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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过足够多的爱恨别离,就会发现常书鸿和陈芝秀的这段感情没有孰是孰非

漫漫黄沙,巍巍敦煌,只有真正置身莫高窟,目睹它盛大瑰丽之外的古朴与苍凉,方能体会陈寅恪的那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正因如此,“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创下的辉煌伟业,时至今日让人缅怀致敬。和他一同守卫敦煌的长女常沙娜,同样备受赞誉。

可在这样一个为艺术薪火传承的家庭中,有个人的名字却早早被历史遗忘,或说被一个家庭偷偷抹去,不愿提及,她就是常书鸿的发妻陈芝秀。

两人相爱那一年,他21岁,她17岁。她唤他二哥,是他姑妈的养女,书香才气,蕙质兰心。

那年陈芝秀来到杭州相亲,本想寻个有才学的本地夫君,却在见到常书鸿后,“喝了迷魂药般”,心里再也装不下任何人。

彼时的常书鸿风华正茂,虽未发迹,却别具魅力。

1904年,常书鸿生于杭州家道中落的一个军官家庭。自幼跟着三叔学摹画稿的他,小小年纪就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奈何父亲是个现实主义者,认为绘画不能填饱肚子,就勒令儿子放弃了以画谋生的想法。

就这样,1918年,常书鸿考入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大抵是对绘画执念太深,原本遵循父命报考电机科的他在入学后就改修了与绘画相关的染织专业。

翩翩公子,笔下生花,又特立独行,陈芝秀第一次见到常书鸿,就倾心不已。彼此天然的吸引力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两人认识不久后就结为连理。

婚后不久,常书鸿为了追求绘画理想,决定远赴法国留学,陈芝秀也全力支持。

1927年,常书鸿考入法国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30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提前考入油画系。

随着《G夫人像》《浴后梳妆》《浴女》等作品在学校荣获多个第一,天才的常书鸿很快又被保送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府深造。

那段时间,陈芝秀也追随功成名就的丈夫来到巴黎,一边自学法语,一边进入雕塑系学习。夫唱妇随的二人很快成为艺术界最出名的神仙眷侣。

作为中国留法学生代表,常书鸿家中时常举办艺术学会,谈笑有鸿儒。

每当这时,陈芝秀总会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而时髦,以女主人的身份出席大小沙龙论坛。有人盛赞她的美貌程度远超闻名遐迩的徐悲鸿夫人蒋碧薇。这让陈芝秀感到愉悦。她享受生活,也热爱艺术,当这二者在巴黎这个浪漫之都找到平衡,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1931年,她和常书鸿的女儿在巴黎出生,他们为孩子取名沙娜,谐音“塞纳”,以此纪念一家三口在法兰西的这段鎏金岁月。

“要是我们可以永远待在巴黎就好了。”陈芝秀曾向常书鸿不止一次地透露过自己的想法,是感叹,也是试探。因为她隐隐预感到,丈夫的心已经不在巴黎了。

那是1936年的一天,在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命运之神将一本画册塞到了常书鸿的手里,一家人的人生轨迹也就此被颠覆。

常书鸿看到的那本画册叫做《敦煌图录》,作者是一个叫做伯希和的法国人,当年正是他以欺骗的方式将莫高窟的大量经卷和壁画带出了中国。

这是常书鸿第一次见到这些壁画,却再难忘怀。他悔叹自己不远万里奔赴法学画,殊不知真正的瑰宝就在祖国。震惊之余,他也为这些千年国宝的流失与损毁感到由衷的心痛。

这种心痛随即变成一声声的召唤,催促他回国。

同年,国民教育部长王世杰发来电报,聘请常书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对艺术一以贯之的坚定和执着让他坚定地离开了法国。可是多年来早已适应海外生活的陈芝秀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她选择带着女儿先在巴黎完成学业。

兜兜转转,当陈芝秀经过一路颠沛回国之时,抗战已经爆发。一家人南北流亡,朝不保夕,直到1939年到了昆明才恢复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两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常嘉陵出生,三口之家又添一人,欢声笑语驱散了战争的阴霾。可令陈芝秀没想到的是,就在一家人好不容易守得云开见月明之际,常书鸿又在酝酿去敦煌了。

1942年,国民政府筹备成立“敦煌研究所”,向往敦煌已久的常书鸿不想错过这个良机。他借助好友梁思成的推荐,终于被委任为筹委会副主任。

欣喜不已的他义无反顾地就要奔赴大漠黄沙,陈芝秀却丈夫的擅作主张恼火不已:“你疯了,我们刚刚安顿好,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肃、西北去啊?我们好不容易挨着轰炸活着出来……沙娜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要成长了,你怎么又想走!还折腾?不同意!”

然而,被偏爱的总归是有恃无恐。1943年晚秋,陈芝秀在常书鸿走后次年,还是带着两个孩子追随他去了敦煌。路途艰苦,可想而知。

陈芝秀作为一个江南女子,初到敦煌这样的蛮荒之地,根本无法适应生活。

这块遥远而陌生的土地,常年黄沙蔽日,风尘扑面。外面买回来的牛羊肉,用驴子驮着到家时,往往已经变质。为了卫生,一家人每顿就是面条里撒点盐、辣子和醋。冬天这里没有火炉,睡不惯热炕,只好钻冷被窝,早上起来,鼻子都要结一层霜。

许是出于对巴黎那段时岁的缅怀,尽管条件恶劣,陈芝秀还是试图保留着在国外的生活习惯。她每天都要化妆、描眉、涂口红,穿着旗袍和高跟鞋。

日子久了,这种另类行为不免成为当地老乡口中的风言风语,陈芝秀只好忍痛割爱,脱下旗袍,除去那些不合时宜的衣服。

常书鸿为了让她尽快融入当地,劝说她去千佛洞做临摹和创作工作。这里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确实一度让学过雕塑的陈芝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四十里地无人烟的环境,患小病也致死的威胁还是给陈芝秀的内心带来了难言的冲击。

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折磨着她,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但是丈夫却爱极了这里。

常书鸿常常深情地凝视着敦煌壁画说,只要可以留在这里,即便磨难都是甜蜜的味道。看着丈夫疲惫却满足的面庞,陈芝秀有些迷茫,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丈夫。

生活观念的冲突让夫妻俩渐行渐远。加上当时国民政府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钱币贬值飞快,艰难的生活很快把他们折磨成一对怨偶。两人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

女儿常沙娜回忆说:“他们打架,打的时候,母亲就去揪父亲的眼镜,因为父亲高度近视,拿掉眼镜,就看不见了。”

他们的幸福,后来止步于1945年。

那一年,常书鸿的敦煌研究所里来了一个来自浙江的退伍军人——赵忠清。醉心于学术研究的常书鸿根本没有发现,随着这个人的到来,妻子心中的情感天平已经发生倾斜。

1945年,乍暖还寒的初春,陈芝秀以身体不适为由,对常书鸿谎称要去兰州检查身体,并要赵忠清陪同。常书鸿起初并不以为意,还傻傻地交代赵忠清:“忠清老弟,拜托你照顾好夫人。”

直到妻子离开数日后,有人给常书鸿看了一封情书。他这才知道,妻子此行并非看病,而是和赵忠清私奔了!

那一刻,常书鸿觉得天塌了,他发了疯一般,快马加鞭地追赶,连夜飞驰赶往安西。他找遍所有车站、旅馆,逢人就问:“有没有看到一个漂亮女人?”

经历了杳无音讯的绝望,常书鸿又马不停蹄地向玉门追去。

数日奔波过后,精疲力竭的他终于支持不住身体,从马上摔落,昏迷了三天三夜,差点死去。

转醒之后,他却在报纸上看到了妻子要与他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二十载婚姻,就此走到穷途。

等到身体恢复后,众人都唯恐常书鸿沉湎于这个打击走不出来,但是他很快就重新投入了这个工作,并从此绝口不提陈芝秀的名字。

晚年回首这段往事,常书鸿说:“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

然而,同年秋天,常书鸿差点连他的事业也一并失去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资金有限为由,决定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渐渐地,原本待在这里的学生、同事们一个个都走了。

常书鸿为此焦头烂额。为了这份事业,他牺牲了太多,家庭残破不堪,爱情灰飞烟灭……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坚持下去。

这年冬天,常书鸿带着一双儿女去了兰州,变卖了自己的全部家产。然后他又拿着这笔钱跑到重庆,请求不要撤离研究所。

在兰州期间,他还和女儿沙娜一起举办了一个以莫高窟壁画为题材的父女画展,没想到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

在常书鸿苦心孤诣的努力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经费筹集到了。常书鸿再次回到敦煌,这次,他再也没有离开。

在敦煌,常书鸿重新组建了家庭,常沙娜也成长为新一代的敦煌少女,守护着那里的每一个洞窟,每一尊佛像。

常沙娜从那场猝不及防的离别,到再次见到母亲,已是19年以后。

1964年,常沙娜33岁,当她在大伯的牵线下见到母亲时,她根本无法将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眼神呆滞的干瘪老太与当年那个身在大漠都要穿旗袍和高跟鞋的精致母亲联系在一起。

常沙娜这才知道,母亲自从离家以来,这些年的生活一直都不如意。

陈芝秀和赵忠清私奔后,定居杭州。但是解放后不久,赵忠清就因为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被捕,陈芝秀作为家属也受到了牵连。

后来赵忠清病死狱中,生活无着的陈芝秀只好改嫁给一个穷工人,并生了一个儿子。因为生活困顿,陈芝秀只能靠在街道给人家洗洗衣服勉强度日。

时过境迁,母子俩相见的时候,两人没有拥抱,也没有流泪,陈芝秀只是反复对女儿说:“沙娜,我对不起你们……现在我也很苦,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从那以后,常沙娜便背着父亲,开始给陈芝秀寄钱。到1979年年底,她照例给母亲寄了生活费,却迟迟没有收到回信。再后来,她才接到电报,陈芝秀因为心脏病突发,已经不治身亡。

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常书鸿一直不动神色,只问前妻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间去世的。然后便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整整过去两个小时后,他才抬起头,对女儿说:“你母亲去世了?”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常书鸿对陈芝秀当年的背叛和逃离始终耿耿于怀,芥蒂于心,那么到了晚年,他则真正跳出了二人的恩怨,去客观地审视曾经的这段婚姻。

在常书鸿出版的《原为敦煌燃此生》一书中,他就反省了自己当年作为丈夫的失职:

“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

“我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如果看过足够多的爱恨别离,也许就会发现常书鸿和陈芝秀的这段感情没有孰是孰非,只有“人之常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在这段婚姻里都有各自的“自私”,一个是关于艺术的“私”,一个是关于自我的“私”。

他们都是寻常人,有寻常的弱点,因为在某个节点互不相让最后各自分散。这也从侧面说明,所有长久的感情,多少都伴随着隐忍和牺牲吧。

1994年6月,90岁的常书鸿去世,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望得见莫高窟的沙丘上,此时距离那个始于塞纳河畔的敦煌梦,已经整整过去60年。往事如烟,爱恨随云聚散。

来源: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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