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用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女人的口吻，写给山林与驯鹿的深情挽歌。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以九十余载的生命跨度，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在时代浪潮中，从逐水草而居的自由迁徙，到被现代文明裹挟的命运沉浮，在山林的呼啸与驯鹿的蹄声里，道尽了原始文明的坚韧与苍凉。
小说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其充满灵性的自然书写。迟子建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大兴安岭的原始风貌：漫山遍野的樟子松与白桦林，冬夜里缀满星光的萨满神鼓，驯鹿颈间清脆的铜铃，还有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兽皮、篝火与烈酒。在这个以山林为母体的民族里，人与自然并非对立，而是血脉相连的共生关系——他们向山林索取食物与皮毛，也用敬畏之心守护着草木鸟兽；萨满跳神不仅是治病驱邪的仪式，更是与天地神灵的对话。当现代文明的伐木声打破山林的寂静，当驯鹿的足迹被公路与电线杆覆盖，那份“以山为魂，以鹿为友”的生活方式，便成了渐行渐远的绝唱。迟子建的书写从无刻意的悲戚，却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到一种文明消逝的隐痛。
人物群像的塑造，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作为叙事者的“我”，一生见证了家族三代人的生死悲欢：勇敢果决的祖父尼都萨满，用萨满的神力护佑族人，却终其一生无法与心爱的女人相守；温柔坚韧的母亲，在失去丈夫与孩子的苦难里，始终如一棵挺拔的樟子松；野性不羁的弟弟鲁尼，为了守护驯鹿与山林，最终葬身熊口；还有乐观爽朗的达西、沉静聪慧的瓦罗加……这些鲜活的生命，都带着山林赋予的质朴与血性，他们的爱恨、生死与迁徙，都与大兴安岭的四季轮回紧密相连。迟子建没有将他们塑造成“被同情的边缘者”，而是赋予他们饱满的人性——他们会为了爱情争风吃醋，会为了生存手足相惜，也会在时代变革面前，流露出迷茫与不舍。正是这些烟火气的细节，让这个游牧民族的故事，有了直抵人心的温度。
小说的内核，是对文明冲突与人性坚守的深刻叩问。从日俄战争的炮火，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定居政策，鄂温克人一次次被迫面对文明的抉择：是坚守山林与驯鹿为伴，还是走进定居点，过上“有电灯、有米面”的生活？年轻一代的族人，有人渴望现代文明的便利，有人则眷恋山林的自由。这种冲突并非非黑即白的对立，而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当最后一批驯鹿被赶进圈舍，当萨满的神鼓再也敲不响山林的回声，叙事者“我”依然选择留在山上——不是顽固的守旧，而是对民族根脉的坚守。小说结尾，“我”守着空荡荡的山林，看着驯鹿的身影消失在晨雾里，那份孤独与怅惘，不仅是一个老人的晚景凄凉，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乡愁。
《额尔古纳河右岸》不是一部控诉现代文明的作品，而是一曲对原始文明的深情礼赞。它告诉我们，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那些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那些流淌在血脉里的坚韧与善良，永远不会被岁月的尘埃掩埋。当驯鹿的蹄声渐行渐远，当山林的风声在书页间回响，我们依然能听见，那个古老民族的歌声，在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