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化的爷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太行乡村，给我讲故事最多的人是爷爷。这大致构成了乡村出身者的一门“胎教”和“人生入门必修课”。在村里，在同代人当中，爷爷算是最有文化的人，读过私塾，背诵过《诗经》以及《百家姓》《增广贤文》等等老书。据奶奶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家里有很多古书，“破四旧”的时候全部没了。但文化知识，是入心入脑随身携带的，书没有了，不等于文化知识也没有了。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候，某一个星期天，眼睛盲了多年的爷爷忽然对我说，你找点草稿纸，我说，你写。我惊异，从书包里翻检出一本过期的作业本，拿出一支圆珠笔，然后说，爷爷，你说，我来记。
起初，我潜意识以为，爷爷可能要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或者记一些数字，让我帮他一下。谁知，爷爷一开口连篇累牍地背诵说：“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
如此等等，他滔滔不绝，我一下子懵了。爷爷停顿下来，说：“我这背的是《毛主席语录》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爷爷说，这些都是他眼睛还好的时候学习的，看多了，就能背下来了，尽管过去了几年，可还是记着不少。
我觉得神奇，也一下子觉得爷爷高大了起来。在我眼里，他再也不是那个眼睛瞎了之后，每天拿着一根木棍敲敲打打的农村老汉了，而是一个非常有内涵、有趣味的人。我一高兴，就央求爷爷继续背诵，我认真默写。只可惜，其中有不少字不会写，只能用拼音来代替。爷爷说，这不怪你，才小学四年级，能写下来一些，就已经很有文化了。因了这句话，对爷爷，我更加信赖。每个晚上，在家里吃了饭，做完作业，就打着手电或者顶着月光，去他和奶奶家里睡觉。当然，睡觉只是附加内容，主要是想听爷爷讲的故事。
但照实说，爷爷只是千万甚至亿万乡野中，有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一个。他讲的虽然不够好，甚至比不过隔壁的二奶奶。可是，他是我爷爷，我和他，不仅可以躺在一面火热的土炕上，从心里也是安妥的。
多年之后，我也才明白，乡下人常说的“饭要自己吃，孩子要亲生己养”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一个地方，人多了之后，生存资源便大大减少了，人生来就是为了消耗，本性也是自私的，于是乎，争夺、伤害、暴力、阴谋等等，便一一登台，成为人群中另一种持续不灭，且生生不息的宏大“景观”。因此，人和人的基本信任与依靠，便大大缩减了，直至只有近亲甚至血亲才能够相互获得足够的安全感。
我的童年时代，尤其是每年冬天，夜很长，每次睡前，爷爷讲的故事就成了我的催眠剂。当时只觉得，听故事好玩、有趣，现在想起来，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乃至至今毫无建树、亦步亦趋地写东西，爷爷当然是我的启蒙者。
很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化语境和进程不仅正在瓦解我们的生活、思想方式，也在摧毁我们古老的传统。在此境遇下，我才忽然明白，乡村是人类文明最核心的部分，是民族精神传承的凝结点、主链条，而层出不穷、传承于民间的各类故事，则是流贯于整个民族历史的古老血液，它穿越的是民族的“心”，是整个民族的骨骼和良知，现实与梦想。
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敢把爷爷讲的这些故事形诸于文字，总是以为这些很迷信、很唯心、很玄幻、很神秘主义，可我担心的是，那些活色生香、滋养代代草根民众心灵的故事，有朝一日会从乡村乃至民族的文化传承中彻底消失，余下的全是层出不穷、可触可摸的实体，以及无间隔的距离、此物和他物的全透明、生命与思想的物质化乃至灵魂的不复存在与人类古老梦想的灰飞烟灭。
赫尔曼·黑塞在其《旅行的欲望》中说：“每当大地呼唤我们，每当回归之路招呼我们漫游者回家，每当床榻示意我们不知疲倦的人休息，我总觉得，一天的结束绝对不意味着告别和畏惧屈从，而是让人怀着感激之情，贪婪地品味最深的体验。”我也以为，用文字的方式记录这些来自祖上（绵长而宽阔的中国民间）的“道听途说”，甚至由某一些个体亲身经历而演绎而成的“民间故事（传说）”，就显得格外迫切。让自己在如此繁杂与迅猛的时代，于静夜之中，短时间地重返梦想时代，向所有的古老的、卑微的梦想致敬，也不失为一个美好的行为，尽管这很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