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她唯一的希望，她一方面把全部的爱给了他，另一方面把他当成了敌人，孩子做什么她都认为不对，这种现象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孩子上小学时尤为严重。
有一天，儿子问她，我为什么叫郝强，我爸爸呢？他是姓郝吗？她觉得麻烦，以后孩子长大了，会不断地问这个问题，她带着他，去找刘泽川，在他办公室楼下，她牵着儿子。她对刘泽川说，这是你的儿子。那时候，儿子三岁，能听懂大人的话，所以她把语调压得很低。
怎么可能？刘泽川说，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我，他像郝万一。他带着调侃。他的嘴脸让她绝望。她说，好吧，我们走，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她想起郝万一，想起他死在她的背上，但她不能告诉儿子：你爸叫郝万一，他死了。
第二天，她到派出所，给儿子改名白刚。她告诉儿子，你姓白，随妈姓。你要刚强。
她要求儿子完美，不允许他有小孩子常有的那些毛病，比如咬手指。那次，她看见儿子咬自己的手指头，她抓起儿子的手，捉住那根手指，往冰冷的桌面上戳，一下，两下，三下，无数下，把儿子那根手指弄破皮了，出血了，她才停下。儿子哭，她也哭。一天晚上，儿子累了，忘记刷牙洗脸洗脚就睡了，她把儿子从睡梦中拎起来，直接扔到卫生间。儿子吓得直哆嗦，她又可怜起儿子来，抱起他亲吻，痛哭流涕。
父亲母亲说她不应该这么对待孩子，孩子毕竟是孩子。她也知道自己过分，可一见儿子做错事，她就无法自控地惩罚他。儿子害怕了，一个小学生，除了学习，什么爱好也不敢有。
许多年后，白雪梅回忆自己的人生，那么漫长，似乎又那么短暂，她几乎想不起来自己经历了什么。人生除了儿子出息了对她是个安抚，剩下的都是痛。
那一年，儿子成为沈城的高考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录取。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就考上德国海德堡大学，德国天体物理是强项，儿子选择了天体物理。儿子去德国后的第三年白雪梅下了岗，没有经济收入。幸好儿子到德国读书后，就再没花过她的钱，因为儿子获得的是全额奖学金。她在小区门口开了个杂货店，简陋的一间小屋，卖香烟饼干方便面之类。杂货店门口摆有两只火炉子，上面架着两口铝锅，一锅煮玉米，一锅煮茶叶蛋，卖得倒也好，开始的每个月，竟然比上班赚得多。那个时候虽然辛苦，精神上倒也是幸福的。然而，这样美好的时光只过了两年，房东自己也下岗了，那间简陋的小屋，不再租给她，房东自己要开小卖部。绝望之中的白雪梅，买来一辆二手三轮车，流动卖玉米和茶叶蛋，像打游击似的，无数次遭到城管的追撵，但她挺了过来。为了儿子，她啥样的苦都能吃。儿子读书，虽然不花她的钱，但她得给他攒钱，将来他找工作得花钱，结婚得花钱。房子？父亲好歹有一套房子，应该可以留给她。
工厂分给她的那套房子，只有40平方米，有一间卧室、一间小客厅、一个卫生间。这对于她，已算万幸的了。工厂的房子，一般分男不分女，她没男人，孩子是单亲家庭，厂子里给她分了这个房子。从七岁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儿子就睡客厅，他一直很懂事，坚持睡客厅的沙发。后来，孩子大了，沙发睡不下，他自己张罗，买了一张单人床，依然摆在客厅。家里那台老式的黑白电视，都是摆在她的卧室里的。过了很多年，黑白电视被淘汰了，家里再没有过电视。她没时间看，儿子也不爱看。儿子成天沉浸在书本里，似乎有了书，他就什么都有了。
白雪梅后来无数次回忆，她最后悔的事，是让儿子回国。她应该让儿子留在德国。她以为凭儿子德国名校毕业生的身份，回来要么在名校教书，要么进科学院，但这两个地方，他都没去成，他内向，不敢与人交流，应聘工作都要妈妈陪伴。最后，在白雪梅同为知青的朋友帮助下，入职省城一科研单位。
白雪梅的母亲死了，死时才五十八岁。母亲离开二十多年，现在父亲都八十岁了。母亲走后，父亲没再找人。父亲八十岁生日这天，喝了一杯白酒，中了风，送到医院，命虽保住了，但自此行动不便，父亲让她给他找个保姆。她不相信保姆，老人，特别是老男人，很多受保姆之害，被保姆骗，可以说，他这个年龄的人，找个女保姆，那就是引火上身。她说她照顾父亲，父亲不让，说不习惯，也不愿委屈女儿。她的确离不开，她要照顾儿子。儿子快四十岁的人了，不会做饭，不会洗衣，除了吃喝拉撒睡，搞科研，他生活几乎不能自理。
那个女人自称五十五岁，看上去比她说的年龄略老，但长得还算体面，年轻时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女人。说好的，保姆只在白天伺候老人，给父亲做饭、洗碗、洗衣服、拖地，如果需要，再给他擦澡，总之，做保姆该做的一切。
这些年，白雪梅见得太多，有保姆把老人虐待致死的，有保姆上了老头儿的床讹去钱财或房产的。老人辛苦一生，攒的那些家业，最后落入一个年轻的或者并不年轻的女人之手。而那些女人，有的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们的儿女。
这是一种恶。白雪梅想，她得制止这种恶。别人管不了，在自家这块儿，她不能让她得逞。她与父亲说好，保姆不得留宿。
然而，保姆来的第一个晚上，就要求留下。那天下了点小雨，家里有伞，这点小雨，绝不能成为保姆留在一个独身老男人身边的理由，但是，她说她是带病来工作的，她家离得远，被雨一淋，被冷风吹，怕还没到家就会病倒。她病态的样子，和有气无力的声音，唤起老人的同情，父亲动了恻隐之心。他说，不走了，留下吧，不是还有一个房间，还有一张床吗？白雪梅说，按规定来。父亲说，让她留下。
父亲向来说一不二，尤其在母亲和她面前。她知道，这个女人的愿望达成了。至少今天留下的想法得以实现。而这往后，这个女人会有更多的阴谋，她必须制止。她说，你走吧，我们还没决定用你，也许我们会换人。父亲平静地说，就是她了。父亲从来就是这样，语气平和，却如一道圣旨。
孤男寡女，说不清，但她拗不过父亲。父亲也许只是善良。你看，都下雨了，怎么能把人往外撵？但是，她不得不防。她从昔日工厂的姐妹那里听到不少传闻，也得到一些宝贵经验。她们说，老男人也许没事，可禁不住女人的诱骗。这些老男人啦，年轻时可能把持得住，老了反而糊涂了，保姆说啥是啥。
有个姐妹教她一招，让她与保姆签合同，写协议。那个姐妹，那个曾经的工厂同事对她说，保姆无非就是图钱图物。钱，你给老爷子把着；物嘛，不就是房子嘛，你把房产证拿到手。你在协议里写清楚：任何情况下，房子都不能归她所有。
那天晚上，白雪梅离开她父亲住处前，与那个保姆签好协议。协议说，无论父亲怎么许诺，哪怕是她同父亲睡到一张床上，那房子也不能归她所有。白雪梅在协议里说，我爸年龄大了，且有严重的脑血栓后遗症，我是他的监护人，他的言行由我负责。他说了不算。
她认为她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保姆平静地说，我有房子，我不要房子，我只要我的那份工资。保姆在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一式两份，白雪梅拿起一份，轻轻折叠，放进自己的坤包里。父亲年龄大，脑血栓后小脑萎缩，应该不会动那种心思，但人心叵测，她不得不防。现在好了，拿着这份协议，就是拿着一份保险。
白雪梅回了家，家里还有一个“巨婴”等着她，她不得不回。
第二天，白雪梅去看父亲。她去得并不早，怕父亲还未起床，她故意等到八点。她敲了一下门，没人开。她有钥匙，父亲的家她常来。她打开门，进到客厅。父亲卧室的门开着，她看见父亲的床上躺着两个人，父亲，还有那个保姆。她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们果然睡在了一起。父亲上身赤裸，腰部以下隐藏在被子里。保姆穿着薄的丝绸低领蕾丝边睡衣，露着已见松垮的颈部与胸之上部，剩下的部位，也在被子之下。那是一床碎花布面的被子，无数的白色碎花像雪片一样飘落在两人的下半身，她明白了，两人不但睡一张床，还睡一个被窝。她一声惊叫。父亲在惊叫声中抬起脖子仰起头，他笑了，那神态好像是在对她搞一个恶作剧。保姆微抬起头，做慵懒娇羞状。保姆的样子让她差点呕吐。
白雪梅从坤包里拿出那张保姆签了字的协议书，对保姆说，你就闹吧，你什么也得不到。
她愤然走出屋，在关门的那一刻，她扔下一句：
你会后悔的！
重重地关上那道门后，她倚着门，闭上眼，眼泪流出来。她觉得自己可怜。父亲是自私的，上山下乡时，他把独生女送到乡下去，说是锻炼她，实则是为了他自己，给自己增添政治资本。
白雪梅好几天不去看父亲，她不想面对，她克制自己，准确地说是压制。她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她不能受刺激。
一天清晨，她接到保姆的电话，保姆电话里的哭泣让她一阵心悸，她担心父亲出了什么事，赶过去，她看到了她那天看到的情景：父亲与一个女人赤裸地躺在床上。不同的是，他身边的女人不是那个保姆，她比保姆年轻很多，也就二十二三岁。她是保姆的女儿，那天保姆带她来，白雪梅见过她。
赤裸的父亲的痴笑，像一万支箭射向她，她一阵心痛。万箭穿心！
我女儿，她还是个孩子。保姆哭泣道。那个女孩也在哭，同为女人，她看出来了，那是没有情感的哭泣，她们的哭泣，因为眼睛干涩而显得虚假。
圈套，这是她们的又一个圈套。她愤怒了，她骂她们不要脸，让她们滚，不要待在这个屋里，她不再雇用她。父亲还在痴笑，别说羞耻，一点羞涩都没有。他真的呆了，糊涂了。
她让她们滚，再不滚，她们会要了老人的命。保姆说，滚？很容易，把这事说清楚。她指着床上一老一少两个男女说。
你滚吧，我家不用你了。你们若赖着不走，我只能报警。
报警吧，保姆说，正好，我把这些照片都交给警察。她打开手机，在她面前翻动着照片，她看见父亲与那个女孩儿赤裸裸地抱在一起，不堪入目。
她抢夺手机。保姆说，给你吧，尽管删。不过我告诉你，我们做了备份，在我女儿的网盘里存着，也许你很快会在网上看到这些照片。我们无所谓，孩子小时，我们母女就被孩子她爸抛弃，我吃尽苦头把孩子养大，只想等着她嫁个合适人家，谁承想被这个八十岁的老头儿糟蹋了。这事必须有个说法，不能这么完了。
几天之后，两个女人拿到了遗嘱。父亲遗嘱里写道：保姆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正常安度幸福而快乐的晚年，他名下的这处房产，赠予李秀娥。李秀娥是保姆的名字。保姆死死拿着这张遗嘱，还有几张照片，洗好了的，都是她的女儿搂着父亲的照片，大都半裸，有一两张，几乎是全裸。不是从照相馆洗的，是彩色打印。她骂她们厚颜无耻！不要脸！
一年后，父亲死了。白雪梅认为是这对母女加速了父亲的死亡。她赶她们走，她们不走。她们有遗嘱，还有那些赤裸裸的照片。
保姆说，一个人死了，但他的面子还活着。你真的不顾你父亲的面子？保姆说，他死了，他的名声，就得你来扛，他是你爸，人家骂他，其实是骂你。人家不会说老厂长白天亮，同一个比他小差不多六十岁的女孩儿睡觉。他们会说，白雪梅的爸太恶心了，把一个比他小差不多六十岁的姑娘睡了，亏他还是个老军人哩。
她这才想起父亲曾经是一名军人，甚至参加过战争，军人视名声、荣誉为生命。父亲最后做出那些事，完全是身不由己。他太老了，糊涂了，已经分辨不出那是个陷阱。不要脸，原来人不要脸，就能不劳而获，98平方米的房子，就能轻松到手。
人心啊！
她心里像扎进一根针，但她知道，这似乎不只是她一个人的悲哀，那两个得到房子的女人，其实也是悲哀的。
保姆说，我来安葬他吧，房子都给我了，他算是我的男人。他的丧葬费也得给我。白雪梅说，他是我爹，当然由我来安葬。
白雪梅拒绝了她，她不想给她这个机会，她想把这个机会给自己，然后，她才有理由把房子要回来，她才能去领丧葬费。事实证明，她错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给那个女人省了钱。她唯一的安慰是她亲自去火化了父亲。她还没给父亲买墓地，墓地太贵了，她不是没有这个钱，是她不敢花这个钱，这个钱花了，她就没有积蓄了。
她对保姆说，我没钱给我父亲买墓地，父亲的这个房子，要用于存放他的骨灰。她想借机把保姆赶走。保姆说，你放吧，我会好好守着他。
白雪梅甘拜下风。她很少再去父亲的那个房子，那是她的伤心之地，每去一次，她几乎都要崩溃一次。
清明节，白雪梅想去看看父亲，擦拭骨灰盒，同他说几句话。保姆让他进了屋，当然，她现在不是保姆，是房主李秀娥。白雪梅没有看见父亲的骨灰盒，她问，骨灰盒呢？李秀娥说，拿走了，埋了。
埋了，埋哪儿了？
你不用管，我是他的女人，我有权安葬他。
白雪梅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但她不敢多想，不敢动怒，不敢生气，她非常清楚自己，她一生气，脑袋就会炸开，眼前就会出现那片雪白天地，随后，郝万一的尸体就会出现在她背上，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一切始于那场雪。其实，她坷坎的命运始于那场雪之前，在父亲让她上山下乡之时就确定了。
白雪梅退出父亲昔日的房子，离开那伤心之地。一连数日，父亲那紫红色的骨灰盒在她眼前挥之不去，她觉得那个女人，没有权力私自埋葬他的父亲，既然下葬了，她总得告诉她父亲埋在哪个墓地。她去了，她没见到那个曾经的保姆，开门的是一个男人，他说，他是这房子的新主人，房子他买下来了。
她望着那个男人，望着男人身后深褐色的门，怒从心头起，她让自己冷静。她走出楼梯间，天空晴朗，而她心里却飘起了雪花，周身冰凉。输了，输得如此彻底，这就是自己的人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反思，然而，她不愿思考人生，她没有精力停留在这场败仗里，她还有儿子需要照顾。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当年就不应该让儿子回来，儿子想留在德国，她要他回来。儿子搞科研，天体物理。儿子应该是科学家的，儿子本来就是科学家，但是，他得不到重用。他的水平，应该到中科院的，但他没能够，他在沈城那家科研机构，专业不对口。她从未见过儿子的笑，如果儿子是冷着一张脸，那表明他有情感，有想法，她倒也能接受，儿子脸上，那种茫然，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让她揪心。她后悔了。孩子小的时候，她除了让他学习，什么都不让他干，害怕他丢失，害怕他受到伤害。一切都源于那场雪，多年前那场乡村的雪。那场雪一直在她心里飘荡，从未停过。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那年，与同学一起踢球。那天下着雪，满世界雪白一片。她看着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一个足球。他看见球到了儿子脚下，儿子双脚盘带那只黑白相间的足球奔向球门。孩子们追赶着，呼喊着。突然，她看见了多年前的自己——那个反穿红毛衣的女人，她背着个尸体，堵在球门口。于是，她冲进球场，朝儿子怒吼，回来！她的吼叫截断了孩子们的呼喊，儿子和他的同伴都愣在那里，惊愕地望着她。然后，她的儿子乖乖地跟着她回了家。
白雪梅后来才知道，她扼杀了孩子的天性。自那以后，孩子变得沉默，不再与同伴玩。孩子越来越沉默，她很后悔，她知道自己不该那么对他，可那一刻，她没能控制住自己。不久，天空晴朗，她对儿子说，去吧，去找孩子们玩吧。
儿子不去。她痛哭流涕。儿子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的痛。儿子每次都能考第一。那时候，她还没下岗，儿子让她在单位能直起腰板。她有隐疾，精神方面的，同事们知道，只是不说，她也知道同事们知道她身体有疾，只是他们装作不知道，她便装作自己不知道同事们知道，每天平静地、谦卑地微笑着，主动与人打招呼。她知道，同事内心是瞧不起她的，后来下了岗，她更加被他们小觑，儿子的学习成绩是她唯一的骄傲。儿子后来成为那年沈城的高考理科状元，先入清华，后去德国留学，她和儿子一度成为小区的名人。
归国后的儿子内向、老实、听话，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家里，单位；单位，家里。一辆公交车，连着他两点一线的生活。他不上别的地方去，除了偶尔上图书馆，他就在屋里待着。当妈的也不知道他成天干什么，他的门总是关着的。有时候，她进去给儿子送一杯水，出来时忘记关门，他立刻冲过来，把门关得严严实实。
儿子不出门玩，倒也罢了，可二十五六岁的人，不知道追女孩子，这让她着急。她以前同事的孩子，都娶亲了，或嫁出去了。虽然都下岗了，不在一起上班了，但大都住在这旧小区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她常被问到，你儿子咋样？结婚了吗？这些话后面的问号，像一个个铁钩钩着她的心，她无地自容，常常不接话茬，说着另一个问题。
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儿子三十岁出头，再不娶媳妇，会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