质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看着怒气冲冲的儿子，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住。”其中酸楚，岂一言能尽。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联大教授只能在无奈中“各显神通”。费孝通曾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为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周培源租住的地方离联大太远，为了给学生上课特意备了匹马，有一次马受惊，几乎将其拖死在途中……相比之下，理工科教授就“牛”多了：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了“西曼”墨水，在昆明市场上居然畅销一时……
但即使如此窘迫，听闻教育部打算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全校会议后，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还有许多的人民比我们还要艰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有这样行为世范的先生们，何愁教不出怀抱天下的学生？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夸赞说：“抗战时，国人中最能感觉、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有西南联大的教授。”
林语堂感叹：“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物质上越贫乏，精神上就越丰富。这样的相对论，在西南联大成了不能动摇的真理。尽管生活艰困，朝不保夕，大师们依旧激情不减，攻克重重困难。上世纪40年代，林语堂路过昆明，不禁感叹：“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联大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正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其中有150多名学者留学欧美。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术风格、流派，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育人理想。
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伦理道德层面却留有儒家文化色彩：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皆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楷模。
前面说过，陈寅恪到达联大时，双眼视力已接近于无。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依然准时到校上课，从不迟到。学生每一次见到他，都是大汗淋漓地走进教室。永远用一块黑布或者黄布把这节课所需要的图书装在里面，自己提。他讲课时，由于视力实在太差了，很多次其实是面朝黑板的，而不是面朝学生，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还有如刘文典。1941年4月某日晨，日寇敌机来袭，刘文典位于昆明市龙翔街72号的寓所尽毁。所幸，全家及时“跑警报”，并无人员受伤。之后，刘文典举家搬往官渡西庄六谷村，一住便是四年。此地远离昆明城区，实为僻远乡村，荒凉到日寇都不屑来轰炸。每逢有课的日子，刘文典总是4点多便动身，
刘文典
步行至西庄火车站，乘坐到昆明南站，下车后，再步行六七公里到学校。这条上课之路可谓漫漫而修远，路上也曾多次遭遇空袭，但他经常说，“宁可被炸死，也绝不缺课。”
正是在这些敬业大师的陪伴下，当时的联大学子，简直是幸福到了极点。中国大学有史以来最豪华的阵容，铺陈于前。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回忆在联大读书时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而这些名震全国的教授，讲课又百家争鸣，各有风格。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当为第一人。钱钟书先生名气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有时并不直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学生，要靠自己去体会。
最厉害还是数清华四大导师里的陈寅恪，上课了，夹一个包袱进来，从不看书，对各路材料历历如数家珍，古书段落信手拈来，原话一字不差。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不仅学生听，冯友兰、吴宓等教授也来旁听。
有意思的是，联大还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两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唱对台戏”。
闻一多与沈有鼎，同讲“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这就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狂儒”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讲课也很有特点。有时他讲课，吴宓跑去旁听，刘闭目讲课，每到得意处，便向后排张望，问道：“雨僧兄（吴宓字雨僧）以为如何啊？”吴宓就起立，恭敬地点头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师一唱一和，全班哄堂大笑。
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如此生动、有趣的讲述，学生焉有不能精进之理？更难得的是，联大的这些大儒名师们，还在研究学以致用。
心理学家周先庚，就直接开始研究战时心理学。他跑到部队去，跟士兵交谈，给他们做辅导。他的战时心理学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化学家曾昭抡写了大量的军事科普文章，教学生在打仗的阵地上要建厕所的话你怎么清理，怎么净化饮用水，毒气有哪些，怎么防治。
抗战初期，教授物理的叶企孙先生，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和无线电发报机，偷偷送往冀中的抗日部队。来到昆明之后，叶企孙积极筹划在西南联大建立与战事紧密相关的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和国情普查研究所，还在昆明建了一个风洞，研发我们自己的驱逐机。
03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谈及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后来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那么，这份遗产的精髓是什么？
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旧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校长梅贻琦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关键：大学能否成功，全凭有无好的教授。
在这所“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学者们坚守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独立，承接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思想，实践了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非 “小人”的“同而不和”。
正因为如此，短短8年，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8位出自联大；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71人，学生近百人。
同样，在那样艰难的岁月，联大在学术上亦是一座高山：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
费孝通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禄田农庄》、《内地农村》；潘光旦在村舍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震惊学界的《对垒素数论》。
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
自1941年到1945年，教育部举办五次学术评奖，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数千成果参评，一等奖共15项，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7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各领域学科打下坚实基础。
1945年12月，西南联大即将解散，三校北返之际，梅贻琦高声宣讲：“联大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这份伟大的荣光，永远铭记这些大师们的奉献！
来源：新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