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娶妇得公主，平地买官府”，这句流传于唐代的俗语，道尽了世人对尚主的复杂心态。坐拥无上尊荣的唐朝公主，本应是婚配市场上的香饽饽，却屡屡陷入“求婚者稀”的尴尬境地，甚至出现皇帝为公主下嫁发愁、不得不降格以求的现象。这场金枝玉叶的婚嫁困局，绝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礼法冲突、门第观念与公主群体形象共同作用的结果。
公主的“特权枷锁”：礼法颠覆下的家庭失衡，是士族子弟望而却步的核心原因。唐代社会虽风气开放，但儒家伦理仍是维系家庭秩序的根基，“夫为妻纲”的传统准则深入人心。可公主的皇族身份，让这套伦理完全失效——按照唐制，公主下嫁后，驸马需行“君臣之礼”，每日要向公主请安，公主薨逝后驸马还要为其服丧三年，这与“丈夫为一家之主”的传统家庭结构背道而驰。更让士族难以接受的是，公主的食邑与赏赐丰厚，经济地位远高于驸马，部分公主甚至直接干预驸马的仕途与家族事务，彻底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太平公主成婚时，武则天为其打造的府邸堪比皇宫，驸马薛绍在府中竟需以臣子自居；新城公主改嫁韦正矩后，夫妻矛盾激化，最终酿成“韦驸马遇主不以礼”的悲剧。这种婚姻里的权力倒置，让重视家风传承的士族子弟避之唯恐不及——毕竟，无人愿娶一位“君”回家，让自己的家族沦为皇族的附庸。
门第观念的隐性壁垒：士族的“血统洁癖”，将公主挡在了高门婚圈之外。唐代士族，尤以“五姓七望”为尊，这些传承百年的世家大族，自视血统高贵，素来“耻与诸姓为婚”，更不屑于与皇室联姻。在他们眼中，李唐皇室出身关陇军事贵族，发迹于戎马之间，远不如山东士族那般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礼法传承。唐太宗曾试图以皇室身份施压，让五姓士族迎娶公主，却遭到婉拒；唐文宗为公主向山东崔氏求婚时，更是感慨“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士族宁愿选择门第相当的普通官宦之女，也不愿迎娶金枝玉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家族血统的纯粹性与文化的独立性。而皇室为公主挑选驸马时，又有着严苛的门槛——既要门第清白，又要才华出众，还要仪表堂堂，可供选择的范围本就狭窄，再减去不愿尚主的士族子弟，公主的婚嫁之路自然越走越窄。
公主群体的负面形象：骄纵跋扈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加剧了“难嫁”困境。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公主们深受胡风影响与皇室宠溺，大多不循闺阁礼法，行事骄纵任性。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私通，事发后连累驸马房遗爱卷入谋反案，最终身首异处；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大兴土木，甚至妄图效仿武则天称帝，毒杀亲生父亲唐中宗；太平公主更是权倾朝野，参与三次宫廷政变，搅动得朝堂血雨腥风。这些公主的出格行径，不仅败坏了皇室名声，更给世人留下了“公主多骄横、尚主多祸患”的刻板印象。在士大夫眼中，迎娶公主不仅要忍受家庭地位的倒置，还要承担公主惹是生非的风险，甚至可能卷入政治漩涡，危及家族安危。相比之下，娶一位温顺贤淑的普通士族女子，既能维系家庭和睦，又能保障家族安稳，自然是更优的选择。
此外，唐代驸马的“政治天花板”，也让有抱负的寒门子弟望而却步。驸马虽能凭借尚主获得爵位与赏赐，但在仕途上却处处受限——朝廷为防外戚干政，通常不会授予驸马实权官职，仅给予虚衔，这让渴望建功立业的寒门士子，不愿为了一时的荣华富贵，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唐朝公主的难嫁之谜，归根结底是一场权力与礼法的博弈。公主的皇族身份赋予了她们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也让她们失去了寻常女子的婚嫁自由；士族的门第坚守与世人的刻板印象，又将她们困在了金枝玉叶的光环里。这场困局，不仅映照出唐代社会的门第观念与伦理秩序，更道尽了皇室子女看似光鲜、实则身不由己的命运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