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 历史 一代风骨: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

一代风骨:西南联大的那些大师们

导读

1937年11月,华北沦陷。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南开,决定南迁,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存在不过8年的“最穷大学”,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当时,欧美教育人士则称:世界教育中心有三个,美国,英国,还有中国昆明。而撑起这座教育高峰脊梁的,就是那些可敬可佩的大师们!

01

殉道之旅

1937年,武汉。因为抗战局势,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决定搬往昆明。出发前,闻一多抽空回了一趟武汉老家。老友邀请他留在武汉,到教育部任职,他婉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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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治印

老婆惊道:为什么不留下来?兵荒马乱!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团聚。而此时,闻一多已经有了4个孩子,最大的10岁,老婆的责怪不是没有道理。

闻一多只能喃喃地说:学校太困难了,太困难了……临走前,他叫醒两个儿子,说:我走了,将来,云南见吧。话还没说完,眼泪先掉了下来。

闻一多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斗士”。相反,他从小在城市生活,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是学美术的。他是非常前卫的一个人。他在北平的家,所有的墙壁都涂成黑色。徐志摩跑到他家里去看,很惊讶:你家的墙竟然都是黑色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人,在国难之际,毅然走过湘西村庄,走过长江河滩,走过贵州大山……一路上,他唱着那首《桑塔露西亚》: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3000多里路走下来,鞋底薄了,胡须长了,皮肤黑了,心眼也敞亮了……

有人说:这是闻一多走出殉道之旅的第一步。事实上,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诠释“风骨”的中国人,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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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油画。自左至右,分为: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

作家张曼菱曾在演讲时即提及二三: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其父陈三立是近代著名诗人。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打进北平以后,陈三立绝食、绝药而亡。何也?“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卫祖国,国家沦陷,他不能承受如此耻辱,就绝食而亡。”

不久,日本宪兵队请陈寅恪去司令部做客。如果拒绝,肯定要遭迫害,但他亦不能赴死:“从史学上来帮助中国,这是我的责任。”

在心力交瘁之下,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脱落,要留在北平做手术的话,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挟持利用。他不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决定跟着准备南迁的学校一起走,实际上等于放弃了自己的右眼。因为放弃治疗,他一路颠沛流离,等到达昆明时,他的右眼失明,左眼也接近失明。

也有人没来得及跟上大部队,却最终选择了一个人上路,比如刘文典。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之际,刘文典因长子去世,未能随清华大学南迁昆明。当时,日军多次上门想让刘文典附逆,但劝说不成,便施以威吓,两次指派日本宪兵闯入刘家搜查。直气得刘文典在家中找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以示绝不贪富贵事敌寇,誓葆文士大义、民族大节。

为了逃往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1938年初,刘文典乔装后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辗转两个多月,好不容易才进入云南境内。

当刘文典抵达西南联大所在地蒙自时,他已是衣衫褴褛,消瘦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木棍和一个破包袱外,别无他物。当他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步行十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时,不由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拍拍双手整理衣衫,深情地向国旗三鞠躬。

还有一位叫邓以蜇的清华教授,虽滞留北方,八年间,从没去日伪大学里教过课,靠在街头卖自家古董苦苦支撑,卖完一件吃一段,吃一段又去卖,誓死不上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儿子去往联大前,邓以蜇含泪叮嘱:“你要好好读科学,将来力图报国!”

儿子果然没辜负父亲的期许,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这个人就是邓稼先。

02

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教授

1938年4月2日,西南联大在昆明正式成立。5月4日正式开课。校训定为“刚毅坚卓”,既是希冀也是现实,因为条件之艰苦实在令人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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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大联合纪念碑

一间宿舍要住40个学生,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课桌,图书馆里面所谓的书架,不过是在废油桶上放一块木板。

起初,教师、学生只能在校外租住,后来好不容易置地,修建校舍。但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这样的教室每逢下雨就没法上课,老师在讲台上无论多大声,也抵不过雨打铁皮的声响。

有一次,经济学家陈岱孙上课,中途大雨如注,他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字,学生们就静静地听了一节课的雨。

后来,联大遭遇财政赤字,连这样的铁皮屋顶都没保住,只能卸下来转卖给当地,所有屋舍都改成茅草房。

彼时,昆明通货膨胀,拿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话说:“物价一日三跳,有如脱缰野马。”大教授们穷得叮当乱响。

以当时的物价来推算,联大薪金最高的名教授,一个月连40斤豆腐都买不起,多半教授只能以吃稀粥度日,更别提那些收入一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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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难怪当时昆明人都说:“如今只剩下三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教授。”这些名师早年何等优雅,如今个个破履烂衫,食不果腹。

在妻子还未到昆明之前,闻一多曾给她写信说:快一个月了,我没吃过茶,每天喝白开水。今天到了陈梦家那去,他把不要的茶叶给我,哈,我总算是开荤了……

朱自清每日只能吃糙米度日,长期粗劣的伙食使他胃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以致英年早逝。有一年,昆明冬天异常寒冷,他只好去赶马人手上买廉价披风,晚上当被褥,白天裹在身上御寒。一次出门,一个乞丐追着他要钱,他无可奈何:“别追了,我是联大教授。”乞丐扭头便走:“你早说嘛,害得我白跟了你半天!”

吃是问题,住也是问题,华罗庚放弃国外大好机会,到联大只能租住农家牛棚,在牛棚上搭了间摇摇欲坠的屋子。每天吃饭,下面牛粪熏天,晚上睡觉,牛在柱子上蹭痒,摇得一家人根本无法入眠。

夏天,粪臭加上牛蝇满天,华罗庚要批改作业到深夜,然后埋头钻研自己的学问,一晚上被牛虱咬得遍体鳞伤。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攻克了十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

后来,昆明空袭,华罗庚几乎被炸死,闻一多听说了,就邀他同住。十几口人共居一室,中间用布帘隔开,形成“布东考古布西算”的奇特格局。

彼时,闻一多已经自己开辟菜园,勉强对付伙食。其他方面,则靠卖书、卖衣、治印换钱。

治印为艺,以此谋生,原为文人所不齿,而从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闻一多留下了1400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经济之窘迫。但血气方刚的儿子闻立鹤终不能忍,质问父亲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看着怒气冲冲的儿子,很久没有说话,最后说:“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住。”其中酸楚,岂一言能尽。

为了维持基本生活,联大教授只能在无奈中“各显神通”。费孝通曾在街上卖过大碗茶;吴大猷为妻子治病到菜市场捡牛骨;周培源租住的地方离联大太远,为了给学生上课特意备了匹马,有一次马受惊,几乎将其拖死在途中……相比之下,理工科教授就“牛”多了:物理学家赵忠尧在家生产肥皂;化学系的高崇熙善于种花,栽了一大片剑兰拿到市集上卖;化工系谢明山研制出了“西曼”墨水,在昆明市场上居然畅销一时……

但即使如此窘迫,听闻教育部打算从艰困的经费中,拿出部分钱补助困境中的教师,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全校会议后,最终作出了一个决定:所有教师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还有许多的人民比我们还要艰难,我们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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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生与老师合影。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

有这样行为世范的先生们,何愁教不出怀抱天下的学生?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曾夸赞说:“抗战时,国人中最能感觉、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多,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有西南联大的教授。”

林语堂感叹:“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物质上越贫乏,精神上就越丰富。这样的相对论,在西南联大成了不能动摇的真理。尽管生活艰困,朝不保夕,大师们依旧激情不减,攻克重重困难。上世纪40年代,林语堂路过昆明,不禁感叹:“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联大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正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其中有150多名学者留学欧美。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术风格、流派,却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育人理想。

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伦理道德层面却留有儒家文化色彩:忠诚教育,治学严谨,不苟且,不浮躁,教书育人,自敬其业,不忧不惑,皆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楷模。

前面说过,陈寅恪到达联大时,双眼视力已接近于无。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依然准时到校上课,从不迟到。学生每一次见到他,都是大汗淋漓地走进教室。永远用一块黑布或者黄布把这节课所需要的图书装在里面,自己提。他讲课时,由于视力实在太差了,很多次其实是面朝黑板的,而不是面朝学生,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还有如刘文典。1941年4月某日晨,日寇敌机来袭,刘文典位于昆明市龙翔街72号的寓所尽毁。所幸,全家及时“跑警报”,并无人员受伤。之后,刘文典举家搬往官渡西庄六谷村,一住便是四年。此地远离昆明城区,实为僻远乡村,荒凉到日寇都不屑来轰炸。每逢有课的日子,刘文典总是4点多便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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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

步行至西庄火车站,乘坐到昆明南站,下车后,再步行六七公里到学校。这条上课之路可谓漫漫而修远,路上也曾多次遭遇空袭,但他经常说,“宁可被炸死,也绝不缺课。”

正是在这些敬业大师的陪伴下,当时的联大学子,简直是幸福到了极点。中国大学有史以来最豪华的阵容,铺陈于前。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回忆在联大读书时的课表:“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而这些名震全国的教授,讲课又百家争鸣,各有风格。

闻一多先生讲楚辞,“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当为第一人。钱钟书先生名气大,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有时并不直白地讲出来,而是提示学生,要靠自己去体会。

最厉害还是数清华四大导师里的陈寅恪,上课了,夹一个包袱进来,从不看书,对各路材料历历如数家珍,古书段落信手拈来,原话一字不差。教历史,上课第一天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不仅学生听,冯友兰、吴宓等教授也来旁听。

有意思的是,联大还实行“自由教育”,有时候一门相同的课,两三个教师同时担任,各讲各的,各有特色,“唱对台戏”。

闻一多与沈有鼎,同讲“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这就意味着自由选择,意味着开阔视野,意味着学术对话。

“狂儒”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专家,讲课也很有特点。有时他讲课,吴宓跑去旁听,刘闭目讲课,每到得意处,便向后排张望,问道:“雨僧兄(吴宓字雨僧)以为如何啊?”吴宓就起立,恭敬地点头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师一唱一和,全班哄堂大笑。

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如此生动、有趣的讲述,学生焉有不能精进之理?更难得的是,联大的这些大儒名师们,还在研究学以致用。

心理学家周先庚,就直接开始研究战时心理学。他跑到部队去,跟士兵交谈,给他们做辅导。他的战时心理学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

化学家曾昭抡写了大量的军事科普文章,教学生在打仗的阵地上要建厕所的话你怎么清理,怎么净化饮用水,毒气有哪些,怎么防治。

抗战初期,教授物理的叶企孙先生,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大学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和无线电发报机,偷偷送往冀中的抗日部队。来到昆明之后,叶企孙积极筹划在西南联大建立与战事紧密相关的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和国情普查研究所,还在昆明建了一个风洞,研发我们自己的驱逐机。

03

“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谈及这所只存在8年的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后来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那么,这份遗产的精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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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旧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校长梅贻琦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关键:大学能否成功,全凭有无好的教授。

在这所“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学府,学者们坚守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独立,承接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思想,实践了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而非 “小人”的“同而不和”。

正因为如此,短短8年,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国防等各战线培育出骨干力量:“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8位出自联大;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科学家当中4位是联大学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71人,学生近百人。

同样,在那样艰难的岁月,联大在学术上亦是一座高山:

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

费孝通在昆明东南郊的呈贡魁阁,写出《禄田农庄》、《内地农村》;潘光旦在村舍编译出版了《性心理学》,填补了中国人文科学的一项空白;华罗庚在昆明郊区的几度寒暑中,完成了震惊学界的《对垒素数论》。

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

自1941年到1945年,教育部举办五次学术评奖,涵盖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数千成果参评,一等奖共15项,西南联大一所学校就占了7项。多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中国各领域学科打下坚实基础。

1945年12月,西南联大即将解散,三校北返之际,梅贻琦高声宣讲:“联大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这份伟大的荣光,永远铭记这些大师们的奉献!

来源: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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