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可以改造的。”这是毛主席改造罪犯理论的核心，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造国民党战犯的基础。

提到国民党战犯的改造，就不得不提到功德林监狱。

当时全国有不少战犯管理所，北京功德林、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高级俘虏管理处，西安战犯管理所，重庆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管理所。

功德林关押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比较多，也因电视剧《特赦1959》，成为知名度最高的战犯管理所。

面对曾经在战场上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没有进行打击报复、直接处以极刑，而是力求革命人道主义，力求让这些“大官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国民党战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性和影响性相对特殊，他们改造的过程要比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更加复杂，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改造战犯也很少有成功的先例。

而在国民党战犯之中，黄埔一期将领改造过程和结果更是引人注目，他们和陈赓大将、徐向前元帅是同届同学，曾经被视为“天子门生”，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不可一世。

他们在抗战的战场上也有过贡献，党和政府花费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去改造他们，改造时间最长的是黄维，一共经历了27年，才真正转变思想，得到特赦。固执如黄维，党和政府都没有放弃过，而这8人之中，只有邓子超被枪毙。

邓子超

邓子超，1899年出生于江西石城，25岁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被编入了第六队学习，刚刚毕业就参加了北伐战争。

邓子超是在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之后一战成名，从此以后成为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

1934年邓子超任江西省保安第3团上校团长，抗战时期，在庐山保卫战之中，邓子超立下了战功，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得以名扬全国。当时《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都对邓子超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图｜功德林监狱

抗战胜利之后，邓子超因为战功升任江西省第9区(岷山)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

1947年，邓子超明明已经退役担任闲职，却在解放战争之时，又被蒋介石重用，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少将高参。

此后，邓子超曾经多次和华野交手，可惜屡战屡败。在几乎没有什么战绩的前提之下，邓子超依旧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感恩戴德。

1950年，邓子超在赣州被捕，之后一直以极为激烈的态度反抗，在狱中强烈抗拒改造，不是闹着要自杀，就是自残。

邓子超成了顽固反抗的典型，他甚至几次三番密谋越狱，蛊惑人心，即便中央三番五次亮明态度：不审，不判，不杀，邓子超依旧不为所动，搅乱整个功德林的管理秩序。

1951年初，邓子超被枪决。

他是功德林之中唯一一个被枪毙的黄埔一期学生，因为其个人的影响太过恶劣。

其他几名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国军战犯，后来都陆陆续续得到了特赦。

黄维

1948年12月，黄维作为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被俘虏，到1975年12月他作为最后一批战犯特赦，经过了27年的思想改造。

黄维，江西贵溪人，土木系的重要将领。

黄维从黄埔一期毕业之后，几乎一直是在陈诚的第十八军，从旅长、师长到军长，深得陈诚的信任。

淮海战役之中，除了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之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

黄维在南平集附近被捕，从黄维被捕第一天开始就处处反抗，不予合作。

国民党政府宣布黄维阵亡，还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黄维的妻子就带着儿女去了台湾。

黄维是功德林监狱之中比较顽固的战犯，他之所以一直反抗，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现在成为了阶下囚，不是因为自己有错，而是因为打了败仗。

他在学习之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会出言讽刺挖苦。

监狱规定睡觉必须关灯，他非常不满，挑刺，大骂没有人性。听说杜聿明写了一万多字的读后感，他不思悔改，拒绝写任何悔过书。

黄维是功德林管理人员心中拒绝改造的典型，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后，他傻了眼，而妻子更是万念俱灰，从台湾、香港千里迢迢来到上海，甚至出现了精神问题，曾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发现救了回来。

更让黄维的家人无法理解的是，黄维偏要在战犯管理所研究永动机，管理人员觉得他是想要以永动机来逃避改造。

为了阻止黄维，他的设计图纸和文字资料被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又交给了中科院，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经过一周的论证之后，答复为“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并且写了充分的理由和依据。

黄维的妻女多次来监狱里说服黄维，大女儿还带书给黄维看，但是他太过固执，把书都给扔了。

管理人员看黄维这样痴迷，觉得他的想法也是可以肯定的，也许能找到改造思想的突破口。

他们让管理所电机厂的4名技术人员和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和黄维成立了科研小组，帮助黄维搞科研。

在旁人看来，黄维搞永动机就是一个“笑话”，而黄维从此以后有了悄悄的转变。

在功德林之中，黄维得了肺结核、淋巴性结核等多种疾病，病情严重的时候，还出现了大量腹水，走路都晃荡。

战犯管理所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这件事还惊动了周总理，因为治病要一种特殊的进口药，苏联生产的质量不佳副作用大，周总理批准专门从香港给黄维买这批药。

黄维每天的餐桌上都会有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肉，即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有一阵子黄维觉得管理人员越来越胖，以为他们吃得比战犯好，特赦后才知道，管理人员是因为吃不饱，才会出现身体浮肿。

黄维病好了之后，思想终于开始转变，他心中清楚，就算是在从前，蒋介石也不一定会这样考虑他的身体健康，即便他是一名高级将领。

黄维最终还是在监狱里制造出一台所谓的“永动机”，但在转了几圈之后还是停了下来，并不能真的永动。

后来黄维给女儿的信中也在提起，他已经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希望女儿帮助他买一本参考资料《共产党宣言提要和注释》。

图｜1975年，文强（右一）、黄维（右二）等在全国政协接待美籍人士、原国民党国防部故旧的来访

特赦后的黄维其实依旧固执、较真，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之时，会为一个史料的错误，用小半年去到处核实，访问亲历者。

1980年，有一本以国军观点看淮海战役的书要出版，找到黄维，黄维提出要是以国军观点来写，就一定要写“徐蚌会战”，而不能写“淮海战役”。

黄维这个建议刚开始并没有得到采纳，他拒绝动笔，最终书名下面多了一行字“台湾称徐蚌会战”。

黄维和邓子超一样，都是功德林之中的“顽固派”，而黄维的反抗在于他自己的犟脾气，他不会去怂恿，也不会刻意搞破坏、挑拨，不会拉帮结伙武力反抗，或者组织越狱。

一是一，二是二，这就是黄维的性格。也正因如此，虽然困难，虽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党和政府依旧愿意等待着黄维的改变，希望他能打开心结，放下思想包袱，不断反思自己。

图｜黄维到老家江西贵溪参观丝绸厂

很难想象，那个成天在功德林骂骂咧咧的黄维，在特赦之后会积极主动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军政人员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消除他们的成见和顾虑。

他说希望台湾人能看看自己，自己不仅没有死，还活得很好。

曾扩情

周恩来总理曾对李仙洲说过，黄埔一期的学生之中，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还有曾扩情。因为这两人在学员之中年纪比较大，学生们都喊他们曾大哥和李大哥。

曾扩情，四川威远人，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是带着李大钊给周恩来的介绍信来到了黄埔军校。

黄埔一期毕业之后，他留在了学校，在周恩来主任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

曾扩情珍惜和周恩来的师生之情，也铭记着周恩来对他的关怀。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不停给蒋介石写悔过书，表示愿意永远效忠蒋介石。

他最终还是选择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重庆绥靖公署秘书长等职。

他是蒋介石的心腹密使，在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中，曾扩情排在第一位，所以人们称之为“大太保”。

1949年12月24日，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四处寻找曾扩情，要求他立刻前往台湾，但曾扩情怎么都不同意。

他决定留在大陆，也想要向中共自首，争取立功赎罪。他悔恨自己在黄埔军校时明明有恩师周恩来引领，明明能走对路，却还是做了错误的选择。

带着这份愧疚之心，曾扩情在功德林的改造比较顺利，1959年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获得特赦。

曾扩情晚年回忆自己年轻时的选择，依旧会流泪，他说一生诸多错事，最对不起李大钊和周恩来两位恩师。

而周恩来对他说的话更是让她愧疚万分：“这不能全怪你们，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责任。”

杜聿明

杜聿明，陕西米脂人，蒋介石的黄埔系将领之中，杜聿明的官阶很高，他并非是蒋介石的同乡，能够在黄埔系之中脱颖而出，靠得就是自己。

1942年，为支援英军抗击日军，蒋介石以第5军为主力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前往缅甸战场，杜聿明被任命为第一路副司令长官。

蒋介石很信任杜聿明，他有战功，更重要的是他在面对蒋介石的命令之时，几乎不会根据军队所处环境进行修正，机械执行。

远征军因为执行了蒋介石规定的撤退路线，越过荒无人烟的野人山回国，所以损失惨重。但蒋介石觉得这是杜聿明对自己忠诚的象征，不仅不会怪罪，还将其擢升为第5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

图｜杜聿明与曹秀清

在解放战争之时，杜聿明已经身患重病，在杜聿明已经在沈阳割去右肾的前提之下，蒋介石依旧命他带兵坚守重要的东北和淮海战区。

杜聿明最后一战，对手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杜聿明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不敌解放军，数十万黄埔嫡系部队毁于一旦，45岁的杜聿明在河南永城陈官庄被捕。

杜聿明在功德林之中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之前因为战争迟迟未能得到治疗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疾病，都得到了当时能给与的最好治疗。

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们自己吃窝头，杜聿明在生病期间能够吃到红烧鱼、烧鸡和鸡蛋，每天雷打不动有一份牛奶。

杜聿明的思想转变来自于这些细节，在功德林“读书改造”活动之中，杜聿明一丝不苟地读了《论持久战》等书籍，写下了万字的读书笔记。

他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连同一封信寄给了国民党第88军军长马师恭，协助策反工作。马师恭收到杜聿明的信后，暗下决心，在渡江战役前夕辞职，88军的指挥陷入混乱，防线很快被攻破，杜聿明以此为自己的“赎罪”。

“人非木石，孰能无感”，杜聿明深刻感悟到，自己的赤胆忠心，应该交给人民，而非蒋家。

杜聿明在战犯管理所缝纫衣物，体会一名真正的劳动者的辛苦和快乐。他也为志愿军获得抗美援朝胜利而感到无比骄傲，他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确实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站起来。

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杜聿明在功德林之中给女婿杨振宁写下书信，祝贺他获得了诺贝尔奖。

蒋介石曾经亲自出面邀请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争取杨振宁到台湾，曹秀清表面答应，来到美国后一直和女儿女婿商议着回到新中国和杜聿明团聚。

图｜邓颖超会见杜聿明及其家人

经过10年的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获得特赦。

杨振宁每次带着妻子回国，他和岳父岳母都会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宴请，杜聿明家中设宴团聚之时，也会喊上黄埔校友和一些国军将领郑洞国、郑庭笈等人作陪。

杜聿明最终选择定居在北京，和妻子在这里共度晚年。

宋希濂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毕业于黄埔一期，从军即先后参加东征、北伐，屡立战功。

宋希濂曾有“黄埔之光”的美名，蒋介石更是将他看作嫡系之中的嫡系。

宋希濂中学时对瞿秋白极为崇拜，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的瞿秋白曾经来过黄埔军校作报告，宣讲革命思想。

当时宋希濂既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共产党党员，瞿秋白是他敬仰的领袖人物。

然而在国共破裂之后，宋希濂选择了蒋介石。他说一生之中最为遗憾的事情，就是在接到蒋介石“就地枪决瞿秋白”的密令之后，亲自下达了枪杀瞿秋白的命令。

宋希濂晚年回忆，当时瞿秋白在狱中对他说：“宋师长是黄埔一期的，我知道你……看在师生份上，请给我笔墨，我要写东西……”

宋希濂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员的鲜血。

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势如破竹。蒋介石任命宋希濂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

宋希濂被捕之时，知道一直对自己紧追不舍的阴法唐只是个团长，感觉到无比绝望，只得长叹。

宋希濂是蒋介石逃往台湾之后，被解放军俘虏的最后一位高级将领，因为姓宋，又是个中将，被人戏称为“宋中将军”。意思就是为国民党反动派送终。

宋希濂在功德林之中认真接受改造，思想进步非常快，1959年获得首批特赦。

李仙洲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三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是山东人，而且都姓李，又都是黄埔一期出身，所以称为山东“三李”。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成为黄埔三期后辈王耀武的副手。

李仙洲被华东野战军俘虏，他身上受伤，被关押在昆嵛山战犯管理处，后来被转移到了功德林。

陈毅将军曾经见过他，对他语重心长地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本君一律优待，放下包袱安心学习，有困难和要求，可以跟我提。”

李仙洲忧愁地说：“陈司令官体察，我已经负伤，随身穿戴都是贵军卫生营发给我的，我实在没有包袱可放。”

李仙洲当时并不了解什么叫做“思想包袱”，陈毅坦然一笑，点了点自己的头脑：“我们共产党人讲的包袱是思想负担。”

李仙洲在功德林200多名战犯之中年纪是最大的，已经年过六十的他，身子骨还不好，以“三德”出名——吃得、拉得、睡得。

他没有反抗，刚开始也没有积极改造的意图，他将所有的不满埋在心里面。

一次看完电影，他在笔记本上抱怨电影将国民党军官演的不是像猪就是像猴，被宿舍组长看到交到了管理处孙副处长处。

孙副处长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将这些感言全部写出来。后来每周看完电影，他就写一篇感想。在《文艺专栏》里次次都能看到他的名字，他也算是功德林的“专栏作家”。

李仙洲的转变是潜移默化的，在1958年秋天，功德林的“将军们”一个个争相前往秦城农场参加劳动。

为了照顾李仙洲这些年纪较大的战犯，他们并没有被分配到任务，李仙洲不答应，带着几名年老体弱的战犯，主动提出要参加劳动改造。

李仙洲于1960年11月28日获得特赦，是第二批特赦人员的榜首，他的名字其实本不在第二批名单之上，是周恩来亲自批示的。

周恩来一直记得李仙洲这位黄埔一期的学员，记得他30岁抛妻别子千里迢迢从山东赶到广州，是这批学员之中最早被任命为连长的几人之一。

李仙洲的改造之路磕磕碰碰，但在“三李”之中，李仙洲算是结局最好的，晚年虽然不再辉煌，但也能平平淡淡。

周振强

周振强，浙江诸暨人。

他是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卫士，对孙中山忠心耿耿，黄埔军校成立之时，是孙中山保举他进入了黄埔一期。

黄埔一期再加上蒋介石老乡的身份，让周振强的仕途顺风顺水，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

同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特工沈醉回忆过这样一件事：周振强曾经枪毙过他手下一个特务，沈醉仗着“中将”身份，又是戴笠身边的红人，去找周振强的麻烦，还没出门就被戴笠狠狠训斥一顿。

周振强被捕前其实已经考虑投诚了，可惜半途之中被解放军俘虏，以为他在逃跑，最后被送到了功德林。

周振强在功德林之中的表现比较低调，思想改造比较积极，1959年获得第一批特赦。

根据沈醉回忆，当时周振强要被特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家认为，因为周振强是蒋介石的老乡，需要他来做统战工作，但也有人认为，因为周振强刚开始就已经打算投诚。

周振强特赦后被邀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平时的工作内容就是撰写回忆录，晚年回到了家乡浙江安度晚年。

范汉杰

范汉杰，广东人，黄埔一期毕业。

范汉杰在考上黄埔之前，其实已经是桂军第六路军的司令，听说孙中山先生开办军校，蒋介石出任校长，范汉杰才辞去了司令一职，考入黄埔，打算从头开始，毕业后官至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6年，范汉杰专司新兵督练的任务，他能深刻感受到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大厦将倾”之感。

1947年，范汉杰的兵团占领沂蒙山区，改任冀辽热兵团司令官兼热河省主席，同年，他被解放军俘虏，不久后，东北解放。

根据范汉杰的回忆，他刚刚进功德林的时候，采取的是明哲保身、逆来顺受的态度，他不断提醒自己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保持沉默。后来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感受到党和政府的诚意，明白自己是有新生的可能的。

他将原先留着的大胡子给剃掉了，坚持每天都写日记，看书和读报纸。

他床头上的书，有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史等书，还有高等数学、日语和德语书。

他不再虚度年华，在读书之中感受到了人生的充实。

他不止一次对其他的“同学”说过：“我们这些被俘的将领，败兵之将，释放回台湾，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生不如死。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果不死于非命，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报效人民。”

1959年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国家主席的特赦令，特赦了第一批三十名战犯，但是没有范汉杰的名字。

范汉杰非常伤心，终日不语，总是在想着第二批特赦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深感不安。

一直到第二年，范汉杰被列入了第二批特赦，心中一块石头才最终落地。

为了打消释放人员的顾虑，周恩来专门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

见到曾经黄埔军校的老师，范汉杰心中愧疚，一直在和周恩来总理道歉。

周总理安慰他：“我们这是殊途同归，走上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你们要感谢共产党对敌对阵营过来的人，采取如此宽大的政策，今后你们应尽力之所及，多做有利于人民的事。”

范汉杰离世后，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但范汉杰的子女妻妾都在国外或者台湾，他的家人之中只有同父异母的妹妹来参加葬礼。

范汉杰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很久之后，他的旅美大儿子范大胜代表全家来北京，将骨灰的另一半带回了台湾安葬。

毛主席一直坚信，国民党部分将领在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做了一定的贡献，大多数的罪犯是可以改造好的，只有很少人会坚持错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分清楚敌我，在此基础上反对野蛮和残暴的行为。

改造和特赦战犯，是孤立、动摇和瓦解国内外敌人的一步重要措施，我们以完全不同于蒋氏政权的方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战犯成为能够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人。

（1960 年10月19 日，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会见黄埔校友。前排左起：李奇中、周恩来、陈赓、邵力子、张治中、郑洞国。中排左起：黄维、唐生明、覃异之、侯静如、杜聿明、周振强。后排左起：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嘉彬、宋希濂）

1960年，特赦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 10 人来战犯管理所送镜匾：

十年来，我们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教育下，承蒙各级领导精诚感召， 殷切教导，使我们从良心上逐步地认罪忏悔，改恶从善，成为新人，沐恩戴德，感激不已！今后决心继续加紧改造，坚决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未来的岁月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和生命。