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梦见母亲死了，我抱着母亲哭得喘不过气来。第二天，眼睛一刻不离追着母亲，眼泪终于蓄不住了，嚎啕大哭，母亲问我怎么了，我给她讲梦里的事。母亲说，梦是反的，你的梦是在给梦里的人添寿。
现在我很想做这样的梦，但很难做到。不过有一天我确实梦见她了，梦里，母亲要我在一本印满字的书上写下身高、体重、喜欢吃的东西……她要做什么？我诧异地回忆起写下的是我孩提时的身高、体重，我孩提时最想吃的油条。我顺着逼仄的空白写了一溜儿，像在书本里挤进了一条歪歪扭扭的长队。母亲拿过去，像老师检查作业一样，拿起一支笔要批阅。但她握不住笔，只是不受控制地在我的字迹上画了个符号，一个很奇怪的符号，我最终没能在梦里记住它。
二
我现在的年龄是母亲离开家时的年龄。现在，母亲病了，他们还回一个生了重病的母亲。
母亲一生有两个阶段、两个家。对我来说，母亲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母亲。母亲自己记得最清的是她的第二个家，她和他们说、笑、哭。我倒像个老人，想到的、能说的全是过去的事情。我藏匿在往昔不能自拔，像个隐形人，心里默念的都是渊源。我想告诉他们一切都有来路，哪怕再弯弯曲曲，但没人关心来路。我看到的是母亲的根，他们看到的包括母亲现在看到的都是新生的枝叶，以及新生的衰朽的枝叶。根在地里沉默，我黯然不语。
对我来说，母亲也是两个阶段的母亲，一个是我年少时的母亲，另一个是现在被病魔缠住的母亲。我总是力图在二者之间画出来龙去脉，但画到中间常常虚茫到没有着落，于是又赶忙回到现在。现在，母亲甚至记不清我的名字，她呆呆看着我，很努力很辛苦地寻找记忆。现在，她马上把自己也要忘了。我还深记离开家几十年后母亲第一次看到我们时一脸狐疑说的一句话，我的娃们怎么都这么老了啊！这是和我们每个人命运相关的事件，板结得十分厉害，渗透各种悲苦，母亲无力看穿它。她让我们流浪了那么久，她记得的当然是我们年轻时的样子。
三
母亲的红高跟皮鞋藏在我家放杂物的柴房子里。那是个象征，象征母亲蛰伏起来的理想。杂乱的柴房子是藩篱，红高跟皮鞋和柴房子是反义词、是对抗，它们在我家小院暗暗绞杀了那么多年。那是母亲少女时跳交谊舞穿的鞋。母亲偶尔拿出来，擦干净再小心翼翼地放进柴房子里。母亲拿出那双红高跟皮鞋的样子我深深记得，我甚至还能描摹出她脸上的神情。那是我少女一样的母亲，是生过三个孩子后藏起来的另一个母亲。高跟鞋流光溢彩，高跟鞋跟着节奏旋转、起舞，三步、四步，快三步、慢三步。母亲最爱跳快节奏的三步舞，嘣嚓嚓，嘣嚓嚓，鸟儿一样飞啊飞，忘了地面。“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宽阔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后来，那个藏起来的母亲义无反顾穿着她的红高跟皮鞋离开我们了。
四
甚至都来不及把时间延伸过来，把这根硌人的粗麻绳捋直，看看它在哪里打结，在哪里藏进了时间，何时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比如，母亲都未曾问到我的弟弟后来怎么样了，作为家的屋子怎么样了，屋里那个装满她衣服的大衣柜怎么样了，窗户上她设计的窗帘怎么样了，厨房里的大水缸怎么样了，我父亲亲手做的高低床怎么样了，镶了一圈亮闪闪的泡泡钉子的格子沙发怎么样了，那根长长的擀面杖怎么样了，那个可以烧得通红的铁疙瘩烙铁怎么样了……
他们吵吵嚷嚷，讲现在的母亲，我突然对着一脸茫然的母亲插进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妈，那个铁皮的小针线盒我还存着。
那是个用马口铁做成的小盒子，盘花铁扣，外表的漆快磨光了，里面还放着很多母亲用过的针线、零零散散的各色扣子。那个时候的缝衣针很刚硬，再细都不弯折。那个时候流行子母扣，子母扣扣起来很亲，名字也很甜蜜。
五
母亲现在是我的孩子了。
背母亲去厕所，背母亲到床边，背母亲到椅子上。母亲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也空洞得说不出话了。起初她听别人说话时，总是不断点头，不管别人是不是对她说的。后来我看出她点头时有些懊恼，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别人说的啥。现在她不懊恼，格外安静。我说，听话哦。我把母亲脸颊上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我不停地看她的脸，我想把多年没看到的母亲都看回来。我坐在她的腿旁，摸她的手，搓她手指上弯曲的骨节。这手受了多少苦啊，但她后来的苦我已经无法知道。我不注意时，母亲歪在凳子上睡着了。
从此以后，我将是我自己的母亲。
六
我有个名字，这个世界上只合适母亲呼唤。“蛋娃”“蛋娃”“我的蛋娃”，母亲用我们的方言这样呼唤。母亲上午班、下午班的时候，我懒在炕上不去幼儿园。快到中午了，母亲围着围裙要和面时，才喊：“蛋娃，蛋娃，我的蛋娃起床了”。母亲把我抱到窗台的小凳子上晒太阳。
母亲上午班、下午班的时候，我家小院的天总是晴的，太阳特别好。
我的小名叫“尕蛋”，“尕蛋”是男娃娃的名字，父亲做梦都想让母亲给我们生个弟弟。父亲叫我“尕蛋”时，像在叫男娃，叫得很硬很响，叫得急的时候，就叫成了“gǎn”。父亲叫我“gǎn”时，说明不知啥事儿又叫他生气了,紧接着，他又会朝我喊，我看你的皮又痒了。
七
母亲那时黑瘦黑瘦的，总是很困倦。工厂三班倒，上完早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在半途坐坐才有气力走回家。做晚饭前母亲总要先和衣睡一觉，我们谁都不能吵，连翻书的声音都不能有。有一次，我和姐在炕沿下抓杏核，吵醒了母亲。母亲一伸手，扔下扫炕的笤帚，芒刺扎到我脚面上。我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一定不是脚疼，是觉得母亲心狠。晚饭后，母亲冲了两碗白糖水，悄悄给我一碗糖多的，我和母亲会心一笑。父亲打我，我的反抗是饮泣，忍着不哭出声。母亲不小心打着了我，我哭得惊天动地，就是要母亲听见，她打了她的蛋娃，她把她的蛋娃打哭了。
那天，我看见母亲哭了，是身体条件反射出来的哭。她起身那一刹那，弯腰那一刹那，身体折住的时候，像婴儿一样皱眉、哭，眼角渗出泪来。是疼吗？她现在疼也说不出来。她现在的哭和她的心也没多大关系。一棵老树，病了，疼了，流出了汁液。
八
母亲的工作是织袜子。那正是尼龙袜子流行的时代，尼龙多么好啊，它几乎成就了母亲所在的袜子工厂。尼龙袜子有弹性，花色丰富，颜色不掉还不容易破。抹了香喷喷的雪花膏和头油的女工们进出工厂，她们在我心里就和母亲一样，真的像花儿。女工们站在一排机车前面，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一针一针把袜筒戳进镟子上细密的牙齿里，头顶各色尼龙线飞舞，机器下面，吐出一截一截渐渐成形的袜子，袜子下面坠着一个大铁疙瘩。假如谁要站着打瞌睡，铁疙瘩就会跟着织出的袜子刚好重重砸到脚面。母亲说起那个称砣一样的铁疙瘩时，常常如释重负，因为她的脚始终没被铁疙瘩砸中。白围裙上，“为人民服务”四个字弯成一个红色的半弧，刚好在胸前。女工们的白帽子边上露出的刘海落着一层毛絮，那层轻轻的毛絮我觉得也很好看。尼龙袜子结实，但最怕火，冬天，即使第二天着急穿，也不敢把它放在炉子上烤。每年快过年，女工们会分到一打袜子。一打是12双的意思，我从小就知道。12双袜子对应12个亲人，数量刚刚好。随机抽的一打袜子，男女老幼的都有。运气好的，抽到的都是大人的袜子。我们一家，还有姥姥、舅舅、舅母和姨娘，少一双都不够。袜子大了，把尖儿折过来缝上，等脚长大了再拆开。我最喜欢鲜艳夺目的尼龙袜子，但多半都不能如意。母亲老是说，我的蛋娃其实穿素色最好看。穿衣服也是，即便到了过年，母亲还说，蛋娃还是穿素色吧，穿素色的衣服好看。母亲总说这话，这话就成了一个暗示，暗暗形成一股力量。母亲离开家的这几十年，我很少穿艳丽的衣服，包括对很多事物和事情，都有了这种倾向。素色不喧哗，和大部分时候的我一样。但母亲不是这样啊，爱穿红高跟皮鞋的母亲，一直穿各色鲜艳的衣服。几十年来没看见的母亲，我们在她的新相册里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母亲，欢乐着，笑着，艳丽的母亲依偎着别人，像小鸟一样。
这朵用白尼龙编织的精致的小花和母亲喜欢的鲜艳形成反差。一朵在1976年反复用过的小白花。那一年人们不断悲痛、流泪。只有织袜厂的家属们拥有这样一朵别致的小白花。用别针把小白花别在胸前，在针织厂隔壁的大礼堂里，在耳郭里终日回响的哀乐中，跟着缓缓前进的队伍，缓缓地进入礼堂参加祭奠，再缓缓地走出，缓缓地走在大街上。人们表情凝重。那一年，哀乐不断响起，以至于我们玩耍时，嘴里哼哼的都是这乐曲。这朵尼龙小白花勾起的回忆里，除了反复悲伤的人们，里面最鲜明的还是母亲的影子。母亲所在的织袜厂，机器轰鸣，漂染车间上空，终日蒸腾着白色的云朵。女工们整齐地站在一排机床前，母亲就在她们中间。机器有节奏地轰响，女工们喊着说话。母亲说机器的声响很容易叫人打瞌睡，所以铁疙瘩才不断砸到女工的脚上。夏天酷热时，我们能喝到工厂发给工人们的彩色汽水，满满一大搪瓷缸子，鲜艳的汽水非常甜。
母亲的白围裙和这朵尼龙小花我都存着，白色的尼龙小花还雪白如初。
九
我能忆起的生命里和母亲相关的最早的情景是，躺在母亲的肚子上玩。母亲那么瘦，我那时该多小？我上中学时，和母亲睡一个炕。临睡前，关了灯，和母亲在被子里说话，基本都是我讲母亲听，一个白天的事，拉拉杂杂，一口气讲不完，讲学校、讲老师、讲班上的男同学，我可能害羞了，在被子里扭捏，母亲总说：“你的样子，怎么跟个蛇虫子一样。”
母亲有海绵般温柔的天性，她可以一直耐心地听我说呀说，从不批评我。她总是很困倦，我知道有时候她只是做出听的样子，其实已经睡着了，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十
大白天，在炕上做梦，梦里的东西在长，越长越大，大到天上，这样的梦一来，母亲就说我又发高烧了。小东西们长啊长，长啊长，大得吓人，被它们挤着，迷迷糊糊总睡不醒。我成家之后，有一回，又被梦里长大的小东西们挤住了，醒不来，但清晰地听见母亲坐在床边拿蓖子蓖头发，唰——唰——唰，一下又一下，我都能想到母亲蓖头发的样子，然后又听见地里的小虫子在叫。最先，在大院的土坯房里，我能听见屋里泥地下的虫子叫，母亲不信。我家楼房的水泥地里，也有小虫子叫。这是很难形容的叫声，又遥远又清晰，又微渺又明确，但确乎是小虫子的叫声。挣扎着醒来，就我一人病在床上，环堵萧然，母亲早几年就离开家了。
我还想起小时候，半夜总听到碗柜子里碗碟的声响，母亲说先人们来找吃的了。那时候先人们也总挨饿吗？母亲说娃娃里就我眼睛亮，所以身体最弱。我的尕爹，一见我，就说，这个娃能长大吗？他抓着我的胳膊比画着说，和柴棍棍一样细，一撅就折了。我高烧不止时，母亲倒碗清水拿把筷子到屋门口，嘴里念念叨叨，那把筷子就端端地站到了碗里，这时，母亲很生气地拿刀背把筷子一下砍出去，大声说：“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再不要靠近我的蛋娃了！”
十一
母亲的单位三班倒，母亲下夜班回家，天还没亮。我在被子里偷偷听她是否掏出了铝饭盒，是否把饭盒放在了桌子上。母亲去睡觉了，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饭盒，看里面是否有好吃得要命的油条。油条太香了，可以和肉媲美。一根油条切成三截，我们姐弟一人一截。油条真是与众不同，每一截脸对脸还可以分成两块。我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好吃的东西，两块油条可以吃许久，像吃水果糖，把它放在玻璃糖纸里咬成很多碎块儿，这样就能在嘴里断断续续含一天。
母亲上早班后，我能继续睡个长觉，起床后，时常看到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压在透明玻璃杯下面。
母亲的温暖是持久的，线形的柔缓的温暖，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便她离开了我们的家。那温暖一直长进了我的时间，延伸到了现在。那温暖里不仅有单纯的母爱，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如同切面的宝石，每个棱面都折射光亮。
十二
一条老旧的不长的街道，就在我们一直生活的城市里。它像一个破折号，连着两个时空，一头是过去，另一头是现在，一边是多少年未见的母亲，另一边是我们。我们曾在大街小巷，嗅着蛛丝马迹无望地找寻她。很难想象，几十年里，就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如同近邻。我们被同一天的雨打湿过，同一天的太阳和月亮照过我们。我们或许还有过小小的失之交臂或者摩肩接踵。但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我们才看出这个破折号的存在。几乎和成千上万条破旧的老街一模一样，我第一次去母亲现在这个家的时候，竭力用眼睛默记着街上的一切，唯恐把这个地方再弄丢。母亲第一次出医院时，还有模糊的意识，在靠近这个破折号的时候，看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街景说，这家的面好吃，那家的点心好吃。
多么残酷，这家的面我们吃过，那家的点心我们也吃过。
十三
我和母亲住在郊区的表姐家。花花表姐，大舅的女儿。表姐家靠近黄河，地里种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我跟着母亲，在菜蔬快长起来的时候，帮表姐在架子上扎西红柿和黄瓜的藤蔓，用的就是母亲所在的织袜厂废弃的线团。那个晚上，睡在表姐家的大炕上，关了灯，我第一次感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我们生活的大院，晚上关了灯，也有工厂的灯光映入窗帘。像被巨大的黑色翅膀罩住了，我无法呼吸。幸好又断断续续响起母亲和表姐拉家常的声音，然后，又听到远处地里的青蛙在叫，心绪立刻平缓了。傍晚下了阵急雨，青蛙的叫声一下子把雨淋过的黑夜拉到很远。黑暗和寂静有着类似的品质，它们一旦结盟，叫人孤单到不知所措，幸好有母亲在身边。
花花表姐活着时，总说我不好好吃饭。我抗拒那时的汤面，很不喜欢碗里漂着的油炝过的葱花。表姐见我不好好吃饭，会和母亲说，你看尕蛋，又用舌头数着面条子呢。
母亲已无法知道，她疼爱过的那个侄女很多年前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她也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点点滴滴认知的长河，很生动的一部分发源自她那里。
十四
上小学时，我个子小，排队总在第一排。课间操结束后，班主任给同学们训话，习惯把交叠的双手放在我头上，我几乎紧贴着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我喜欢这样，一动不动，用头认真地支撑着她的手。她问，你头发上抹的啥？我说，发蜡。她接着问，谁给你抹的？我说，我妈。母亲那时很喜欢在头发上抹香香的东西，先是玻璃小瓶里的头油，后来是发蜡，软软的发蜡装在铁皮圆盒里。母亲那时很瘦小，开家长会时，班主任总以为她是我姐。我告诉母亲，老师说她是我姐，母亲很高兴。我的短发是母亲剪的，一直到上中学。我的头发又硬又燥，稍微长一些，脖子后面就撅起一条尾巴，大家都叫我公鸡头。母亲给我抹发蜡，多半是为了制服那条燥乱的公鸡尾巴。我告诉她，人家叫我公鸡头，不知为何。母亲听后，总要笑啊笑，前仰后合，笑出眼泪。
十五
大雨如注，冲刷着窗玻璃。我说，妈，下大雨了啊。母亲定定地看着窗户，仿佛世界的变化和她无关了。
这样大的雨几十年前的一个夏天也下过一次，晚饭后，我去同学家玩，一直等到突如其来的大雨停歇。回到家，我看见穿着短裤和二指背心的父亲满脸怒气坐在楼道台阶上。他倒垃圾时，风把门锁上了。我也没带钥匙，我们在台阶上坐到很晚，一直没等到下班的母亲。我跟着父亲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父亲一刻不歇地在斥骂我。后半夜真冷，我们躲进医院急诊室，像病人一样，我虚弱不堪地在长条椅上半躺着，继续听父亲的斥骂。天快亮时，我去母亲单位门口等她，远远看见母亲和几个女工走来，我顾不得害羞，跑过去放声痛哭，攒了整整一夜的眼泪啊。雨水淹坏了马路，没有公交车，母亲没办法托人带话，她当时住到了一位女同事家。我拿到钥匙回家，父亲还那样坐在楼道台阶上，一夜没合眼的他，依旧目光咄咄。我身心俱疲，躲进小屋里饮泣。父亲所有的斥骂，都不像在骂自己的女儿。整个夜晚，我跟着他孤苦游荡，几乎听完了他搜刮尽的人世上所有可以骂人的话。
现在我知道了，一切都有渊源，那个大雨之夜，是个迹象。父亲不是在骂他的女儿，他把所有对母亲对女人的怨恨全都像暴雨一样泼到了我身上。
其实那天夜里，孤苦无依的不单是我，还有狮子一样强悍的父亲。
十六
“一天，娟娟正在吃西红柿，西红柿的汁不小心掉在了白衬衣上……”这是我小学时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的一个小故事，老师布置的作业。母亲从报纸上找到这段文字，抄到笔记本上叫我背熟。我还记得母亲教我的动作，伸出食指，歪着头，开始讲：“一天，娟娟正在吃西红柿，西红柿的汁不小心掉在了白衬衣上……”这个故事其实是普及一个小常识，怎么洗掉掉在衣服上的西红柿汁。那时水果少，西红柿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水果，我想，这个小故事对当时的同学们很有用。母亲的字迹，纤巧又倔强，里面夹杂着好几个繁体字。在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母亲把这篇题为《醋能去掉果汁的污染吗？》的短文抄了三遍，后面打了个括号，括号里是我的名字。是的，藏在本子里的我的名字，和母亲在笔记本的那一角的字迹相会。
十七
还是这个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扉页上，母亲写了这样几行：日记我来记/里面有秘密/谁要看日记/必须我同意/我要不同意/那你别生气。
塑料封皮已经破损，无需打开，远远看着它，往昔就从那里扑面而来。
本子里夹着很多发黄的零散纸片，有一张发票，我反复看过多次。
一副茶晶眼镜，四十元整，开票时间是1983年6月21日。这是我们全家熟知的一小截历史的开头——父亲在一家眼镜店买回这副茶色镜片的茶晶眼镜，结局是这个眼镜在不多年后以谁也预料不到的方式遗失了。那时，父亲常说，茶晶眼镜的镜片是水晶磨成的，水晶里有活水，女人们万万摸不得。他对这副昂贵的眼镜倍加爱惜。那天，酷爱看电影的父亲戴着这副心爱的茶晶眼镜去看一部外国电影，不知是哪部片子，父亲说电影故事情节很紧张，所有人从头到尾眼睛都顾不上眨巴。回到家，父亲才想起看电影时把茶晶眼镜放在了腿上，父亲一直在电影情节里没回过神来，等他发现眼镜丢失再跑回电影院时，下一场电影已经开演。丢了心爱的茶晶眼镜，父亲多年不能释怀，他总说那副茶色的水晶眼镜，好到世上无双，即便攒足了钱，也再遇不到那样的好镜片。父亲就是这样啊，一辈子喜欢反反复复说那些叫他愁闷又无法更改的事实，而且，他愁闷的时候，也要别人跟着他一起愁闷。
笔记本里还有保健站给母亲开具的一张请假条。母亲生弟弟时难产，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保健站建议母亲多休息三周。弟弟生于那天的上午八点，母亲那年二十七岁。
旧物藏在本子里连点成线，叫人遐想，又叫人心碎。我再次拿出那张黑白照片的底片。
那天的情景历历在目，父亲背着好几个白兰瓜，我们一家人过了黄河铁桥，到北山上的公园游玩。那是记忆中唯一一次我们的全家游，我借了同学的相机，那天我们拍完了一卷胶卷。
时间停在胶片上，带着没有被它改变的宁静和单纯。
没有人能预知后来的生活。那天我们畅快游玩后，半夜下起大雨。我们干燥的城市，在盛夏过于燠热的一天，总会酝酿暴雨，那天半夜，屋顶漏起了雨，父亲和母亲拿来盆盆罐罐放在炕上，雨水滴滴答答响成一片，我们全家只能横七竖八地躺在炕上干燥的地方。
那是一张合影，父亲和弟弟。那时的白兰瓜能甜到蜇疼舌头。父亲和弟弟，都端着一牙瓜，望着镜头，笑得那么开心。我拿着这张底片在灯光下反反复复看呀看，父亲和弟弟的眼睛笑成了一模一样的白月牙。底片里的世界，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那真的就是另一个世界呀，他们在里面那么真实地望着我，他们吃着能甜疼舌头的白兰瓜，笑得好生欢快啊。
十八
他们说，你妈爱吃虾。这些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没吃过虾，我们最常吃的是汤面。
我第一次见别人吃虾，是跟着母亲在买带鱼的长长的队伍里。有一刻，透过人缝，我看见那个穿黑胶皮围裙的售货员，从泥灰色的带鱼堆里抓出一只虾，是一只和泥灰色带鱼颜色一样的虾，他迅速脱下手套，剥了虾壳，把雪白的生虾一口塞进嘴里。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叫我很吃惊，我悄悄对母亲说，那人把一只生虾剥壳吃了，都来不及嚼。母亲说，他大概饿了。我坚持说，不像饿，像馋死了的样子。
母亲总说我说话像大人，我不明白。我奶奶也这样说。有一回，奶奶让我唱《红灯记》里的“我家的表叔……”，我学着铁梅的样子，用手摸着胸前毛线编的假辫子，转过身，一边唱一边做出眺望的样子，奶奶乐不可支地用她的状似粽子的小裹脚在我屁股上踢了一脚，说：“你们看这个尕大人！”屋里的人哄堂大笑，我跑出屋，难过了许久，我觉得奶奶和屋里的人，包括母亲，都伤了我的心。
他们说，你妈爱吃辣。是的，那时候母亲就爱吃辣味的食物。我们小时候吃的最辣的是酿皮。母亲在低矮的厨房里蒸酿皮，我们在厨房外的灯影下眼巴巴守着。做酿皮比平时的汤面工序复杂得多。辣子、蒜、醋、芥末都已备好，酿皮好不容易凉了，叮铃铃，自行车铃声响了，又是小舅来了。小舅吃了一大碗酿皮，我们不敢当着他的面说我们才吃了那么一点儿。母亲说，你们小舅有口福，做了好吃的，他能闻到。小舅吃完酿皮还惬意地咿咿呀呀拉了一阵子我的小提琴。我那时好不容易恳求老师让我进了学校的乐队，每天可以神气地背着小提琴回家。其实到最后我都没学会拉小提琴。小舅也没拉出哆来咪发唆拉西，母亲说，来，蛋娃，你给我们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转身跑出去玩了，直到天很黑，小舅的自行车铃声远到听不见才回家。其实，母亲早看出我不会拉琴，但她还是给我买了一张画贴在炕边的墙上，画中是个拉小提琴的女孩。
母亲能看穿很多事情，甚至能看到事物的背面。她用天性里的柔韧对尖锐的事物温柔以待，她的安静流淌着的涓涓小溪般的小欢乐，让我们的家常常东边日出西边雨。后来，乐队老师坚决收回了我的小提琴，母亲问我原由，我打开成语词典，翻出“滥竽充数”给她看，她又差点笑出眼泪。
十九
母亲说，生我的前一夜，她梦见了一只青蛙，一只绿身子红嘴唇的小青蛙。母亲说，生我弟弟的前一夜，梦见的是一条蛇。
我还没到这个人世上的和我相关的事情，我不厌其烦地叫母亲讲给我听。但我想起母亲梦里的那条蛇，心就生生地疼。
二十
小学运动会，我跳远第一名，奖品是一个铁皮铅笔盒，到主席台领奖，校长很惊讶。母亲想不明白又瘦又小的我怎么能跳得最远，我说，我是青蛙呀。晚上睡了，母亲在蜡烛下给我缝裤子，缝完裤子，我听见她说，给我蛋娃的裤子兜兜里装颗糖，母亲一定知道我没睡着，如果她知道我真睡了，就会一声不响地把糖装进我的口袋。
我想到烛花，蜡烛的捻子突然迸出的小花，奇异地悬在火焰边，一朵明亮的摇曳的小花，让屋里奇异得熠熠生辉。我想到一些类似的细小的事情，母亲说，蜡烛结出花朵，家里会有好事。母亲说，做了不好的梦，早晨一睁眼，别说话，先把坏梦变成唾沫吐三下。过年炸油果子，母亲一再叮嘱我们不能把锅里的清油叫油，一定要叫水，叫它水，锅里的油用起来才不费。眼角长了小疙瘩，母亲让我们在门框上蹭。脖子落了枕，要叫院里怀了娃的婆娘拿擀毡擀。
母亲的左脚费袜子费鞋，我也是。母亲腿上有块胎记，我也有。我现在炸油果子，把锅里的油也叫水。我缝衣服也像母亲那样不知所以地把针先在头发缝里刮一下。我身上流淌着母亲的习性。
他们说我和母亲很像，样子还有性情。我想起母亲离开家后，有一次去多年未去的舅舅家，走进小巷，远远见舅舅一家面露惊讶，他们说，仿佛看见了我的母亲。
二十一
那一年，我第一次知道地震。电影院正片放映前的假演里宣传各种地震知识，地震前的预兆、如何自救，等等（那时，我们把电影院放映的故事片叫真演，把真演前播映的纪录片、宣传片叫假演）。对周围的一切仔细望闻问切，似乎到处都有异兆。深夜里如果有疯狗吠叫，会叫我心惊胆战，大鸡小鸡们追逐乱窜也叫人瞎想，更别说刺眼的电闪和刺耳的雷鸣。母亲炒了炒面，包在包袱里，放在最顺手拿到的地方。我问母亲，家里什么最贵重？母亲说，就闹钟吧。我无数次在脑海里想象地震时的场景：飞快抱起闹钟，穿过大院，奔跑到马路边，抱紧一棵道旁树。
那个闹钟的玻璃罩下面是蔚蓝色的底子，金色的夜光针一长一短，钟里有两只小黄鸡常年累月一刻不停地低头啄米。父亲给闹钟做了一个木屋子，前面刚好露出闹钟的脸盘，后面有个小门，门上有个金属小门闩。对于一辈子分秒不歇地赶路，又一辈子不会走远一步的闹钟来说，这个上了门闩的小木屋再合适不过了。
二十二
绿色的绸缎窗帘，崭新时，翠色欲滴。对开的两条窗帘，白天挽在窗户两边，夜晚把它放下。其实，窗户已被父亲用塑料封死，再炎热的夏天也打不开。翠绿色的窗帘挂在窗户上，叫人觉得窗户不再是个布景。很多年后，那个老旧的家已空无一人，路过时，我仰头看着窗户，仿佛还能看见翠绿色的窗帘。我和母亲临睡时把窗帘放下，第二天再挽起。我们好像在日复一日地为我们家徒有其表的窗户完成一个仪式。
那时很甜的葡萄酒，过节时，母亲喜欢用透明玻璃杯给每人倒一点儿。
母亲用海娜花给我和姐姐染红指甲。晚上临睡前，把海娜花放在蒜钵里捣成泥，加点儿明矾，把花泥裹到指甲上，再用向日葵叶子把手包严扎紧。一夜不敢乱动，第二天一早拆向日葵叶子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有时候染出的指甲是红的，有时候是发黄的。母亲说，指甲染黄是夜里给屁熏的。
只染八个指甲，两根小拇指的指甲不染，母亲说，染红了会遇到狼。
多亏母亲给我们染的指甲都是红红的，红艳艳的指甲一直不掉色，除非它长啊长啊，不能再长的时候，只好把红指甲剪掉。
母亲教我们用钩针钩织一片片太阳花苫帘，苫被子、枕头、茶盘和箱子，还有花瓶里常年不败的鲜艳的塑料花、炕边墙上围的一圈母亲精心挑选的花布墙围子。
那些看上去仿佛无用、多余的事物和事情，多么可爱。
二十三
后来，我们搬进了楼房。母亲爱跳交谊舞，街坊近邻都知道。我家买了唱机，有些陌生人到我们家局促的客厅里跳舞。
我深爱那个奶油色的唱机，一曲完了，赶快提起唱针，轻轻地把针脚放入另一张唱片的滑槽。那是我长久不能解释的原理，声音如何藏进那些滑槽，唱针怎样唤醒它们？唱针有时会崴了脚，唱机的声音歪歪扭扭像要被风吹走。“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周璇的歌声最适合唱机，声音抖抖的像是要飘远。有各样颜色的塑料唱片，贵一些的是厚硬的黑胶唱片。那时，看大人们跳交谊舞，我知道了不少世界名曲，《蓝色多瑙河》《春之声》《溜冰圆舞曲》《培尔·金特》……还有不少外国电影的主题歌，《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友谊地久天长》……我满脑子旋律，有时心里想着某个曲子，用手指敲着节奏给母亲看，让她猜我心里想的是啥曲子，母亲笑我，心里的事，别人怎么知道？是的，母亲藏在心里的事，我们没人知道。
我跟着母亲去过几次街面上的舞厅，新曲子一响，人们纷纷搜猎舞伴，母亲一曲不落。奇怪的荧光灯跟着新曲子亮起，牙齿和白衬衣像被X光探照一样，变得莹白，女人们白衬衣下面胸罩的轮廓一清二楚。
父亲那时最厌烦母亲和别人跳《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慢四步，动作缓慢，缓慢里似乎会生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那些东西又不属于他。那时，我也恨这个曲子，我恶狠狠地唱到半音阶的那句“我想对他讲……”就觉得声音失重得像要从高空跌落下来一样。放学后看到跳舞的男人和母亲在屋里聊天，那人给我掏出一把亮晶晶的水果糖，我像厌烦那个半音阶一样厌烦那些糖。
二十四
母亲用普通话和我们说话，她后来到了一个说普通话的家里。她和他们不一样的是，她的普通话里夹杂着方言。
后来，她用普通话说出的话是反的。她不想在床上躺，想坐起来，一个劲儿扶着床边用普通话说要躺要躺。在医院，姐姐要送饭过来，她一直把姐姐的名字叫成我的名字。那天出院，外面下着雨，我用轮座把她推到露台上，她说，天怎么又晒了啊？母亲用普通话说的那个“晒”字，特别叫我心疼。
出院前一天，她在病床上躺着，一天都不说话，他们来了，她突然痛哭起来，我退到门外，看着他们哭，母亲突然清醒了似的，说，我们的家以后怎么办啊？
是啊，他们的家。
他们说，几十年了，第一次见你母亲哭。
二十五
河边，雪白的月季长得都高过我了，这条母亲也曾熟悉的大河，流得多像时间呀，它又快又慢，分秒不歇，老天也留它不住。
二十六
那么，我们有过多少个家呢？
我们一直在流徙。
我们第一个家在大雨里破了，电闪雷鸣中，我们家的后墙坍塌。那天晚上，家里只有我们三个孩子，我们逃出屋子，一院子的邻居在大雨中排队传递我们的家什。那晚，我住在大院里的兰兰家，第二天，我看见我们家变成了油毛毡苫着的一小堆家具。
很多年，我反复梦见工厂大院角落里那个被雨水泡塌的家。一棵臭椿，显示着我们家可爱的独立，如果立一面墙，我们的小院便可自成一体。但院里的众人不允许我们独立，父亲做了一道木栅栏，因为拦住了隔壁家随意走动的小鸡，便有了唯一一次邻里之间的吵架，众人围观，木栅栏被拆了。就在那个小院，母亲把偷懒不上幼儿园的我抱到窗台上晒太阳。母亲在低矮的厨房里蒸酿皮，母亲叫我蛋娃。母亲在小院里踢毽子，能连着踢十几个。母亲双腿腾空，辫子扬得好高，我和姐姐谁都踢不过母亲。我和姐姐跳皮筋，缺一个人，臭椿在一边替我们撑皮筋。木匠父亲给弟弟做了一个木头推车，推车外面挂着父亲给弟弟做的木头刀。
后来我们借住在一个亲戚家，一个四合小院里的一间小屋。四合院里，北屋人家喇叭花盛开。菊花夜夜尿床，她家早晨开门第一件事是到花架下晒洗过的尿褥子，菊花能在她家屋墙上倒立很久，还能腾出一只手挖鼻孔。对面一家的三个儿子做贼，警察到他家搜出很多赃物摆在院里，我缩在姥姥身边，从姥姥小心翼翼拉开的细细的窗帘缝往外张望，很长一段时间，我像做了贼一样，见到警察就会瑟瑟发抖。那个小院离学校很近，小院所在的巷道对面是长途汽车站，楼顶是城市里唯一一个会报时响音乐的大钟。中午十二点，《东方红》的音乐和钟声还没响完，我已经从学校飞跑进了家门。有一天，久久不回家的四五岁的弟弟被父亲在长途汽车站找到，不善言谈的父亲那几天逢人就说，找到弟弟时，弟弟手里捏着几块奶油糖。现在，我宁愿我的弟弟那时被骗走，这样的话，他或许还活在这个世上。茅厕在四合小院的院角，每次上厕所，北屋菊花家的小公狗就尾随而来，我便早早解下皮带，上厕所时，把对折的皮带抽得啪啪响。
后来，我们搬进织袜厂的会议室，大约七八家挤在一起。用装袜子的大纸箱板子隔开的家，十分奇特。家家难藏秘密，主席台上住的是一家上海人，趁他家没人，我们偷偷进去研究人们常说的上海人用的马桶。家家用军绿色的煤油炉子做饭，谁家的好吃的都躲不过每个人的鼻子。我的床由两条长椅对拼而成，床头放一个两头拆开的大箱子，睡觉时，把上半身钻进去，那里成了我的私人领地。
后来我们和几家人从会议室搬进一片废墟上孤立的几间旧屋。屋子对面，机器轰鸣，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破旧立新；屋子这边，是被我们利用的一大片废墟。我时常到废墟里搜寻，曾经找到一个写了几页字的日记本。扉页上抄有一段文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在那个本子上做作业，班主任问我，这段话是谁抄的？我言之凿凿地说：“我。”老师没有戳穿我。后来我才知道陌生人在本子上抄的是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也常常想到这个人何以爱上鲁迅的这段文字，而且那笔触，像是用锋利的蘸笔刻到纸上的。
晚上，我和姥姥早早睡了，没有窗帘，可以看到废墟对面崭新的楼上无数个灯光明亮的窗户，像一块在夜色里打开的巨大的屏幕，里面人影幢幢，辉煌怪魅。弟弟非常漂亮，人见人爱，姐姐和他追着玩，他的额头撞在工地的轧机上，流了很多血，额头上从此留下一个永久性疤痕。姥姥养的下蛋鸡不见了，我们寻遍工地，在一幢新楼的楼道前发现了一堆鸡毛。后来，巨大的废墟场中间渐渐拱起一个巨大的废墟堆，像在我家门前耸立了一个巨大的坟茔，里面埋着很多人林林总总的时间和记忆，也有我的。
后来呢，我们搬进楼房，有了光滑的水泥地面。阳台上的花盆里，母亲种了牵牛花、喇叭花、吊金钟、金钱树、臭绣球，它们都是些穷人家的花儿。父亲种了满刺的仙人掌、仙人球、剑兰，它们都是些能忍饥挨饿的花儿。一年四季，如果没有父亲沤的肥料作怪，我们的阳台可以说花香四溢。屋里有了唱机，陌生人到我家跳交谊舞，我家也可谓歌舞升平。我和母亲的小屋，徒有其表的窗户挂上了翠绿色的绸缎窗帘。我上中学时，一溜烟跑下小山坡，和同学像鸭子一样，张开膀子，一人一根铁轨，比赛谁走的时间长。再后来，家里没母亲了，也没父亲了，只留下我们陪着重病孤苦的弟弟，我们做他的姐姐，也做他的妈妈和爸爸。
流徙一再加重着生命的无力感，也显现着一个家叫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只是有些过往怎么都难以掌控，我们只能坚韧地跟着时间前行。
这就是我们史诗一样的家。只是，母亲同史诗一样的人生，有一半流徙到了我们的家外面。
二十七
现在，母亲已走完这个世上的路。我们的生命交叠了半个多世纪。深夜，我眼前总是出现她最后一刻的样子，时间在那一刻滞留、徘徊。那一刻，记忆和想念循环往复，时间如大海般幽暗深邃。
【作者简介：习习，作家，现居兰州。主要著作有《浮现》《表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