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港
我的房间像船上的其他房间一样，有统一控制的空调，房间里的冷气从舱板上的窟窿里呲呲地吹出来，窟窿由椭圆的铝盖控制大小，这种大小也决定了狭小的房间里的冷暖程度。窟窿偶尔有冷气带下些许乌黑轻飘的东西，是烟囱里回流的烧不透的油烟污垢，没关系，能享有独立而自由的空间，我感觉甚是惬意。
“定安”轮停泊在海南西部的八所港，在港口装五千吨铁胚之后要运往泰国曼谷。上船后，我开始生疏地与港口各个部门打交道，申报进港和离港的有关事宜。作为后勤部的负责人，我还得组织人员在港口购买船上用的蔬菜、大米、饮料等食品。
辛苦点不算什么，让我紧张的是船要离港的那个下午，我首次与海关、边防、港监、卫检的工作人员办理离港手续，他们查验我填写好的各种表格，我则谦卑地递烟送水，像对待自己敬重的长辈，唯恐招待不周或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那些“大盖帽”起身告辞，我才松了口气，但还是不大放心，抽查那本记录船员在国外出海天数（国际海员凭此可免税购得家电的三大件）的大蓝本子，天哪，海关的人竟忘了盖章！我当然不能说他们是故意的，我赶忙走出船舱把海关的人叫了回来，他们表情淡漠、若无其事地补上了这一疏漏的环节。
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麻烦，人家今后肯定不会认没有盖章的出国天数，出国天数意味着国内外“大件”的差价，也是一笔钱哪！丢了的话，我得被全船的人戳脊梁骨。
船呜呜地叫了两声，徐徐地离开码头时，我激动地默念：“我出国了！我出国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非常意外的出国，那天是1992年秋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港口一如往常的景象跟我激动的心境形成鲜明对比。那些老海员，望着远去的码头时表情漠然，我猜测，在他们眼里国内和国外都不外乎到处是高楼、汽车和拥挤的人群，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切。
我注意到船尾，轮船像是特大型的拖拉机，在海上犁出了一条崭新的、滚动的白花花的“大马路”，一直在延伸……
陌生之境
从海南八所港出发后，走了五天多的时间，我们的船靠近曼谷。
天还乌蒙蒙，“定安”轮由海入河，四周水道交错，不时看见水上漂着易拉罐、塑料瓶、小木板和水草等杂物，远处的视线内已有了可见的景物。船减速略停时，引水员从左舷梯爬了上来，他是泰国人，只喝饮料，不抽烟，不摆谱，人显得勤勉厚道，英语流利。
船到湄南河时，海关和边检的五名官员由轮渡靠“定安”轮后从舷梯爬了上来。我第一次来曼谷，人家会有什么规矩和新规定心里没谱，其他来过曼谷的人又帮不上忙，所以心里尤为紧张。天不算太热，我的额头和身上却总冒汗。
船舶联检在餐厅里进行，我事先在餐桌上摆好了香烟、饮料，把已经打好的表格、船员们的海员证和其他证件摊好，其中一个戴眼镜的海关官员用半中文和半英文跟我和船长交谈。他说，船上预备的表格不够，是怎么回事？我急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小跑回房间取出所有的剩余表格，由对方检查，之后还是缺两份！海关官员吩咐我把表格一一补齐，到曼谷时再补交。因为我的错误，他们离船时索要五条万宝路和五箱饮料，船长和我当即应诺，有差错捏在人家手上，还得指望他们给下一个关卡美言几句。
船到曼谷时，河中有十多个穿灰黑色制服的人员坐在一条艇上，海关、移民局、卫检和船务代理的人员都在，对过往船舶采用的是联检方式，他们在模糊的黑暗中注视着船上的一切。刚才所做的应当只是初检，或只是书面检查。
船上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出了问题怎么办？限额的招待费支出究竟要超支多少？这个港口超支了，下一个港口就只能紧巴巴地开支了。
卫检人员在厨房里简单看了看则告没事。海关、移民局的人分别搜查了两个水手的房间，其中问水手老张的十盒蜂王浆和两瓶人参药酒是怎么回事。老张说是自己平时饮用的……看到这样紧张的情况，我只好按船长的意思办，继续打点，再给每人一条南洋双喜，他们不再多问什么，检查草草收场，全部人员告退。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水手老张事后告诉我，人参酒不管是真的，还是半真半假，只要酒瓶里能看得到人参模样的东西，在东南亚一带都好卖，因为都说这种酒有壮阳的效果，从国内买来到东南亚卖出去可以翻好几倍的价钱。他这次能侥幸过关，对我的“外交”成功甚是感激。
作为船上的管事，我看似闲适，闲的时候很闲，但一遇上疏通海关、卫检、港监、移民局或边检等各种各样的关节，一旦哪个关节打不通，别人很难体会到我的焦虑和苦楚。
天已经大亮了，“定安”轮在曼谷湄南河上徐徐而行，向曼谷市区的方向驶去。
从船上看两岸风光，曼谷情调独特，红顶黄墙或绿顶白墙的的庙宇，红、黄、绿这三种颜色在庙宇和楼房建筑群的大胆运用，以及庙宇那圆柱带尖顶的建筑结构，使这个都市令人赏心悦目，河岸上一片片的水生植物，两岸居民搭起的木屋，木屋的门外有人在忙活些什么。岸上来往如梭的车辆，时密时疏的高楼大厦、炼油设备、接二连三的小码头、举吊机、轮船、军舰……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
再次船检时，泰国的边检方式很有意思，船到港时每个船员都得在船员名单上签字，船离港前再签一次，通过前后笔迹的对比，就可以查证到底有没有船员偷渡。
暗算
船上房间里的床与舱壁上放棉被和毯子的木架距离很近，我靠舱壁边上躺下，忘了上面有木架，习惯性的一起身，额头“砰”地一声碰到了木架上，痛得我龇牙咧嘴，还出了一身冷汗，我边揉额头边骂，搞的什么玩意儿，都说日本人讲科学，安这个鬼木架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我因为晚上看书什么的很晚才睡，早上通常较晚才吃早餐，刚打开餐厅门时，迎面碰上水手长雷安邦，水手长大声道：“管事，早上好——”
他故意把“好”字的音拖得长长的，恭而不敬的意思非常明显，让我觉得不是滋味。抬眼往餐厅的黑板一看，见到了充满火药味的文字：伙食账很可能有问题，强烈要求船上的伙食账每一个航次都要公布，严防贪污腐败！
笔迹故意写得歪歪扭扭的，看不出是谁写的字。
我故作镇定，照常打稀饭、拿馒头、夹榨菜，大声喝稀饭，在餐厅里默默地嚼着馒头，二厨在擦桌子，对作为管事的我——他的直接上司——倒是毕恭毕敬。二厨像是要宽慰我，说了一句：“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太过分了。”
我说：“谁写的都无所谓，伙食账就是要公开。”
船上伙食开支是从每个船员的海上薪资中扣除一百美金，这一百美金多退少补，也就是说，开支越少，余下能分的就越多。船上通常多是在国内的港口买菜，省得到国外的时候多花费。这次曼谷的菜价比国内的高不了多少，所以船上只上了些蔬菜。
对于查账的要求，我底气十足，因为我知道账目上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有个宗旨：不管在别的什么途径赚钱，船上弟兄们的血汗钱是一分都不能贪的。所以在购买船上的蔬菜时，我总会叫上其他人，算是互相监督，讲价钱时尽可能把价格压低，为大家能省就省。
我主动向邱船长汇报有人要查账的情况，建议是否在船上临时成立个查账小组，把一些相关的账目弄个明明白白。
船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轮机长在查账时“督阵”，值班后的大副、二副黎志刚、水手长，还有大副最信任的水手何晓阳联合查我的账。大副和我靠得很近，仔细地查看每一张单据。
伙食账的每一张单据都有两个人以上的签名，从程序上看不出有任何问题，至于当事人具体买某样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猫腻，比如说弄点买水喝的钱，那是另外一回事。有的单据甚至是水手长本人签过的，因为上回在八所港买菜，他也是参与者。我和这些具体的单据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关系。
查账的结果是：某些菜价偏贵，而这些偏贵的菜并不是经我手买的。这令大副大失所望。轮机长掺和说：“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没必要太认真。”大副笑着对我说：“对事不对人，请管事原谅。”说完他立时收起了笑容。我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大副搞的鬼！大副认为我在船上买菜、油盐、大米等的伙食账有问题，便在他值下半夜班的时候，独自一人跑到餐厅，在餐厅的黑板上写了“建议”。
极端之吃
“定安”轮从日本的衣浦港装好钢材后回国，是大好事。
尽管船上吃的东西越来越成问题，尽管答应陈新民加入东哥的公司让我忧心忡忡，但“定安”轮离开衣浦港之后，天气开始好了起来，经常处在晴与未晴之间的那种状态，这种天气跟我正在变化的心情非常吻合，所以喜欢。
航行于日本海东南面，不像西北面那样阴沉单调，站在船的顶层，我可以看到海上的许多景致，我们四周来往的船只多了起来，有比“定安”轮还硕大的油轮和集装箱船，尾巴挂的是不同的国旗。有一艘蓝绿色的机动渔船，大概只有几十个吨位，船身上写着“丸子”什么的，肯定是日本船，只隔我们几百米远。我向那艘船招手喊叫，“丸子”船上的人没什么反应，我也不能老把自己的热脸往人家冷屁股上贴，就不再理那艘船，转而看小岛屿上的亭台楼阁和远处的铁索长桥……
我们航行的新海域的小岛屿和礁石多，有些航道还是非常狭窄的海峡峡口，下关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下关时，我得跟在驾驶台和担任船舶驾驶的大副一同值班，船长也在密切注意随时变化的动态。下关峡口有一千多米长，几十米宽，船过峡口时，船长高度紧张地在驾驶台上把关，驾驶员和水手不仅要严格地依照海图行船，还要遵从峡口岸上日本人用高频电话传达的行船提示，这种提示是用英语讲的，发音不太标准。此时此刻，我这个翻译所起的作用异常重要，大副正“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呢，他可能既希望又害怕我出差错。
若我慌神，把“左满舵”译成“右满舵”，或把“前进一”译成“前进四”的话，那“定安”轮就有可能在日本海成为又一艘“泰坦尼克号”。我紧张地完成了整个航道的航行指令翻译，大家齐心协力，幸好没有出现异常情况。这段经历使我非常具体地体验了“心理压力”“走马行船三分险”这些词语的内在含义。在我离开驾驶室时，大家谁都没有要感谢谁的意思，可能是彼此在心里都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没心思再顾及小礼小节。
船过了下关之后，航行海域的视野越来越宽了，到处黑茫茫，不知何处是尽头，又开始无风也起浪的征程。船上是万把吨的钢材呀，不得不控制航速，但连同船体近两万吨的货轮在暗流汹涌的海上还是像玩具船似的左摇右晃，煞是吓人。
到了中午，船上好些看上去很强壮的同事都晕乎乎地躺在床上，懒得起来吃午饭，我这个“斯文人”却坐在左右摇摆的船上餐厅，照常吃午餐。难怪我上船前人家要考我是否晕船，若是这个时候来考我，我肯定最优秀。
午餐吃的是鸭肉和咸菜，没了别的青菜，盘子里的鸭肉已经在冰库里冻了二十多天，用筷子夹鸭肉的任何部位，都难于激起人的食欲，但饿着，也得吃呀。没有了肉味的鸭肉在这种情形下更像是一种抽象符号。货轮再摇晃下去的话，成为符号的鸭肉在肚子里说不定会翻江倒海吐出来，那滋味若不亲身体验，简直无法体会。此时此刻若能吃到青菜，那就相当于山珍海味了。回到国内的港口，我们肯定会对青菜大快朵颐一番，这种极端之吃不注意的话又会让你多上几趟厕所。
饿着肚子却吃不下饭的我偏爱回想。记起在国内时的另一种极端之吃：五花八门的菜都已经上齐，大家吃得很多、很腻、很饱了，酒也让人醉得面红耳赤，偏偏还有一大盘油炸鹧鸪端了上来，几只鹧鸪虽然已经被油炸得香酥酥、黄澄澄的等着我们的筷子，但我们实在是吃不动了。这时候餐桌上的鹧鸪对我们来说同样只是一种抽象符号，当然要比船上久冻的鸭肉要真实一些，但也不过是一种主对客再热情不过的象征，却是超出温饱和实用之外的一种符号。
我最初接触冰雪时，饮食营养跟得上，觉得寒冷也不过如此，甚至暗地里嘲笑北方人怎么那么怕冷，总是比我穿更多的衣服。渐渐地，像我这样的南方人冷得倒下了，北方人依然挺着。我之所以病倒是因为跟船上的空调设备有关。
船上的主机若不出毛病就有空调，但有时即使主机运行还好好的，空调在某些时候也不听使唤。我从驾驶台回到房间，偏又碰上了空调“不行了”的麻烦，房间里是刺骨的冷。天气热，遇上空调出毛病还好办，到甲板上透透气就是了。天冷就没辙了，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身子骨再也顶不住了，冷得直打哆嗦，我知道这是重感冒的预兆，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还盖上毯子和棉被，还是在打颤，咳嗽开始明显起来，心境格外凄凉，但我还得挺着……
之后的几年我每到冬天时两膝有时会有风湿疼痛的感觉，正是在寒冷的日本得重感冒、空调偏偏坏了留下的后遗症。
菜荒
船上有些事邱船长看不惯，在日本能代港逗留时他告诫我们一定要多买些青菜，再贵也要买。邱船长的提议我是响应的，但跟船上的人一商量，他们就是不干，说日本的东西太贵，什么东西都比国内的贵四倍左右。
为了省钱，我们没买蔬菜，水手长雷安邦背后还说船长的不是：“他是租来的船长，一个月七八百美金，我们充其量只有两三百，怎好跟大款船长比？大船长说的每句话都值大把美金，我们做生做死还担心奖金被公司找理由扣了。”
“定安”轮本航次从广州运矿石到日本的能代港，再从日本的衣浦港运回钢材，到现在已有十到二十天，人疲马乏。目的港M港预计一个星期内可到达，谁又能保证航行中不会发生什么事呢？
毕竟春节在望，又是回国，大家有了盼头，怕就怕“定安”轮跑起来总比预计的时间要慢。
麻烦的是现在船上的蔬菜告罄，我这个管伙食的似乎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肉类也几乎吃光。冰库里本来还有十几个冬瓜，以为回国前还够当作青菜的替代品，没想到一个个表面上看去都挺好的冬瓜内里全腐烂了，也不敢拿这种冬瓜的表皮煮来吃。没办法，我只好和大厨、二厨一道把它们全都扔到大海里去了。就算是还有东西吃，冰库里的东西一旦过了个把月，煮的时候再怎么调味，都没有了原来的味道。
我只好吩咐大厨在黄豆和绿豆上做文章：发豆芽、磨豆腐，想方设法用豆子弄出些青菜的替代品来，还炒黄豆、绿豆吃。但没过三天，船上的绿豆、黄豆全用完了，接下来，船上三餐唱主角的只能是海带加咸菜。
因缺水果和蔬菜，船上许多船员出现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等状况，其他病号也逐渐地多了起来。好在目的港在望，人们在无奈中又被某种兴奋支撑着，略略减去心中的苦楚和烦恼。晚饭后，人们喜欢聚在餐厅看录相，可船上就那么几盒录相带，“复习”过五六遍或七八遍的老带，那些情节叫我倒着说我都可以说出来。
寒冬里肚子饿得特别快，到午夜一点，何晓阳张罗着用偷来的公家鸡蛋炒剩饭。油是上一个航次到马来西亚装载棕榈油时从货舱里弄来的，用起来格外随意大方，往锅里倒像倒水一样，不一会儿，锅里噼哩叭啦的，像是油炸米饭。饭炒好后见者有份，我们都吃。
意外的是，吃了香喷喷的炒饭的我们却饱受如厕之苦，有的想拉拉不出来，有的总是“风起云涌”，拉个不停。电报员说：“吃公家的东西坏自己的肚子。”何晓阳则呕吐不止，他边吐边骂爹骂娘，最后得出结论：“人不吃青菜真还不行。”
我上完厕所到甲板外透气，望着远处隐隐约约的灯火，格外想上岸。
隐患
从单边带得知，装好钢材等杂货的“定安”轮将从M港直航到广西的防城港，在防城港卸完货后，到锚地从外轮上过泊一批钢筋，再回我们的大本营海口港卸货。
用了六天的时间，“定安”轮在M港卸九千吨再装八千吨钢材等杂货的任务已完成，这算是令人满意的速度。船将起航的那天，好些船员都买了十到二十斤的苹果。二副黎志刚、水手何晓阳和亚福则合伙买了三十纸箱“红富士”苹果，大副自己也弄了二十箱。这些苹果几毛钱一斤买来，二三元一斤倒卖出去肯定可以赚一笔。
何晓阳求大副将苹果放到二层货舱，大副不喜欢何晓阳那种跟谁都亲近得来的德性，特别讨厌他跟我的亲近。在大副看来，何晓阳讨好我，不过是能多抽一些公家的招待烟和喝一些饮料罢了。
大副还是体恤何晓阳和黎志刚，他们都是他在甲板部的难兄难弟，更何况何晓阳平时对他也还算恭敬，便说：“不碍事就可以，不过有人要是问起，就说是货主寄放在这里的，捎给广西的朋友。”
黎志刚拍了拍大副的肩膀，伸出拇指说：“够意思！”
邱船长走了过来，说：“货舱里放苹果不合适，对货舱和航行的安全不利。”
大副对船长说：“弟兄们只不过做点小生意，也不必太认真，要是在船上领的钱多，谁还在乎这点小钱？”
邱船长听出弦外之音，见船舱毕竟未装满吨位，便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处世策略，他给自己找台阶下，说：“那要注意摆放东西，不要堆在一起。”
大副嘴上说“那是那是”，心里却很没当回事。
按正常时间推算，船要在大年初一前到达防城港已不可能，又得在船上过年，大家的心绪反倒安稳了起来，只是空闲时很喜欢在餐厅里凑在一起，谈论诸如公司的股票就要上市、我们就要赚大钱啦；海口的楼房就要盖到86层、以后比新加坡还漂亮之类的话题。
何晓阳说：“我从电视上知道，海口昨天出了人命案……”
陈新民说：“死人的事在哪发生都正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水手长总是提醒大家：“聊天最好别聊那些不吉利的话头，免得对航行不利。”
水手长胸前有块粗厚的佩玉，是用红线串的，脖子上还绕着一条粗如小指的银项链，这两样东西算是护身符，他认为足以保他平安，当然他更关心船舶航行的安全。他给驾驶台的神龛换了新鲜的“红元帅”苹果，换了两杯白兰地酒。
大副点香插在香炉里。神龛是从日本人手里买船时所留，之后“定安”轮每每起航，船员都要放些供果、烧烧香作些表示，类似于吃风浪饭的渔民出海前对先祖祭奠一番以求庇佑。大厨按水手长的吩咐，把两只割了脖颈的大公鸡倒提，嘴里念念有词，从船头到船尾洒了一周鸡血。
船神“吃”了两只鸡后，我们再吃。
午餐吃鸡肉，陈新民用海南话调侃说：“公吃咱也吃，真香。”说话的口气玩世不恭。
陈新民说的“公”当然是指看不见、摸不着似乎又无处不在的船神。
横祸
“定安”轮过了台湾海峡，已是大年三十。按惯例除夕夜加餐。大厨、二厨忙得不亦乐乎，平时“远庖厨”的我也动手帮厨，做些摘菜、洗菜之类的帮衬活。
晚餐不分餐，弄了三桌菜，每桌有九道菜，一份汤，荤素搭配得当，鱼和猪肉是少不了的。桌上都有两包红双喜烟，每人一瓶生力啤酒，烟酒算在船用招待费账上，不会花大家的伙食费，所以人人都放心地吃。有人自备白酒助兴，场面更是少有的喜庆和热闹。
何晓阳喜欢把别人不喝的酒都喝了，醉醺醺地说：“要是每人分一包烟该多爽啊！”
我想解释船上的难处，却罢了念头，嘴上说：“对，对，对。”心里却想：好事做不到底，人家还不满，但要想做到好事的“底”，何其难也。
酒量不错的邱船长、轮机长和大副端着酒，到每桌轮流跟大家干杯。船长的祝酒词很简单：“兄弟们辛苦了，过去的一年感谢大家，让我们为新一年的顺利和成功干杯！”
“干杯！”众口附和，碗碟声响成一片。有声响和没声音就是不一样。
风浪渐大。突然间，轰隆一声巨响，像是天崩地裂，桌上的碗碟哐啷落地，船体剧烈晃动。久经风浪的船员们不由得大惊失色，没有了言语……水手长急忙跑去船舱处察看，大家望着美味佳肴，一时不敢动弹。
雷安邦很快就神色仓皇地跑回来报告说：“坏了，坏了，出大问题了，二层舱右侧面舱盖板断裂了，二层舱大部分钢材压到了右下层舱！”
最简单的判断，如果二层舱的钢材继续向下崩落，或者说船体继续倾斜的话，沉船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且船体有上万吨的压力，船眨眼间就会沉下去，救生圈、救生艇或呼叫别人的救助都几无可能。想到这一层，船舶领导们的脸都变青了。是否要向岸上呼救成了问题。
邱船长发令：“大家各就各位，坚守自己的岗位，等候指示！陈新民，你马上将船上的情况报告公司。”
随即便与大副、二副、轮机长急匆匆走上驾驶台，发现船体已向右倾斜7°左右。
邱船长宽额上的皱纹分明了起来，两眼睁得比平时大，他跑船已近三十年，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情况，说话从未如此失态过：“快……快……去，不要动舱内的钢材，准……准备给左舱灌压舱水，尽可能维持船体的平衡。”他的声音有些颤，高大的身躯刹那间仿佛压缩了许多。
左舱灌满压舱水后，显示船体已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海上风浪或涌流再大，造成舱盖板继续断裂，左舱的压舱水已灌满，也就不可能再靠这种办法来使船体保持平衡，这就……如果……不堪设想……
邱船长不敢再想“如果……”，他立即召集甲板和轮机的全体船员商讨对策，达成的共识是：船赶快向岸靠，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抛锚停泊，调整出事的货舱后再作计议。
从海图上看，福建的清化湾是最理想的停泊处：近岸，有危难全部船员可以迅速离船；风浪小，水够深，可以抛锚避风。
邱船长通过船上的广播说：“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体船员都穿好救生衣，检查救生艇、救生筏等，随时备用；电报主任与就近的港方保持联络，随时准备应对不测。”
“定安”轮用“前进二”的慢速度向清化湾行驶，像匹受了重伤而奄奄一息的狼，拖着一拐一拐的腿，在茫茫的草原上挣扎哀号。
驾驶台上，手把方向盘的大副望着茫茫海面，一处处仿佛都是死亡的深渊。
我在心头暗暗祈祷：风浪不能再大了，不能再大了，老天保佑！
各种补救措施就绪后，天已大黑。惊恐中度过两个小时的船员们心绪稍稍平静。有些船员回到了刚才还在尽兴喝酒的餐厅。
三副朱力说：“不管是生是死，先把酒喝完再说，免得死的时候闭不上眼睛。”部分船员在餐厅接着吃饭喝酒。我也无奈地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发牢骚说：“货舱配载不好，只知道做生意，只知道去找女人，我们二十几条生命简直就捏在一个人手里，可怕！”
大副步入餐厅前停了停，我说的话刚好被他听见，他冲进餐厅，左手抓住我前胸处的衣领，右手顺势啪地扇来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叫你乱说！”
大副对我诸多莫名其妙的不满终于找到了发泄口，我对他的一股恶气也冲上心头。
我抓起一个装有花生米的瓷盘子反击，但被杨冬民和小张架住，人没打到，盘子脆响地烂了，听了刚才船上的轰隆巨响，盘子破碎的声音格外刺耳。
“瘦猴”杨冬民嘴上说：“不要这样咧。”心里肯定希望打得热闹些。我知道他对交战双方都没好感。
我的两手已被架住，一脚踢去，正踢中大副的小肚子，大副哎哟一声蹲了下来，用手捂住肚子，我平时对着沙袋练的踢腿动作今天派上了用场。
大副缓过神来，起身一拳朝我打过来，被急忙赶来的政委和轮机长用手臂隔住。
邱船长大声喝道：“都不要吵了，事情会弄清楚的，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怎么躲过这场灾难！”
船长平时很少动怒，偶尔发起火来也蛮有威慑力。餐厅里一片寂静，轮机的轰鸣声和船舱处哗哗哗的风浪声清晰起来。
此时，电报主任陈新民跑进来：“船长，公司已同意船上的自救方案，特别强调的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损失，抢险有功的要予以奖励。”
抢险
“定安”轮不幸中的大幸：一是海上的风浪没有加大，一直保持在三级左右；二是轮机主机总算争气，中途未出故障。若是轮机主机出故障，加上大风浪的话，如履薄冰的“定安”轮就必定呜呼哀哉了！
第二天是大年初三，凌晨四时，船开到了福建省的清化湾，抛锚就绪后，船长通知：全体船员立即参加抢险！
我重感冒未痊愈，也戴着安全帽、穿起工作服攀梯下舱。
水手用吊机把货舱盖打开后，货舱内一片狼藉，许多钢条、钢筋集中到了舱盖板断裂处的下层舱，下层舱的两辆推土机驾驶室棚盖被砸扁了，窗玻璃碎片散落在舱底。
黎志刚、何晓阳买上船的三十箱苹果东倒西歪，苹果滚了一地，烂的烂，破皮的破皮，货舱内有一股浓得呛人又有些好闻的苹果味。
目睹这一情景，大副这王八蛋能不愧疚吗？如果当初听船长的话，不让苹果上船，而把钢材往四周散放，钢材的重心不集中在船舱中间，多多留意舱盖板曾经弯曲的地方，这场灾难或许不会发生。
我的指责并非全出于私怨。
虽然戴着手套，一触及钢管还是感觉到它们的冰凉。何晓阳跟陈新民一边搬动钢管一边说：“看来我们这个季度的安全奖全部泡汤了。”
陈新民白了他一眼，道：“能保住命回去见你女朋友就不错了，还想着钱。”
船长指令：“用吊机将堆得太集中的钢条吊往周边疏散。大管轮，你们几个负责将散乱的钢材重新捆绑好，并注意调节舱水。舱内光线暗，注意安全。”
大管轮帮着捆绑好一扎钢材，瞅了一眼在指挥吊机的大副，气咻咻地说：“如果是因强台风船沉了，死了还可以闭眼；如果因人为的事故翘了辫子，也太不值了。”
三管轮道：“甲板部发奖金跟轮机部分得一清二楚，是他们的原因出了事故，凭什么要大家一块来承担责任？”三管轮说着用木棍一连剁烂了三个苹果。
二管轮抓起一个没烂的苹果，在衣袖上擦了擦，边吃边说：“过新年发生这样的事，兆头很不好，船到哪要沉都不知道，我们还能活着到防城港的话，我要向公司要求公休。”
在我的房间里，邱船长给我做思想工作：“我们的航行特别不顺，如果公司知道你们在出现险情时打架的事，对谁都没好处。大副是过分了，你就担待点。他先动手打人，这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我已经跟他说了，要他向你当面道歉，他也答应了。你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事情只要处理得当，我可以不向公司汇报你们之间的事……”
船长迁就我的意思明显。
我心里清楚，大副有太多把柄抓在别人手里了，叫他做什么心不服口也得服。这事他是罪魁祸首。船长当然也有重大责任。
我还是故作姿态地对船长说：“这事我也有错，不应该火上浇油，把事情闹成这样。”
船慢速行驶，我躺在床上惊恐得睡不着觉，总担心船随时都会沉没。
祸不单行
“定安”轮提心吊胆地驶到了广西附近海域。
邱船长曾经对我说过他三岁的小孙女的故事。他说他在M港时给家里打电话，老伴告诉他，孙女一听到《新闻联播》前的乐曲就会“庄严肃穆”起来，端坐在电视机前，要等着看电视，一旦在新闻节目的电视画面上看到戴安全帽的中年人或老年人，就会指着电视对别人说：“那是我爷爷。”
邱船长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想明白了：他曾经带孙女到船上游玩过，邱船长的房间里挂有他戴安全帽照的照片……
当时听船长说起这样的事，我感动得直想流泪。
“定安”轮驶进了防城港，按公司的指令，船上的钢材将过泊到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外籍船上，再到码头装货回海口港。
顾不上休息，我们的船直接往外籍船边靠。各自的船上都有人在甲板上指挥。一对比才知道，我们的所谓“万吨巨轮”跟人家一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后来我得知，外籍船“米勒”轮有三万的吨位，是北欧造的船，设备也比我们的先进得多。
下午五时，太阳休闲去了，天空灰蒙蒙的，海况不佳，海上又起风浪，“定安”轮笨拙地在转身、徐行、斜走，渐渐靠近外国船，船再转身、抛锚、抛缆绳……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一阵莫名其妙的强风吹来，“定安”轮的船头控制不住，咔嚓一声闷响，竟撞在外籍船“米勒”轮的栏杆上。
我听到外籍船上“Fuck！Fuck！”地大喊大叫。他们的文明礼貌好不了多少，也会说“操”，只是语言不同罢了。我们这边理亏，我不敢骂回去。
雷安邦气咻咻地骂道：“真是倒霉透了，我们的船员不知吃错了什么药！叫你们不要在船上说不吉利的话，你们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敢做，能不惹祸吗？”
我知道他是在暗指我和大副打架的事，但这跟碰人家的船有必然联系吗？有时候不符合逻辑的事只要义正词严地说出来，听起来就很像符合逻辑。
邱船长沮丧而又镇定地说：“不管怎么样先把船靠好。”他又通知电报主任陈新民立即将情况及时报告公司。立即报告公司的通常都不会是好事情。怪不得外国人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定安”轮靠上外籍轮，捆扎稳当后，邱船长、大副和我主动上对方的船上栏杆查看被碰撞的损坏程度，外籍船块头大、派头十足的船长、大副和水手上来指指点点，绿眼睛溜溜地转，说这道那了一番。
我给邱船长一一翻译，邱船长向对方道歉了一番。
我用英文如下记录：1993年2月13日17时25分,“定安”轮向“米勒”轮靠泊，两轮成30度角，因海况甚差，相靠时东北风由3－4级突然增至7-8级，“定安”号轮船头碰断了“米勒”轮围栏栏杆三根，上粗条栏杆呈弯曲状，有裂痕。
大块头外籍船长将以上记录过目后，粗豪的下巴一扬，点了点头，没提出异议，痛快地签了字，同时吩咐手下用照相机拍摄了相关的照片。对方用英语作的记录邱船长也签了字，并互盖船章。
这样的海上事故意味着或轻或重的经济损失，我们的心情好不到哪去了。
“胜利”
从“定安”轮吊装到“米勒”轮的钢材已装完五千吨，全部完毕后都得赶船期，多待半天或一天，都将是重大损失。
“定安”轮将与“米勒”轮僵持不下的情况再次上报公司，公司一时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便指示“定安”轮与当地港监保持联络，再作定夺。
我在办理离港手续时，得到“定安”轮意想不到的消息：“米勒”轮本应在发生海事的二十四小时内向当地港监报告此事，有港监的介入，在海事赔偿上才有足够的法律效力，不知他们有意还是无意地疏漏了这一法律细节，或纯粹想敲诈勒索。
这种情形下“定安”轮可理会，也可不理睬“米勒”轮提出的过分要求。
经与公司反复商议，“定安”轮决定不理“米勒”轮，在第二天吊装钢材完毕后将余下的钢材运回海口,这一决定使大家都兴奋起来，过不了大年还有希望回去过小年。船回船籍港能回家乡见到亲人和好友，总是船员求之不得的事情。
冷静一想，大家又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米勒”轮会轻易放过“定安”轮？现在还捆绑在一起呢，到时会不会发生斗殴呢？真要斗殴又有几分获胜的把握……邱船长提出这些问题后，决定先把船上的妇女和儿童用交通艇转移至防城港，交由在港的公司业务员处理好食宿和交通事宜。
之后大家不由自主地把空啤酒玻璃瓶收集了起来，大厨、二厨把能找到的刀、棍、斧都集中在一起。
在全体船员的动员会上，疲惫不堪的我还是很快到了场。
邱船长把第二天清早起航前的各方面工作做了布置，最后提出了一个最具体的问题：“明天一大早谁上‘米勒’轮去解缆绳？”
船上一阵沉默。“我去！”何晓阳毅然表态。
都说他练过几手，但从未见他表现，我也看到他在船舱顶烟囱的沙袋上练拳击。不管怎么说，何晓阳的勇气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那夜，对邱船长和我们船员来说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早晨六点，天还乌蒙蒙的，“定安”轮全体船员无一例外地都起床了，各就各位做好了准备，疲乏的我最后一个赶到船舱。何晓阳穿着软底布鞋，轻捷地从“定安”轮爬上“米勒”轮，迅速地在解缆绳，当即被“米勒”轮的值班水手发现，其中一个黑皮肤水手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靠近何晓阳时，何晓阳抬脚往后一踢，正中来者的心窝，黑皮肤水手嗷嗷直叫。他招呼同伴过来，另一个白皮肤水手赶到，手抓酒瓶往何晓阳头上一砸，何晓阳光顾着解绳，来不及躲闪，我从望远镜看到他的头在流血，酒瓶玻璃碎片弹落在甲板上……缆绳解开后，何晓阳起身挥拳，直击白皮肤水手的眼部，趁对方捂眼之际，何晓阳急匆匆地跳回了“定安”轮，只听见“米勒”轮拉响了船铃。
大副和水手长把何晓阳扶进房间，给他的伤处上药，之后用纱布包扎，何晓阳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样子很吓人。
“定安”轮在紧张而小心翼翼地启动，这时候“米勒”轮的栏杆前站着十多个不同肤色、身材高大的船员，大块头船长发话了，责问“定安”轮为什么不把问题处理清楚就离开。这时候英语水平显得格外重要，我用流利的英语阐明对方的理亏，并婉转地说明“定安”轮必须迅速离开的理由。
大块头船长说至少要打一声招呼，他眼睁睁地看着“定安”轮一米一米地离开，后来他向“定安”轮挥动手中的照片，叽哩咕噜地在喊叫，声音越来越听不清，大概是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之类的话。
发生恶战已不可能，邱船长松了口气，脸色还是难看。
我出了一身虚汗，突然发现一直在给大家壮胆的“瘦猴”水手杨冬民在关键时刻老躲在舱盖板的屏障物后面，大家笑话他时，他说他在密切注意船位，看会不会再发生碰撞，他说得有些道理，大伙便不深究。
“定安”轮的船务公司后来并没有收到“米勒”轮提出索赔要求的函件，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有理中也有理亏处；二是真要认真起来，除开花费的成本，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大便宜。
在“定安”轮与“米勒”轮的斗争中，“定安”轮似乎是“胜利”了，公司认为“定安”轮船员能将功补过，所以不再打算扣发船员们本航次的奖金，但大家都得意和自豪不起来。
“定安”轮将抵达海口港口时，邱船长向船员宣布公司的最新决定：
一、何晓阳因公负伤，享受公费医疗，荣立三等功，奖励一千元；
……
对公司的“最新决定”，我高兴不起来。
【资料写作者：叶海声，作家、海员，现居海口。以上资料由作者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