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3年，时任内务部部长的曾山接到了一个让他感到非常为难的任务，周总理要求让自己的亲弟弟周恩寿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周恩寿出生于1904年4月，当时才五十九岁，离六十岁的正式退休其实还差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让自己的亲弟弟提前一年退休，这样的安排听起来好像不近人情，但背后体现的正是总理对亲属、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当时周恩寿身体状况出了一点问题，患了严重的胃溃疡病，不得不经常请假在家调养身体。
在单位上班，因病请假，这放在普通人身上，可能只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到了周恩寿的身上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身份太特殊。
看到弟弟不能正常上班，又拿着正常上班的工资，周总理觉得这样做非常不合适，于是才对曾山提出了上面这个要求。曾山虽然明白总理坚持严于律己、严格要求家人的作风，但对打了多年交道的周恩寿却始终有点不忍心。
周恩寿是1959年调到内务部的，当时周总理就特别要求曾山，给弟弟周恩寿的职务千万不能高，工资也要越低越好。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不能让别人觉得有任何的区别对待，因此在内务部的几年里，周恩寿的职务一直都只是最底层的专员。
虽然职位不高，但这三四年以来，周恩寿也是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就因为生病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就要一点情面也不讲，让他提前退休，作为领导的曾山觉得，怎么说都有点不够人性化。
曾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就耍起了小聪明，想着周总理是个大忙人，这件事情说不定就是口头上随便一说，过几天就抛到脑后了，几经思考之后，曾山决定采用拖延的方式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不过曾山却想错了，周总理虽然事情多，但这件事情却是一直都记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看曾山还没让弟弟退休，就非常严肃地将他批评了一顿：
“他拿着全额的工资，却不能保证正常上班。你再不把他提前退休的事情处理好，我可就要给你处分了。”
总理都这样说了，曾山也不能再回避这件事情了，1963年6月，周恩寿提前一年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以后工资降了很多，但是周恩寿家里有六个孩子，一大家子要吃要喝，这点工资根本不够开销的。
一退休周恩寿一家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周总理心里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但他还是坚决地让弟弟办理了退休手续，对于弟弟家里钱不够用的情况，他也早已想好了解决办法。
在周恩寿没退休以前，周总理每个月都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00元钱补贴他，如今又将补贴提高到了200元，周总理的工资当时一个月也就400元，其中一半都拿出来补贴给了弟弟家，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都参加了工作，才停止了补贴。
所以说，周总理并不是一个不看重亲情、不关心亲人的人，相反他非常细心，对亲人的处境都非常清楚，不仅是弟弟，就是淮安老家别的亲人，也总是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但这些关心，都是从他个人的角度出发，用的也是他自己的工资，所有的关心都是要在讲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亲人因为他的缘故得到特殊的照顾。
担心弟弟对自己的安排有意见，周总理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对他说：“同宇，之所以让你提前退休，是因为你多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也快退休年龄了！不能让别人在背后说，周恩来的弟弟长期请病假，快到年龄了却还不退休！你们的生活，看病钱不够的，我出。”
同宇是周恩寿的字，担心周恩寿退休以后没事做，周总理特别又叮嘱他，退休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把几个孩子教育好，组织孩子们搞好学习，不能让孩子们一放学回来就野了，只知道吵吵闹闹地到处瞎玩。
在什么位置就要把什么位置的事情做好，这就是周总理为人处世的准则，在工作岗位上就必须要做好本职的工作，退休回家了就要承担起教育好孩子的责任，因为把孩子教育好了，也是对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除了督促孩子们学习，周恩寿没事就会和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一起聚聚会、聊聊天，因为这件事情，在特殊时期，周恩寿也成了被调查的对象。1968年，为了保护弟弟，周恩来提前一步找了一个理由将周恩寿关了起来，在狱中周恩寿没有提供任何对哥哥不利的材料，直到1979年才恢复了名誉。
周恩寿的心中一直非常理解哥哥的苦心，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参加哥哥的葬礼。1976年，周总理因病离世，周恩寿当时没有行动自由，作为周恩来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弟弟，他却没有去参加追悼会的机会，不能去见哥哥的最后一面。
为了表达对哥哥的哀思，周恩寿只能在自己的住所里面设了一个灵堂，一个人默默地悼念，这个世界上他最亲的人，也是他敬重了一生的哥哥，从此他们就要天人永隔了。
2
周恩来是家中的长子，二弟是周恩溥，周恩寿是最小的三弟。周恩溥成年后，去投靠四伯父周贻赓，在东北做事谋生，1945年，周恩溥在山东突然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敌人逼问他周恩来的去向，周恩溥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肯透露，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没几天就含冤离世了，当时才45岁。
周恩溥留下了一个遗孀王兰芳，还有一个唯一的儿子周荣庆，王兰芳身体不好，没什么收入，周总理每个月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50元补贴给二弟媳。对弟弟和他们的家人们，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周总理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关照。
周恩寿比周恩来小六岁，1904年出生在江苏淮安的驸马巷，因为生下来就长得有点黑，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小黑”，哥哥周恩来字翔宇，二哥周恩溥字博宇，周恩寿字同宇。
因为周恩来长期都在敌人的黑名单上，为了安全起见，周恩寿就改名叫了周同宇。祖父周起魁曾经担任过知县，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廉洁官员，去世后只给子孙们留下了一个驸马巷的宅院，周家的生活非常清贫。在周恩寿一岁的时候，父亲周贻能买彩票中了头彩，家中的经济条件有了短时间的好转，母亲万冬儿带着三个孩子去到清河县周恩寿的外婆家附近住了三年。
但中彩票的钱很快就用完了，在周恩寿才3岁的时候，母亲万冬儿就在贫病交加中永远地离开了她最爱的孩子们，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驸马巷老家，跟着患有残疾的八叔周贻奎一起生活，这段时间兄弟三人都是由八婶杨氏照顾。
周恩来12岁时去了东北四伯父那里读书，周恩寿和二哥在老家跟着八叔八婶继续生活，周贻奎患有残疾行动不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周恩寿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烧水做饭，在屋后的菜园子中种菜。
这样的童年无疑是充满了磨难和艰辛，但周恩寿却一生都难以忘怀这个养育了自己的故乡，1985年，周恩寿临终前最后的遗愿，就是让老伴王士琴把他的骨灰送回家乡淮安：
“我死以后，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在我老家后院，小时种过菜的地方深埋，让我回到家乡去看看……”
因为周恩来已经过继给早逝的叔叔周贻淦为子，四伯周贻赓先后娶了三房妻子却一直没有所出，就将周恩寿认为继子。本来周贻赓的工资收入也不多，无法同时负担兄弟二人的学费，但周恩来在考入南开学校以后，因为品学兼优，学校免除了他的学费。
1918年，15岁周恩寿也来到了天津四伯父的家中，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周恩寿去天津火车站迎接，分别了8年的兄弟二人才得以重逢。当年周恩来离家时，周恩寿还是个6岁的孩子，如今再见面，却已经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看年轻时候的照片，周恩来兄弟三人，长相都很清俊，眉宇间都非常像母亲万冬儿。
在学习能力上，周恩寿和哥哥也是不相上下，他聪明伶俐，虽然入学晚，但学业进步非常快，1921年，周恩寿也考上了哥哥的母校南开学校，1924年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周恩来称邓颖超为“姐姐”，邓颖超从母亲杨振德那里学会了针织，她用毛线给周恩寿编织了一双棉鞋，从小就失去了母爱的周恩寿，从姐姐邓颖超那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多年后他依然对此这双棉鞋念念不忘：“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寒冷的冬天穿上那么暖和的鞋。”
1974年，周恩来因病要住院做手术，周恩寿的大儿子周秉钧从广州回来看望伯父，很少在外人面前谈到弟弟的周恩来对侄子说了这样一番话，表达了他对弟弟的认可：“虽然你们的父亲在1928年脱了党，但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们，实际上他还掩护了我们。”
周恩来提到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四十几年前，那时候他们都还是二十几岁正血气方刚的年纪，正是因为年轻，做的许多事情未免都欠了一些成熟的考虑。
1926年，周恩寿进入了黄埔军校四期政治科学习，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员，在攻打武昌时，右脚被炸伤，幸亏及时被抢救了下来。周恩寿当时有一个恋爱对象，听说她陷入了险境，周恩寿心急如焚，为了去找她离开了队伍。周恩来一向是讲究纪律严明，对弟弟这样的行为，周恩来非常生气，给了他很严重的处分：“擅离职守，撤职查办。”
周恩寿当时年轻，被哥哥如此严厉地惩罚后，面子上很是过不去，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1928年，周恩寿跟哥哥提出，自己要离开革命队伍去念书，去了吉林四伯父周贻赓那里，担任吉海铁路局检查科的科员，从此脱离了党组织。多年后周总理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无遗憾地说：
“当时我太年轻了，火气很大，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
虽然如此，周恩寿在哥哥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是挺身而出地帮助了他。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要经过东北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当时东北在日本的控制下，在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被日本侦察兵跟踪，在吉林下火车后，周恩来用乳名“大鸾”给四伯父周贻赓写了一封信：“问舅父好。”
周恩寿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哥哥来了，但是他对四伯的称呼却写的是“舅父”，心思敏锐地周恩寿知道哥哥肯定是遇到了危险，赶紧到旅馆将哥哥和嫂子接到了四伯家中。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周恩来先一个人先去了哈尔滨，在二弟周恩溥的家中住了下来，第二天，周恩寿再陪同邓颖超去哈尔滨和周恩来会合，在周恩寿的一路掩护下，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终于安全地到达了苏联。
乱世之中兄弟父子离散，都是非常常见的事情，自从1928年的那次见面后，周恩寿就和哥哥周恩来分别了整整十八年，直到1946年，周恩来和周恩寿才终于在北平相聚。
此后，周恩寿在天津开了一家“民生货栈”，用做生意的名义，偷偷地为党组织运送医疗药品、器械等紧缺物资。1947年，周恩来转战陕北，周恩寿被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逮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周恩寿没有被吓到，只承认了自己是周恩来的弟弟，秘密为党组织工作的事情丝毫都没有泄露。
周恩寿的妻子是满族姑娘王士琴，他们1936年结的婚。在周恩寿入狱的日子里，王士琴带着孩子们每天担惊受怕，直到3个月后，周恩寿才在周恩来的老师伉乃如的保释下出了狱，继续为组织工作。
周恩寿的妻子王士琴精通俄语、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把孩子们都带到上学以后，她才进入中学担任外语教师。周恩寿一共有六个儿女：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孩子，对弟弟周恩寿家的孩子们便视如己出，尤其是长女周秉德，从12岁开始就住进了中南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多年，和周总理感情非常深厚。
即使非常疼爱这个侄女，周恩来对周秉德的要求也是与弟弟周恩寿一样的，他常常教导周秉德，不能因为自己是总理的侄女，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当战士们在打扫庭院时，周秉德坐在院子里看书，周恩来就批评她，怎么能一个人坐在旁边看书呢，应该和叔叔们一起劳动，周秉德一向很听话懂事，这种少有的批评，多年后依然让她记忆犹新。
当周秉德和丈夫一起到了贵州的艰苦地区工作时，身边的人都不相信她是总理的侄女，因为总理的侄女不可能来受这份罪，纷纷议论说周秉德肯定是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只不过是姓周而已。
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但也没有因此享受到任何尊贵待遇。周秉建15岁的时候，就到内蒙古牧区插了队，之后因为表现好，参了军。但是当她高高兴兴地穿着军装回北京去见伯父的时候，周总理却对她说：
“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上去？”
周秉建好不容易实现了自己的参军梦想，伯父却不答应，她当时非常难过，周总理又劝她：
“你不是说内蒙古草原天地广阔吗？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
虽然是凭自己的本事当的兵，但伯伯说的话也有道理，周秉建因此就申请了离队。
在婚姻问题上，周总理也特意交代侄女：
“你能不能找个蒙古族青年呀？过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小伙子是很不错的。”
周秉建回到草原上，后来也确实如伯父所愿嫁给了蒙古族的青年拉苏荣，获得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也实现了总理所说的民族大团结。“
“和老百姓一样，过老百姓的生活”，这是周恩来经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也是他对家人们始终如一的要求，从这一句简单的话中，我们既可以看出总理对亲属、对晚辈们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他始终坚持将家事和公事分开的清正的政治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